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仕先
抗战时期，鄂东10县过半地域沦陷，中共领导的鄂省第一支抗战武装——独立五大队，与国民党各路部队杂处于北部山区，在极其艰险困苦的夹缝中，机敏顽强地求生存求发展，短短几年间，壮大为独立团和新四军五师十四旅，成为举足轻重的抗战力量。讲极其艰险困苦，是既要反击日寇频频发动的疯狂扫荡，又要应对来自国民党方面的挤压围剿，真可艰辛倍尝。建国后特别是近年来，各种史著包括回忆文稿不断涌现，颇为喜人。但细观其内，亦发现诸多不足，如以偏概全，记述失实等等。还有个别文字不知出于何意，竟然歪曲历史，颠倒黑白，造成不必要的混乱。鉴于此，笔者拟根据现有史料，对几则重要史实，作一简要辨析。
一、抗战时，程汝怀改恶从善还是冥顽不化
程系黄冈黄安（红安）县人，毕业于保定军校和南京陆军大学，入伍一路飘升，官至中将师长。1932年初，弃戎从政，出任省府委员兼第四区（黄冈）行政督察专员。适逢国民党重兵进剿鄂豫皖苏区，程到职立即将衙门迁往黄安，就近调集人力物力，配合进剿行动。主力红军长征后，他又指挥属下保八团，搜捕红军留下的伤病员，残害苏区民众，干尽了坏事。抗战伊始，特别是沦为敌后期间，军政大员程汝怀又如何作为呢？有文字称，我五大队成立之初，程亲赴驻地点验人数，计发粮饷；当新建武装首战告捷，一举拿下敌宋墙据点，也曾派人前去慰勉。更有回忆长文讲，1939年初秋，境内广西军趁程外出视察之机，擅自发动进剿五大队驻地夏家山，一手制造凶杀惨案，倒是程闻讯赶回制止，强令释放被捕人员，平息剑拔弩张事态。此文还说，不久程被广西军挤走，远赴重庆避祸。抗战胜利才返回武汉闲居。1949年5月，解放军隆重入城那天，他举小旗与市民一起上街欢迎。此类记述似乎表明，抗战爆发后，程尚能从民族大义出发，改弦更张，与我五大队友好相处，至解放前夕，还一跃成为拥我民主人士。
事情果真如此吗？答案是否定的。抗战初期，程指示属下阻挠青年学子搞救亡宣传，并视两党停战协定为废纸，继续监视限制中共党员与进步人士活动。沦陷时刻，游杂武装蜂拥而起，程一一承认列编，唯独不受理我部申请。相反还在我训练营地芦山坳、夏家山周围屯兵设卡，截扣过往人员和补给物资，制造一波又一波摩擦事件。至于点验人数计发粮饷，那是我已获正规番号，在代管鄂东事务的广西军总部指令下，不得不虚假应付，且仅仅一月了事。宋墙之捷影响甚大，程迫于舆论压力，自然要作点敷衍文章。一俟重庆下达“限共”密令，程立即脱下伪装，将夏家山围堵变围剿，多路出击，妄图一举歼灭之。惊天血案传到延安，毛主席极为震怒，著文遣责道：“国民党内部的顽固派到处点火，在湖南闹平江惨案……在鄂东就闹程汝怀杀死五六百共产党人……”（《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中共党史记载：程汝怀部惨杀共产党员和群众500余人——上卷534页）。如此严厉警告，程汝怀充耳不闻，反倒变本加厉，制定对我鄂皖边游击区“三月清剿”计划，实施更大规模的百日围攻，再添累累血债。值此凶险关头，李先念率领的南下纵队抵达鄂境京山地区，中央军委连电向李通报程部卑劣行径，其中一份还要求：扩大军队至三万以上，坚决消灭程汝怀！可见愤之深恨之切。1941年，受皖南事变影响，广西军趋于反动危害加剧，上升为主要矛盾，且程汝怀亦遭彼排挤，见此状况，五师十四旅（张体学任政委）与鄂东地委商量改变策略，拟回头牵拉稳住程，减少对立面，于是派人与之接触。没料想老顽固不仅拒绝“联”“拉”，反倒出台一份所谓《奸伪投诚改编实施办法》，仍行恶毒攻击之事，导致谈判破裂。1942年7月，程十年任期届满调往重庆，出任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1949年武汉解放前夕，三镇留守军警集体倒戈起义，查阅相关资料，未见居汉的程汝怀有参与表现。倒因为他过去作恶太多，民愤极大，上街露面被人发现举报，军管会依规收监审查。综上所述，抗战头五年程主政鄂东期间，并没有象某些文字记述的那样改恶从善，其反共态度始终如一冥顽不化。1951年病故于武汉狱中，给他不光彩的一生划上了句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