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小萍
我的父亲李晨和母亲陈浩是北京人，他们是北京师大一附中的高中同学。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们先后去了云南，考入西南联大，一边读书，一边在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下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我曾几次听他们讲起在南方局的工作经历。
回“家”了
1939年，父亲在西南联大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又介绍母亲入党。1941年皖南事变后，父母的共产党员身份暴露，他们的名字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按照组织安排，他们疏散到云南泸西县，以教书为掩护，组建中共泸西县委。父亲任泸西县委书记，母亲任组织委员，赵国辉任宣传委员。不久，云南省工委发现泸西县党内某人有内奸嫌疑，便让父母撤离到重庆。
中共中央南方局是秘密机关，设在重庆红岩村，公开名义是八路军（又称第十八集团军）重庆办事处。1942年春的一个清晨，父亲按照云南省工委书记郑伯克的嘱咐，走上化龙桥的一段山路，直奔红岩村那栋小楼。到了门口，他看到戴着18GA（十八集团军）臂章、穿着灰军装的警卫人员，才松了一口气：“啊，到家了！”在传达室，父亲说出约定的暗号：“我找柯参谋！”一会儿，一位双眼炯炯有神的同志出来接待父亲，问了几句他从哪里来之类的话，就上楼了。后来，父亲才知道这位同志是南方局组织部部长孔原。
过了10多分钟，南方局组织部的钱瑛微笑着走进屋，和蔼可亲地和父亲谈了一上午，问及他的简历、工作情况和社会关系。
父亲在红岩住了两周，看了有关白区工作的文件，听钱瑛传达党中央“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和南方局根据大后方情况制定的“三勤”政策。“三勤”即勤学、勤业、勤交友，要求地下党人勤于学习、精通业务、广交朋友。这样逐渐积蓄力量，以便时机一到，立即组织战斗。
至于父亲下一步的工作，钱瑛考虑到他的社会关系，打算派他到贵州。父亲有位堂兄叫李振翩，当时在贵州安顺的国民党军医学校任细菌系主任、血清疫苗研究所所长。他是湖南人，20世纪20年代曾和毛泽东一起搞湖南学生运动。钱瑛仔细了解情况后，让父亲先给李振翩写封信，看看能否在贵州给父亲找个职业。如果能去贵州，三个月后估计可以站稳脚跟，到时就给南方局来信，这边再派人和父亲一起执行重建贵州党组织的任务。
同时钱瑛指示，母亲可以通过自己的社会关系，找个职业作掩护，先站住脚跟，再酌情开展工作。
父母是分别前往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的。当时，母亲通过在重庆第十兵工厂任总工程师的堂兄陈心元的关系，在子弟小学当教员。第十兵工厂是生产炮弹的，国民党控制很严，要求子弟学校的教职工都加入国民党。该如何应对这种情况，母亲决定去红岩村请示工作。
1943年春，母亲从化龙桥直奔红岩村。她沿着那条山路，很快看见了守门的警卫人员，想到马上就要回“家”了，不禁心花怒放。
接见母亲的也是钱瑛。钱瑛严肃而又亲切，对母亲来说，她就是党组织的化身，母亲就像是她的小妹妹。
钱瑛听了汇报后问她：“你能不能再去上学啊？”母亲在上西南联大之前是燕京大学的学生，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燕京大学被迫关闭，1942年迁到成都复校。母亲觉得钱瑛的主意非常好，回答可以去成都复学。
不久，母亲辞别堂兄去了成都。她用原来的名字和学号在燕京大学外国文学系复了学，攻读英文。后来，成都地下党按照约定的暗号来找母亲，与她接上了组织关系。
在南方局领导下工作
1942年五一前夕，父亲到达贵州安顺。李振翩安排父亲在血清疫苗研究所任技佐，负责做生理盐水。父亲在贵州站住脚后，过了三个月，用暗语给钱瑛写了信。
