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制定了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路线和政策。大会把党的工作中心从千方百计地组织暴动转到从事长期的艰苦的群众工作，确定以争取群众作为党的首要任务，把“左”倾作为主要危险来反对，这是党的工作中的一次重要转变，对中国革命起了积极的作用。
根据六大精神，中共湖北省委改变了城市工作策略，要求广大党团员必须切实地深入群众，从下层做起，只有在下层组织已经健全、工作有了开展以后，才能建立上层组织；力求使秘密工作同公开工作结合起来，采取各种合法、半合法的方式接触群众，实际考察他们的生活疾苦和基本要求，艰苦耐心地去发动和领导群众的日常斗争，从一点一滴做起，日积月累地聚集力量，实现“争取群众”的目标；坚持党的干部要做到“职业化”和“社会化”，充分利用职业和社会关系的掩护来开展工作。经过艰苦的努力，武汉地区党的组织和工人运动有所恢复和发展。由于武汉地区是国民党白色恐怖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从1928年至1930年，党在武汉的组织经历了5次破坏5次重建，往往新建的省委尚未站稳脚跟，便从领导机关到基层支部又被破坏殆尽，先后共有10余名前来担任湖北省委书记的负责人和数百名党员干部被捕牺牲，但是顽强的湖北共产党人仍然前仆后继、毅然决然地坚持着白区斗争。
在长期与省委失去或中断联系的情况下，湖北农村党组织在各区特委领导下，积极贯彻六大决议，独立地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在两年时间内，开辟了以湖北为主体或重要组成部分的鄂豫皖 湘鄂西 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推动革命斗争走向复兴。
鄂豫皖根据地在创建中，创造了以大别山为纽带，自西而东，逐段打通的独特形式。
1928年4月，工农革命军第七军由黄陂木兰山返回黄安、麻城，5月挺进位于鄂豫边界柴山保地区，广泛发动群众，积极开展统战工作，反击敌人的军事进攻，逐渐站稳脚跟。7月，第七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三十一师，吴光浩任军长兼师长，戴克敏任党代表。鉴于鄂豫皖边界地区政治经济情况基本相同，斗争彼此呼应，地理上山脉相通，红十一军领导人提出“学江西井冈山的办法”，向中央建议成立鄂豫皖特别区，创造整个大别山山脉武装割据的构想。这一具有战略意义的构想的提出，使鄂豫边区工农武装有了明确的发展方向，对边区各项工作起到了重大的促进作用。
1929年3月，中共豫东南特委与鄂东特委举行联席会议，决定将商城南部党组织暂时划归鄂东特委（后改组为鄂东北特委）就近指导。5月6日，豫东南特委领导商南起义。9日，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三十二师。经过3个月努力，初步建成以南溪、吴家店为中心的豫东南根据地。
1929年6月下旬，敌人开始向以柴山保为中心的鄂豫边和豫东南发动新的进攻。红三十一师、红三十二师在赤卫队、农民群众的密切配合下，采取避实击虚、相互支援的作战方针，5个月内接连粉碎敌人三次“会剿”，鄂豫边根据地扩展到纵横达一百七八十里，豫东南根据地扩展到纵横近百里，两块红色区域逐步联成一片。在此基础上，1929年9月24日，中共中央决定将黄安、麻城、黄陂、罗田、黄冈、商城、光山、孝感等县划为鄂豫边特别区，改鄂东北特委为鄂豫边特委，实现了鄂豫边、豫东南两块根据地和两支红军的统一领导。
1929年11月，在红三十一、三十二师的支援和配合下，中共安徽六安中心县委发动六（安）霍（山）农民起义，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三十三师，逐步创建皖西革命根据地。至此，以大别山脉为中心的鄂豫皖边界地区工农武装割据已初步形成。1930年春，根据中共中央统一鄂豫边、豫东南、皖西3块根据地党和红军领导的指示，成立以郭述申任书记的鄂豫皖边特委和以许继慎为军长的红一军，红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师分别改编为红一军第一、二、三师，全军共2100余人。6月下旬，鄂豫皖边区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举行，成立鄂豫皖边区苏维埃政府，标志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形成。
湘鄂西根据地在创建中，创造了上山下湖，分块割据，互为依托的独特形式。
贺龙、周逸群在领导1928年荆江两岸年关暴动之后，组成屮共湘西北特委，转往湘鄂边，于3月下旬发动桑植起义，攻占县城，成立县革命委员会。随即遭敌重兵“围剿”，工农革命军屡战失利，退至鹤峰与桑植交界地区休整。11月初，中共中央致信贺龙，指示湘鄂边革命武装应把主要精力集中到帮助和发展群众组织、进行工农武装割据上来。根据中央指示精神，贺龙大力整训队伍，发展党闭组织，加强党的武装，充实基层骨干，逐步摸索和积累了一整套利用、教育、改造土著武装的经验，工农革命军第叫军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叫军，政治军事素质明显增强，为以后的大发展打下了基础。1929年1月7日，红四军攻占鹤峰县城，成立鹤峰县苏维埃政府，然后，以鹤峰为中心，分兵进击五峰、石门、长阳等，5月主力向湖南桑（植）大（庸）慈（利）推进，将鹤峰、桑植两县红色区域基本连成一片，湘鄂边根据地初步形成。
