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赐甲
抗日战争时期的鄂南，包括咸宁、阳新、通山、崇阳、通城、蒲圻、嘉鱼和武昌、鄂城、大冶10个县及湘、赣邻近县部分地区。鄂南地形复杂多样，集山区、丘陵、平、湖区于一身，北濒临长江，南倚靠幕阜山脉，扼守京广大动脉，是湖北的南大门，也是湖南、江西的北部屏障，具有重要的战略位置。全面抗战爆发后，鄂南成为武汉保卫战的前沿阵地和保卫湖南、江西的前哨。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五师十四旅曾跨过长江，建立了以大幕山为中心的鄂南抗日民主根据地，并与南下支队协同作战，建成湘鄂赣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成为“南北枢纽”，把华中与华南联成一片，对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具有重要意义。新四军在开辟与建设鄂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崇高精神和品质，成为留给后代的精神财富，光耀鄂南，彪炳千秋。
一、核心领导，组织保障
在风云激荡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鄂南在全国具有重要的影响。闻名于世的北伐战争汀泗桥战役、贺胜桥战役在这里进行，铁军精神发韧于斯战。1927年8月中下旬，鄂南贯彻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在全国率先举行农民秋收暴动，建立全国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三年游击战争中，通山县的九宫山、冷水坪成为湖北地区最后两块游击根据地。全面抗战爆发，共产党推动、领导了鄂南抗战，新四军开辟了鄂南抗日民主根据地。
1937年10月，中共湘鄂赣省委派出曹德茂、潘际汉、黄全德等到鄂南恢复发展党组织，开展抗日宣传与动员，组织抗日武装。同月，中共阳（新）通（山）中心县委在阳新县大畈镇（今属通山）成立，曹德茂任书记，潘际汉任组织部长，黄全德任宣传部长。他们把战斗在九宫山、冷水坪、太平山、大幕山等地的红军游击队组织起来，送到通城集中。12月，中共湘鄂赣省委驻西北代表团书记江渭清将鄂南红军游击队战士带到湖南平江，被整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第一营，湘鄂赣省委书记傅秋涛任新四军第一支队副司令员兼第一团团长，江渭清任第一团副团长兼第一营营长，开赴苏南抗日战场。这支队伍后来有许多人，如傅秋涛、江渭清、陈时夫、阮贤榜、阮汉清等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级将领和党政领导干部。早在1937年8月，中共湘鄂赣省委驻西北代表团书记江渭清同国民党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达成协议，在通城设立办事处。同年冬，通城办事处改为新四军通讯处，邱炳任主任。1938年1月，新四军平江嘉义留守处大畈通讯处在通山县大畈镇成立，中共阳通中心县委组织部长、通山县委书记黄全德任主任。通城通讯处、大畈通讯处掩护当地党组织，开展抗日宣传、动员，对日寇进行斗争。
阳通中心县委虽然后来多次变更名称，但是，鄂南党组织一直领导鄂南抗日，是鄂南抗日的中坚力量，是领导人民的领导核心，是鄂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始创者、建设者、守卫者。1941年1月，中共鄂南游击地委决定，以鄂城沿江便衣队和鄂南抗日挺进队为基础，组建新四军独立五团（简称独立五团）。3月24日，独立五团正式成立，王苏任团长，中共鄂南游击地委书记李平兼任政治委员。同月，武昌抗日游击队成立，战斗在沿江地区。这支队伍后来被编入独立五团。与此同时，舒江皋、王近生打入武昌油坊岭伪皇协军，成功策反100余人，被编入独立五团，独立五团发展到270人枪。独立五团成立后，英勇对日伪军作战，严惩汉奸、土匪，营救被日伪军抓去的老百姓，声名远播。
