程 明
1934年，红二十五军长征开始时，我们宣传队只有5人，到达陕北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时，队伍壮大了，发展为30多人。
宣传队常备的道具是两个小铜鼓、几支笛子和口琴、快板等。其他道具则演出前根据需要临时筹借或自制：从棉衣里扯出一缕棉花，往嘴上一粘，就是胡子；找个破草帽一戴，就可扮演放羊娃。演出的节目有歌曲、戏曲，也有活报剧、曲艺等，有的是自编的，有的是旧曲调填新词。像《小放牛》《凤阳花鼓》《苏武牧羊》《八月桂花遍地开》等，这些民间小调都是我们经常用的。湖北的汉剧、楚剧，陕西的秦腔、碗碗腔，河南豫剧等，我们都会几段曲子，临时配合任务填上新词就演唱起来。
我们宣传演出的方式极其灵活，部队行军比较疲劳的时候，宣传队往路边一站就唱起来。看到哪个同志劲头足、走得快，我们就指名道姓为他编上几句顺口溜进行鼓励，他会走得更快。这时走得慢的同志也会迅速赶上来，队伍的气氛马上就活跃起来。打仗时，宣传队及时传播胜利消息，讲解取得胜利的原因。宿营时，我们还经常开晚会，为群众宣传演出和刷写标语。部队到河南、陕西之后，根据当地条件，我们还开展了炕前五分钟活动，又说又唱，热闹极了。
红军物质条件艰苦、战斗频繁，鼓舞士气、增强团结是宣传队经常性的一项宣传工作。红二十五军从皖西出发往鄂东转移时，连续通过敌人的四道封锁线，打了八仗，部队相当疲乏。很多同志，战斗一结束，躺到地上就睡着了。行军时，不少同志边走边打瞌睡，有时不小心摔倒一个人，后面就会跟着摔倒一串。遇到这种情况，宣传队就在路边，特别是险路、山隘等地方进行宣传、鼓动。我们有时说快板，有时演唱，大家一乐，精神就来了，行军速度也就加快了。
1935年5月，敌人对我鄂豫陕根据地“围剿”，我军对敌人采用了“先疲后打”的方针。那时部队每天行军，有时一天要走一百多里路。一开始，有些同志不理解，嘀咕：为什么不狠狠打击敌人，消灭敌人？宣传队根据军首长的指示，用快板、小调，向部队宣传：走，就是为了打；走，是为了调动敌人、疲惫敌人，到了对我们有利的时机就歼灭敌人。每次打仗后，我们把战斗中的英雄事迹编成节目，在祝捷大会上演出，对部队鼓舞很大。
那时部队行军多，每到一个新地区，我们首先到群众中去宣传。有时只有几个老百姓，也要进行宣传。部队过确山后，天气冷了，又碰上下大雪，很多同志还穿着单衣。部队宿营时，便要烤火取暖。一次，有个同志不慎失了火，烧了两间房子。坏人就造谣，说红军烧房子。一些不了解情况的群众，听说红军来了，就急忙从房子里往外搬东西。宣传队就向群众宣传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是为穷人打仗，是爱护老百姓的。经过宣传，老百姓又看到我们秋毫无犯，就纷纷拿出衣物，捐献给红军。宣传队还担负着调查敌情、民情、地情的任务。那时，没有那么多的地图，地情、民情的调查显得非常重要。宣传队就到群众中去，宣传群众、启发觉悟，把了解的情况及时报告军首长。我们每过一地，那里的群众就被发动起来，有的还建立了党的组织。打仗中负重伤的同志，我们就送到可靠的老百姓家里。河南、陕西、甘肃我们经过的地方，都有留下来的重伤员。在群众的掩护下，这些同志不仅没有出问题，而且成了革命的种子。
瓦解敌军、优待俘虏也是我们宣传队的一项重要工作。这项工作在战斗中起到了枪杆子所起不到的作用。红二十五军的作战对象有一部是东北军。战斗结束后，我们给受伤的俘虏洗脸、换衣服，还把香喷喷、热腾腾的饭菜端到他们面前。俘虏们感动又惊奇地问，为什么待他们这么好？我们就宣传我军的俘虏政策，讲天下穷人是一家，讲应该掉转枪口共同对付地主老财、白狗子，共同抗日解放东北。这些俘虏经过教育，愿意参加红军的留下，不愿留的都发了路费，让他们回家。几仗打下来，“红军优待俘虏”“红军是穷人的队伍”“东北是蒋介石出卖的”，就在东北军中传开了。在战场上，每当我们对着东北军的阵地唱《流亡三部曲》，他们的阵地上就静悄悄地，枪也不打了。由于我们优待俘虏、瓦解敌军的工作做得好，有些放回去的俘虏兵，下次打仗时，就主动带着武器过来了，成了名副其实的运输队。
部队前进遇到困难时，宣传队总是同尖兵队在一起；当后面敌人尾追情况紧急时，宣传队又同掩护队在一起。在艰苦的环境中，宣传队的同志经受了很大锻炼，深受部队喜欢。有一次宣传队为群众演出时，突然发生了情况。大部队刚转移，后面敌人紧随着就来了。同志们没见到宣传队回来，都非常着急，许多同志争着要回去找我们。后来，群众把我们从近路送回部队，同志们心里的石头才算落了地。一仗打下来，宣传队就常有同志补充到连队当指导员或到团里当干事，宣传队又成了培养基层政工干部的地方。1935年冬，直罗镇战役后，红二十五军宣传队和其他军宣传队合并，组成了以文艺宣传为主的火星剧社。这时，我被调到了其他团任俱乐部主任，就离开了宣传队。那段战斗的岁月，我至今难以忘怀。
（来源：解放军报 本文根据作者回忆文章整理，原文刊发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红军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