周逸群于1928年4月在湘鄂边战斗中与贺龙失去联系，返回洪湖地区，担任鄂西特委书记，领导各县党组织组建多种形式的游击队，以湖区柴山为依托，向平原地区伸展，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在洪湖、大同湖、大沙湖、白露湖一带开辟了一些小块红色区域。1929年3月，鄂西特委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确定鄂西区党的仟务为大力发展游击战争，普遍建立苏维埃政权和实现土地革命，创建赤色根据地。会后，江陵、石首、监利三县游击队合编为鄂西游击大队。鄂西游击大队在各县赤卫队配合下，大力开展河湖港汊游击战，创造了一系列适应平原、湖区特点的游击战术。8月，鄂西游击大队扩编为鄂西游击总队，到1929年夏秋将小块红色区域扩大为横亘数百里的洪湖根据地。1930年2月，由鄂西游击总队改编的红军独立第一师扩编为红六军，挥师东进，使江陵、石首、沔阳、监利、潜江等县红色区域连成一片。
1930年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批准统一湘鄂边、洪湖两区的领导，作出红四军东进，与红六军会合，向长江下游发展的决定。1月，转战湘鄂边的红四军与红六军在公安胜利会师，红四军更名为红二军，红二、六军合编为红二军团，贺龙任总指挥，周逸群任前委书记、政委，接着，中共鄂西特委改组为中共湘鄂西特委，鄂西联县政府相应扩大为湘鄂西苏维埃联县政府，标志着洪湖根据地与湘鄂边、巴兴归根据地以及松枝宜、荆当远、京钟等游击区构成统一的战略整体，以洪湖为中心的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
湘鄂赣根据地在创建中，创造了以幕阜山为界，南北割据，主力红军骑山跳跃策应的独特形式。
1928年7月22日，原国民革命军湖南陆军独立第五师第一团在平江举行起义，成立平江县苏维埃政府和以彭德怀任军长、滕代远任党代表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红五军乘国民党军阀混战的有利时机，分兵向外出击，第一、二、三纵队横扫湘东北、赣西北地区，建立苏维埃政权；第四纵队向南突进，争取打通与湘赣革命根据地的联系；第五纵队则向北发展，逐步向鄂东南推进。到年底，平江、浏阳、修水、万载、铜鼓五县和通城、崇阳二县除部分城镇外，均成为稳定的红色区域，县、区、乡普遍建立了革命政权，基本形成湘鄂赣边根据地。
与此同时，位于幕阜山北麓的鄂东南革命根据地也在逐步创建。1929年6月底，大冶中心县委发动阳新、大冶手枪队和鄂城、通山、咸宁三县农民举行刘仁八暴动，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二军。此后，红十二军以大冶南山头为中心游击鄂东南各县，到1929年秋已初步控制阳新、大冶南部和通山、鄂城、咸宁、蒲圻边界地区。10月初，红五军第五纵队指战员由湖南进入湖北，在赤卫队配合协助下，奔袭通山县城，占领阳新县城。接着，又兵分数路，横扫通山、阳新、大冶县区、乡反动势力，打开了鄂东南大发展的局面。国民党湖北省政府为遏制鄂东南快速发展的革命形势，向阳新、大冶增派独立十五旅前往布防。中共中央军委和湖北省委与活动在该旅以程子华为首的秘密党组织取得联系，决定乘红军攻城之际发动士兵起义。12月14日，红军进攻大冶县城，程子华率领国民党独立第十五旅第二团第二营两个连起义，扣押和处决反动军官，15日拂晓撤出大冶县城，与红五纵队会合。接着，两部合力截击从城内追出的敌军，迫其投降，并乘胜攻占县城。与此同时，该旅驻阳新的第二团第一营两个连，分别在共产党员带领下宣布起义。29日，进驻大冶的该旅第二团第三营一个连也在共产党员率领下打垮反动官兵阻击，加入红军队伍。活跃于国民党独立第十五旅中的共产党员相继领导该旅5个连约1000余名士兵暴动，基本瓦解了该旅战斗力，壮大了革命力量，被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誉为“模范的大冶兵暴”。
到1929年冬，鄂东南根据地基本形成，其范围北至长江南岸的黄石港、石灰窑，东到阳新东部的富池口，西抵武（汉）长（沙）铁路，方圆五六百里，人口上百万。
1930年6月，根据中央指示，红五军一、二、三、四纵队合组新的红五军，第五纵队扩编为红八军，红五、八两军共17000余人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由彭德怀任总指挥和前委书记，滕代远任军团政委。红五军和红三军团骑山跳跃，使幕阜山南北连成一片，鄂东南与湘鄂赣边及赣西北红色区域在主力红军的领导下连为一体，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实际形成。
1930年春，全国创立了六块主要根据地和三大主力红军，其中，鄂豫皖、湘鄂西、湘鄂赣三大革命根据地均以湖北为主体，红二军团、红三军团、红一军主要创建和活动于湖北及邻近省份，日后以红二军团、红一军（后改编为红四军）为基础分别诞生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以红三军团为重要组成部分诞生红一方面军，湖北人民为创建革命根据地和工农红军作出了特殊功勋，促进了湖北革命由低谷走向复兴。
大革命失败后，经过短短两年多的时间，湖北革命所以能够坚持下来并走向复兴，关键在于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革命道路。这条道路，就是把立足点由城市转向农村，发动和依靠农民群众，在农村建立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和各项建设事业，开展以农民为主体的长期革命战争，发展和壮大革命力量，最后占领城市，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这条前人没有走过的独特道路，是在全党的集体奋斗中开辟出来的，其中领导并开辟井冈山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毛泽东作出了最卓越的贡献，而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发源地之一的湖北党组织和人民群众也为探索这条道路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来源：《中国共产党在湖北90年（节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