坚持党的领导，不仅仅表现为加强对下级和人民群众的领导，而且表现在特殊情况下主动寻找上级及没有隶属关系的上级领导。1939年6月，国民党制造平江惨案后，中共通山中心县委书记何功伟派黄全德到湖南寻找党组织；他自己到江北寻找党组织，并与鄂豫边区党委取得了联系，接受指示。1940年4月，国民党再次制造平江惨案，重建的湘鄂赣特委机关再次被破坏，中共鄂南代表团与之失去联系。6月，鄂南党组织多次派人到江北寻找党组织，终于联系上鄂豫边区党委，并向鄂豫边区党委汇报、请示工作，主动接受鄂豫边区党委的领导，开创了鄂南抗日新局面。
二、实事求是，善于创新
新四军五师位于江北，紧贴武汉，处于日伪和顽军的夹击之中。鄂南位于江南，也紧贴武汉。鄂南当时虽然有庞大的国民党正规军驻守，但是，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军并不主动与日伪军作战。仅仅依靠鄂南党组织领导的小股抗日武装和民间自发的抗日武装，难以打开抗战局面，不利抗战大局。针对这种情况，李先念实事求是，提出“坚持原地，开辟鄂南”的战略方针，不仅有利于新四军五师的发展，也是对全国抗战的战略思考，是开拓创新之举。
1942年5月2日，鄂豫边区党委和新四军五师司令部在向中共中央军委和新四军军部报告鄂南情况和开辟鄂南计划后，令十四旅主力组成第一梯队，分东、西两路（东路由旅长吴林焕、副旅长熊作芳和政治部主任夏农苔率领，西路由十四旅四十一团政委罗通和中共鄂南中心县委书记李平率领）挺进鄂南。同年7月27日，由十四旅参谋长刘少卿和政治委员张体学率领第二梯队进入鄂南。开辟鄂南的新四军十四旅，鄂南人民亲切地称之为“江北新四军”。新四军紧紧依靠鄂南人民群众和爱国人士的支持，发挥游击战的优势，英勇顽强，灵活机动，经常以少胜多，尤其是经常神不知鬼不觉地让鬼子“失踪”，极大地鼓舞了抗日军民的斗志。鄂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开辟，不仅消灭了日伪军的有生力量，进行了抗日宣传，熟悉了鄂南战场，更重要的是为南下支队开辟湘鄂赣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打下良好的基础。
1945年2月，长江地委代书记、第四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张体学奉鄂豫边区党委和新四军五师之命，率四十团、四十一团等军分区主力，配合司令员王震、政治委员王首道、政治部主任王恩茂率领的由八路军三五九旅组成的南下支队挺进鄂南，打造南下支队开辟广东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桥头堡。经过南下支队对日、伪、匪、顽的一系列打击和向湘北的跳跃作战，湘鄂赣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基本形成。5月6日，南下支队根据毛泽东5月4日来电指示，在通山县山口铺召开中共湘鄂赣边区第一次会议，成立湘鄂赣边区党政军领导机构：边区临时党委书记及政治委员王首道，行政公署主任聂洪钧，军区司令员王震，湘鄂赣边抗日民主根据地正式形成。6月27日，新四军协同南下支队取得山口铺战役胜利，歼灭日军300余人、伪军100余人，缴获大量枪支弹药，湘鄂赣边抗日民主根据地得到巩固。山口铺战役中，南下支队有11名指战员英勇献身。
三、依靠人民，完成使命