8月，南方局派赖卫民带着从外省转到贵州的12名党员关系来到安顺，要父亲查找这些人，接上关系。父亲这级组织由赖卫民和他负责，赖卫民在第二线，父亲在第一线。因而由父亲出面，去接这些党员关系。
父亲接到任务后，利用暑假挨个查找。结果只在贵阳、安顺、遵义三个地方找到5名同志，接上了关系。随后，父亲去红岩村向钱瑛汇报。钱瑛严肃地说，前几年贵州党组织受到了严重破坏，是从省委机关破坏的，原因还没有查清楚，你们如果接触到原贵州党组织的人，绝对不要发生横向联系。
1943年春，李振翩对父亲说，你应该去学习。他建议父亲学工，最好学电。父亲和赖卫民也觉得在军医学校活动不方便，不如去上大学，有寒暑假，便于活动。于是，父亲化名李振铭，于夏天考入迁到贵州的浙江大学。
浙江大学所在的遵义、湄潭一带是红军长征经过的地方，曾经播下了革命种子，影响很大。父亲于当年秋到湄潭，去永兴浙大新生部报到。从湄潭到永兴没有长途汽车，只能步行，父亲请了一名挑夫帮他挑行李。父亲看过《西行漫记》，打算从挑夫那里了解些情况。
开始那名挑夫不吭声，得知父亲是到浙大念书的穷学生，才和他谈了起来。原来，那名挑夫为红军搞过运输，红军从哪儿翻过山冈、往哪个山头走，他都知道。他一路讲到父亲到达永兴镇。
浙江大学本身是有革命传统的。从一二·九运动开始，学生运动不断。到贵州后，虽然贵州是国民党的“模范省”，反动统治特别严，身处白色恐怖中，浙大仍然有不少进步学生进行革命活动。有些人直接与《新华日报》联系，在浙大建立了“据点”，还有一些失掉组织关系的党员也发挥着积极作用。
父亲按照党中央的工作方针以及斗争要“有理、有利、有节”等原则，在浙大开展工作。那个时期，父亲每年暑假去一次红岩村，向钱瑛、龙潜、荣高棠汇报工作。
到1945年，浙大的中共党员从两三个人发展到十来个人，周围的进步骨干发展到100多人。1946年浙大迁回杭州后，以这些人为核心，马上开展起广泛有力的群众运动。这股力量成了解放战争第二条战线的组成部分。
梅园新村举行结婚茶话会
1945年夏，母亲从燕京大学毕业。她的一些进步同学在成都的美国战时新闻处工作，为了占据更多的阵地，经党组织同意，母亲来到美国战时新闻处图片科工作，主要是把新闻处展出图片的英文说明译成中文。
8月15日，日本投降，美国战时新闻处很快就关门了。于是，母亲的上级马子卿让她回南方局请示工作。到了重庆，母亲找张友渔带她回红岩村。当时，党急需国际宣传方面的人才，南方局外事组正缺会外语的人。母亲到红岩村当天，外事组领导王炳南和龚澎现场考她，让她翻译一篇《新华日报》社论。考试合格后，母亲留在南方局外事组工作。她特别高兴，就像到了解放区一样。
外事组的工作主要是对外文字宣传，即把共产党自己的新闻稿和社论翻译成英文，并马上打印出来散发给在重庆与党有联系的国际友人或外国记者。
一天，母亲的领导罗清带她去见周恩来。当时，周恩来在红岩大礼堂作完报告正要离开，罗清向他介绍母亲，说这是外事组新来的燕京大学学生陈浩同志。周恩来问母亲：“你是与龚澎同志在一起的吗？”母亲答：“不是，我比她小好几岁呢。”
不久，父亲也回到重庆。组织上考虑到父亲已经暴露，不宜留在浙江大学，把他调回南方局青年组工作。
1946年5月3日，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乘马歇尔专机由重庆飞抵南京，钱瑛同机，父母作为代表团工作人员也到了南京。在南京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团（对内是中共中央南京局），父母仍分别在青年组和外事组工作。
在周恩来、钱瑛等同志的关怀下，5月的一个晚上，在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团驻地，代表团的同志们为父母举行了结婚茶话会。周恩来和邓颖超都来参加茶话会，还在他们平时吃饭用的小圆桌上请父母吃了一顿饭。
10月，国民党侵占张家口，并决定于11月召开伪国大。10月16日，父母和齐燕铭、范长江等中共代表团其他工作人员，作为第一批撤退人员乘飞机回到延安。
（来源：《红岩春秋》2023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