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晓平
中原解放区是解放战争时期全国最大的新解放区，以河南省的黄河以南地区为主，地跨河南、安徽、江苏、湖北、陕西5省，包括豫皖苏、皖西、鄂豫、江汉、桐柏、豫西、陕南7个行政区，人口5357万。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对于中原解放区历史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也存在着一定的不足。为推进此项研究，有必要进行系统的回顾，并对相关薄弱环节及如何解决作出分析。
一 、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原解放区开始进入领域，迄今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期，一批回忆解放战争时期刘邓大军的图书出版，促进了对中原解放区创建历史的研究。跟随刘邓转战中原的老战士们，编辑出版了数千万字的口述史料，为推进中原解放区的研究发挥了积极作用。由此可以看出，对于中原解放区历史的研究，是以军史和刘伯承、邓小平的活动为楔入的。随着口述史料的不断丰富，在1987年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40周年前后，形成了一批综合性的研究成果。
第二个阶段。1989年5月《邓小平文选》（1938年—1965年）出版，收入了邓小平在中原局书记任上的5篇文章，即《创建巩固的大别山根据地》《跃进中原的胜利形势与今后的政策策略》《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土改与整党工作的指示》《关于今后进入新区的几点意见》《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内容包括战略方针、政策策略和党的建设、军事斗争各个重要方面，时间涵盖从千里跃进到渡江作战，对研究中原解放区历史产生了积极影响。1993年10月出版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收入《对二野历史的回顾》，为确定这一时段历史研究的思想原则提供了依据。
第三个阶段。2004年以来对于中原解放区的研究，与其间的学术氛围联系比较密切。一是2004年、2014年纪念邓小平100周年和110周年诞辰，有关部委和河南、湖北、安徽等省及部分市县举行研讨会，出版学术文集或历史著述。二是2004年7月《邓小平军事文集》出版，收入邓小平此间文稿31篇，另有一些文稿涉及有关内容，在有关中原解放区和邓小平的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三是2007年为纪念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60周年，有关省市党史工作部门推出具有地方特色的成果。2017年，在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70周年之际，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在大别山干部学院举行学术研讨会，着重从军事、战略方面并联系党在新时期的强军思想进行探讨。四是2009年《邓小平年谱》（一九〇四——九七四）出版，成为中原解放区研究的重要线索和文献依据，也促进了相关成果的出现。
新时期对中原解放区历史的研究，丰富了党史、军史、党史人物以及与此相关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学术成果，从而也为党史、党建的学科发展和研究深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二、对于中原解放区历史的研究，已有成果主要集中在综合性研究和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以及邓小平、刘伯承的思想与活动等方面。成果形式以论文为主，学术专著较少，但所涉地方党史基本著作中有较多阐述。
有关中原解放区的综合性成果，较多出现在研究的初期阶段。各级党史工作部门为了编写民主革命时期党史基本著作，广泛征集历史资料，撰写专题性文章，叙述中原解放区各行政区以及区县的创建情况。著述多见于内部发行的图书、期刊，且由于史料尚不完善，这些成果主要是为编写基本著作提供线索和思路，也为继续和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中原解放区的建立及其历史地位》（钟源荟，《地方革命史研究》1987年第3期）《中原解放区》（中共河南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是较早的综合性研究成果。1996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申志诚主编的《中原解放区史》，是目前唯一一部研究中原解放区历史的综合性著作。
有关中原解放区军事历史的研究，主要围绕三路大军的重要军事活动展开。1987年出版的王世根所著《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上海人民出版社）、中共信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纂委员会编著《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史》（河南大学出版社）、中共黄冈地委党史资料征编委员会编著《伟大的历史转折——记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战斗历程》（湖北人民出版社），重在厘清刘邓大军行动概貌和开辟根据地的主要活动。军史学者的研究领域不断拓展，从三军配合、两翼牵制，到淮海战役、渡江作战，重要战事皆有研究成果，研究视野从战役战斗向战略方针和军事思想深入。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1996年出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战史》《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战史》，是研究中原解放区军事历史的基本著作。
有关中原解放区的文化教育，早期研究始于考察中原地区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由于中原大学与之后河南、湖北的一些高校形成渊源关系，因而成为其研究的内容，并且出版了《中原大学校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中原解放区教育》（河南大学出版社1989年）等著作。郭晓平《中原大学及其历史作用——兼评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在中原解放区的贯彻落实》，通过中原大学的创办，评析中原解放区知识分子政策的成功与成就。任涛《豫西解放区的教育》，系统阐述了解放区的干部教育和国民教育，总结其经验教训及对当代的启示。1998年河南省革命文化史料征编室编印的《中原解放区革命文艺史料选编》，则为研究战争年代的文化艺术历史提供了丰富的史料。