中国抗战，最关键的是进行人民战争和统一战线。新四军西路部队进入鄂南，打着旗帜，走一路宣传一路。从鄂大到山区，天天开群众大会，唱歌演戏，发表演说，把群众抗战热情充分调动起来了。群众说，这下好了，新四军来了，老红军又回来了，我们有希望了，中国有希望了。新四军西路部队到咸宁不久，经过一系列战斗，先后成立了几个县委和临时工委，有咸（宁）通（山）阳（新）县委、咸（宁）崇（阳）通（城）县委、咸（宁）崇（阳）蒲（圻）中心县委等，然后建立敌后武工队，发动群众，建立统一战线。《来自井冈山下--罗通回忆录》有这样的回忆：“把自己的窝子搞得没有一个汉奸，没有一个特务，没有一个土匪，没有一个坚决反共的家伙”，有生人来和出现异常现象，都向新四军报告。不少敌据点也有我们的内线，敌人一抬腿，新四军就会事先得到情报。后来，罗通病倒，竟被安排在咸宁柏墩日军据点下一个维持会会长黄子英家中养病三周，得以康复，重返前线。一次，新四军在赤壁西侧过江，夜宿新堤，群众送来一批烟酒鱼肉犒劳新四军。新四军在新堤吃得好、睡得好，像过年。
1945年6月，中共阳通县委为了支援前线，组织了一支以武工队员为骨干的数十人的征粮队。当时，一般人家并没有余粮，征粮队在界水岭、山口铺设卡征粮，买粮多日，却毫无收获。征粮队便把目光投向了通山县日伪县长夏之日家。除征粮队外，又组织了几百个群众帮助运粮。征粮队几百人上路，突然打开夏之日建在老家焦夏村的粮仓，缴获粮食数百担，被参战群众运回抗日民主政府。消息传出，日伪军大为震惊，急调咸宁柏墩、通山南林桥、通山县城之日伪军分兵三路，妄图聚歼南下支队于山口铺。武工队打下焦夏粮仓后，根据地军民做好了应战的充分准备。而群众积极支持、配合也是至关重要的。南下支队共有5个大队，只有一、二、五大队各一部驻在通山，分散在山口铺、洞口罗、坳上焦等地10个村庄，但仍有1000余指战员，目标仍然较大。由于群众工作做得好，除山口铺暴露外，其余皆完全处于隐蔽状态，日伪军无法侦知，为山口铺战役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正因为新四军坚持群众路线，群众工作做得好，得到了无数群众的积极支持、帮助、掩护，新四军才得以完成开辟鄂南的历史使命。
四、顾全大局，维护抗战
鄂南是武汉保卫战的外围战场，也是日军占领武汉后，阻止日军南侵湖南、江西的屏障，国民党长期在幕阜山麓部署了守军。这些军队在抗战初期，是积极抗战的。但是，进入防御阶段后，国民党实行“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政策，那些后来不打日军、只打共产党的国民党部队，及既打日军、又打共产党的国民党军队，被称为顽军。第三十集团军总司令王陵基就曾扬言“”不打日军，专打新四军“”。但是，顽军仍然是我们争取合作的对象。因此，我们与顽军的斗争方针是“有理、有节、有据”。他们制造摩擦，新四军要晓之以理、严重警告，对置若罔闻的则给予打击，要打痛，但不能打死，既打又拉，争取他们抗日，尽量不要树敌过多；该严厉打击的，决不手软。
1942年5月14日夜，新四军东路部队初到鄂南，在阳新县沙林、玉树一带受到第九战区挺进军第十九支队程金门部、第一大队柯宇门部的阻挡。17日，东路部队到达阳新大王殿、太子庙一带，程金门倾其全部武装前来阻击，拒绝新四军进入其地盘。新四军十四旅领导派人与程金门联系，愿与他们共同抗日，遭到拒绝，东路部队被迫将其击溃，俘虏其大队长以下300人，缴获轻重机枪各2挺，长短枪200多支。新四军还热忱欢迎国民党部队人员加入新四军队伍。刘定一是国民党军某旅参谋长，受新四军的影响，弃暗投明，参加了新四军，投身抗战。
五、服从组织，听从安排
窦联顺是一位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在平型关战役中负伤，伤愈后被党组织派回家乡通山组织抗日。窦联顺根据鄂南特委书记何功伟的指示，于1938年秋成立中共阳通县委，并任书记，工作很有起色。1939年春，由鄂南特委改成的通山中心县委派雷同组成阳通工委，窦联顺改任阳通工委委员兼大畈区委书记，一如既往，努力工作。1939年6月，敌人制造“平江惨案”，通山中心县委将雷同等“露红”干部分期分批转移到江北，留下窦联顺等干部在当地坚持斗争。他不顾个人安危，服从组织安排，听从指挥，临危受命。1940年1月，窦联顺按照上级指示，重建阳通县委并任书记，带领县委领导成员一班人负重奋进，开创出抗战新局面。1945年春，上级党组织
又派赵巍（又名赵钧之）任阳通县委书记，窦联顺再次只保留县委委员职务。他几上几下，丝毫不计较个人的名利得失，仍积极配合赵巍工作。1945年8月，他率游击队在通山黄沙与日军作战，为掩护战友撤退，与敌人同归于尽。
六、顽强奋斗，坚韧不拔
鄂南是武汉的外围，是武汉的门户，是日军南侵南昌、长沙的前哨和后方基地，因此，日军派有重兵驻守。此外，还有大量的顽军、土匪，也对鄂南新四军构成严重威胁，仅湘鄂赣边挺进军就有八个纵队，一个纵队兵力多者达4000余人。新四军在日军、伪军、土匪、顽军包围的缝隙中活动，艰苦卓绝。1942年8月，国民党顽军与湘鄂赣边挺进军4万余人分两路“围剿”新四军，罗通、岳林以区区两个营兵力掩护主力安全撤回江北。罗通的部队由于连续行军作战，几乎天天晚上要碰上敌人战斗几次，加上盛夏酷暑，所有指战员都病倒了一次。但是，具有钢铁般意志的新四军战士，只会病倒一时，不会病倒一世，不会向任何艰难险阻屈服，生命不息，战斗不止。鄂南当时有日伪军据点102处，常驻有日军一个军团司令部、两个师团司令部，日军2万人，伪军1万余人，还有大量助纣为虐的国民党顽军。仅1942年8月至年底，国民党就曾3次出动3个正规师和9个支队的挺进军“围剿”鄂南新四军。日、伪、顽的军队像梳子一样，梳过来梳过去，对付新四军。而当时新四军十四旅兵力总计才2743人，长期坚持在鄂南的主力部队最多时没有超过600人，兵力悬殊，天壤之别。但是，新四军从来没有动摇过、停止过，而是靠着信念的力量和坚韧的意志顽强拼搏。
七、坚定信念，勇于牺牲
1941年春，鄂南抗日挺进队与鄂城及武昌沿江游击队合并，成立新四军鄂南独立第五团，王苏任团长，李平任政治委员，与日、伪军展开作战，不断发展壮大。7月6日，中共鄂南中心县委和新四军五师独立五团跳出日军的“扫荡”圈，领导干部夜宿鄂城夏家塝，并在夏家塝召开会议，会场不幸被日军包围。战士们顽强抵抗，除少数突围出去外，大部分牺牲或者被围困。中心县委书记黄全德等人由于得到群众掩护本已脱险，但是，敌人将全村群众集中起来，威胁群众交出新四军。生死抉择时刻，为了人民和民族利益，为了实现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黄全德和独立团团长王苏挺身而出，黄全德、王苏等18人被捕，用自己的死换取了群众的生。黄全德等人被押至葛店，日伪军对他们威逼利诱，但他们个个坚贞不屈。黄全德牺牲得最惨，被鬼子放狼狗撕咬而死。1942年12月，国民党顽军组织强大兵力，在咸宁制造“白茅山事件”，袭击鄂南政务工作团及地方抗日武装，使我方遭受巨大损失。鄂南政务委员会主任吴师筑和中共嘉（鱼）蒲（圻）临（湘）工委书记张进、咸宁县委书记陈觉生，在率
领部队向梅山峡转移途中落入顽军的伏击圈，突围中有30多人被捕、牺牲。吴师筑见顽军疯狂扫射隐蔽在芭茅中的工作人员并搜山，为挽救同志，毅然下山，因而被捕，被押到驻在江西修水县的第三十集团军司令部，惨遭杀害。
平江惨案后，中共通山中心县委书记何功伟与鄂豫边区党委取得了联系，并被派往鄂西担任特委书记。1941年1月29日，何功伟被国民党特务逮捕，饱受折磨，坚贞不屈。敌人继而封官许愿，何功伟不为所动。何功伟的父亲何楚瑛是咸宁有名的绅士，被敌人接到恩施，十余次劝儿子“转向”，何功伟义无反顾，于1941年11月17日，慷慨就义。何功伟就义前，留下一封写给父母的遗书，他在遗书中写道：“儿献身真理，早具决心，苟义之所在，纵刀锯斧钺加诸颈项，父母兄弟环泣于前，此心亦不可动，此志亦万不可移。”这封信并没有寄到何父手中，而是被特务截住报给了陈诚。陈诚看后，感慨颇多，在信上批下12个字：“至情至性，大节大义，其伟人也。”何功伟，共产党称之为楷模，国民党要员称之为大节大义，其感人之处正在于其不变的信仰。
新四军全心全意为国家谋独立、为民族谋复兴、为人民谋福祉的崇高理想，为美好理想奋斗终生的坚定信念和高贵品质，高山仰止，永垂史册，光耀千秋！
来源：2019年第3期《党史天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