有关中原解放区经济史与相关政策的研究，始于财政金融史志的编写，先后编印或出版了《河南省金融史志资料汇编·中州农民银行》《中原解放区桐柏行政区财政志》《中原解放区工商税收史料选编》《中原解放区江汉行政区财政志》《中原解放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中原解放区财政经济简史》。比较有深度的研究，则是围绕中原解放区土地政策的调整展开的。其中对新老解放区土地政策的比较研究，阐述了新区特点与调整土地政策的意义。郭晓平《毛泽东、邓小平与新解放区土地政策的形成》，将新解放区对全国土地会议精神从全面贯彻到分阶段分区域实施、再到停止土改实行双减的过程进行了系统的梳理，探讨了中央与中原局、毛泽东与邓小平在决策转变中所起的作用。土地改革是解放战争时期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与主要工作，新区政策的调整始于土地政策，此项研究也推进了各个领域研究的展开。
有关邓小平在中原时期的思想与活动，无论是对中原解放区还是邓小平生平与思想的研究，都是十分重要的。2014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组织编写《邓小平研究述评》（四川人民出版社），收入《邓小平与中原局研究述评》，系统介绍了整个新时期的研究状况。2014年以来的成果，主要是为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举行的学术研讨会以及相关论文，内容以大别山时期的群众工作、土地政策、经济思想等研究为主。于吉林、郭晓平《邓小平主持中原局工作的历史功绩》（《中共》2014年第4期）全面概述了邓小平在中原解放区的重要活动、理论建树。其他论述则从不同领域考察了邓小平等领导人在中原的实践与理论贡献。
2017年以来的研究，呈现出多视角多领域的特点，把相关研究置于思想理论建设新视域，史料引述、观点阐述均表现出学术生气。
三、近10年来，对于中原解放区历史研究的相关论著时有面世，亦有一些成果在史料和观点上有所突破，但总体来说存在着较多的局限。这种局限主要表现为21世纪以来，在选题、研究内容、运用史料、观点阐述等方面鲜有创新，成果重复性明显。
首先，缺少全面、系统、深入的综合性和专门性研究成果。目前全面介绍中原解放区的历史著作，仅有申志诚主编的《中原解放区史》。比之中原解放区的重要地位和深远影响，比之保存完好的历史文献与丰富的口述史料，这部不足25万字的叙述，更宜称作是一部简史。介绍中原解放区某一方面的历史著作，叙述更为简略，甚至不及解放军战史、方志以及纪实和传记作品。任涛的《邓小平在中原》（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部队作家创作的《大势中原》（王玉彬、王苏红，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中原解放战争纪实》（刘统，人民出版社2003年）等纪实作品，通过比较丰富的史料和明晰的阐述，展示了这段重要的历史。
其次，缺少联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思想观点与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研究成果。人民解放战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重要历史阶段，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成果。不仅如此，邓小平在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进程中的实践与探索，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重大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研究邓小平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同样不能离开邓小平在中原的开拓与探索。然而目前的研究成果，较多停留在特定的历史阶段，这就影响到以辩证和历史的眼光考察历史，从而不能给予更加全面和客观的评价。
再次，缺少全方位、多角度的研究视野，较多关注传统选题。从研究内容上讲，中原解放区的创立、建设和发展壮大，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然而有关地方性的社会、政治、民生、城市工作等项研究十分薄弱。从史学方法上讲，涉及多学科、边缘学科、新学科的选题更少，视界局限、方法陈旧、成果重复。从学术价值上讲，与当代社会文化的内在联系有限，难以更加充分地发挥存史、资政、育人的社会功能，从而又影响着新思路和新成果的出现。
四、目前面临的问题，是如何使中原解放区的研究在持续推进中加大力度和深度。所谓加大研究力度，或许涉及研究体制及一系列相关问题，这里仅就研究深度提出一些思考。
（一）充分认识中原解放区的重要历史地位，充分认识中原解放区历史研究的重要意义。
首先，中原解放区跨度仅仅两年，但这恰恰体现了它在中国革命进程中的作用和影响：中国革命历史的转折点，反革命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中原解放区的创建与发展，正是实现历史转折的直接过程和首先成果。其次，中原解放区所具有的新解放区性质和所处的战略位置，其自身价值和承先启后的意义，也是其他解放区无法替代的。无论对于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建国后方针政策的实施，乃至党的思想理论的发展完善，这段历史的影响都不容忽视。充分评价中原解放区的历史地位，不仅是加强研究的前提，更有助于拓展研究领域，形成创新成果。
（二）做好扎实的史料工作，打下坚实的研究基础。人民解放军实施战略进攻以后，中原形势发展迅速，中原局、中原军区、中原临时人民政府所领导的行政区、专区、市、县、区的党政军机构相继建立，往来文件相对规范。1948年1月，中央确定建立请示报告制度，解放区各级组织的文献较好保存下来。目前学术研究较多使用口述史料，档案文献的利用十分欠缺。中共中央中南局办公厅1954年编印的《中共中央中原局文件辑存》，应当是中原解放区历史研究的经典文献，而学者使用寥寥，从而影响了研究的深度甚至学术语言的表达。因此，充分发掘和利用文献史料，是解决选题滞后与论述重复的重要基础。
（三）提升理论高度，在宏观视野下考察中原解放区历史。如毛泽东所言，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这就是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这不仅是对中国共产党的使命和实现历史使命的高度概括，也是研究中共党史、考察中原解放区的基本思路。只有把党在一定时期一定区域进行的活动、一定条件一定范围形成的思想，置于党的全部历史或者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才能更加透彻地解析所关注的历史现象与问题。
（四）拓展研究视野，提升历史研究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对于中原解放区的研究，主要围绕千里跃进和新区政策展开，但这两个重点并不能涵盖也无法替代方方面面的研究。一是要以多学科的角度和方法考察，譬如战争环境中的社会与民众，中原解放区视域下的社会、经济、文化等有关地方性的内容。二是要深入考察事物的内在联系，探讨中央决策和战略对整个社会的影响。三是要善于借鉴历史，从的目的进行思考。只有加强理论的实践性和应用性，才能使包括中原解放区在内的党史资料利用、理论研究以及学科建设等，探索出新的模式，推出更多更有价值的成果。
来源：《党史天地（2019年第四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