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 丽 田子渝
距离湖北省黄冈市团风县龙山镇林家大湾背后1里多路的地方，有一个小山，因山坳下有一丘八斗田，人称八斗湾。沿着小路，林木葱茏的山坡上，一个传统砖瓦结构的建筑便映入眼帘。它原是清末“兴隆寺”建筑的一部分，后为八斗湾林家大姓的宗族私学，林氏给它起了醒目校名“浚新学校”。
1921年7月16日至21日，来自汉口的24位革命青年在这里聚会，成立了共存社。他们公开宣布它是布尔什维克党性质的组织，从而标志着近代中国第一个具有无产阶级政党性质的团体诞生！2天后（7月23日），另外13个青年在上海聚会，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共存社的团员闻讯后，大部分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共存社没有共产国际的背景，与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没有组织联系。它是以恽代英为代表的革命青年，在十月革命的感召下，自觉选择社会主义为改造中国之道路。它的诞生说明，建立无产阶级政党，是近代中国半个多世纪救亡图存符合逻辑的正确选择。对此，中共中央室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特别指出：“1921年夏，湖北利群书社在黄冈开会，在三天的讨论中，其成员一致拥护无产阶级专政，拥护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拥护苏维埃，赞成组织俄国式—布尔什维克的党”。“这些事实说明，建立一个全国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来领导中国革命，已经成为当时中国革命者的共同愿望。”
这样，共存社与八斗湾的浚新学校，便载入了中国共产党创建史册。
互助社：共存社的萌芽
鸦片战争彻底地改变了旧中国，曾一度居世界中心的封建王朝，在西方先进工业与武器的打击下，沦落为任人宰割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一部分进步的中国人便急切地寻找振兴中华之路。
湖北武昌以恽代英为代表的激进青年，目睹国家内忧外祸频仍，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产生强烈的危机意识。他们非常清楚要救国必须要组织“死党”，即成立团体。
1917年10月8日，正在武昌私立中华大学求学的先进青年恽代英，组织成立了互助社。这个团体是以爱国为目的的进步团体，这在它的《互励文》中表现得很清楚：
“我平心静气，代表我们大家说，以我们的良心做见证。我们今天来，报告了、商量了一切事情。我们所说的，都是出于我们的真心。我们都晓得：今日我们的国家，是在极危险的时候，我们是世界上最羞辱的国民。我们立一个决心，当尽我们所能尽的力量，做我们所应做的事情……我们晓得：我们不是没有能力，国家的事情不是没有希望。我们散会以后，在明天聚会以前，还盼望都有个有价值的报告。因为我们从这以后，是实行的时候了。”
互助社最初只有4个成员，很快就发展到20多人，其中恽代英、黄负生、林育南、刘仁静、余家菊成为近代中国叱咤风云的人物。
这群进步青年积极投身到火热的爱国运动中。他们本着“人心革命”的意愿，宣扬民主启蒙的文化革命。他们在《新青年》《教育杂志》《光华学报》等报刊发表文章，鞭挞“吃人血”的封建思想，指出将孔教定为国教，实为“专制之护符”“‘愚妄’之举”；只有“民权日张，大同之学说日盛”，封建专制和一切野心家才“失其势力”。他们号召同胞们发扬“猛勇精进之志”“挥其慧剑，招我国魂”，望热血少年攘臂奋起，为“人道而战”。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五四运动。5月6日，《汉口新闻报》刊登了汉口中华通讯社的一个电讯稿，首先报道了五四运动。当天晚上，恽代英与互助社的骨干——他的学生林育南商议响应北京爱国学生事。他们油印了600份由恽代英起草的爱国传单《勿忘五月七日之事》。第二天，是五七国耻日，武汉三镇各机关、各学校一律放假一天，以示不忘国耻。中华大学为“鼓励尚武精神”“振扬国威”举行运动会，互助社成员均积极参加。恽代英、冼伯言等担任招待员，沈光耀为唱名员，喻进贤为纠察员，汤济川为音乐队员。他们散发了《勿忘五月七日之事》的传单，振聋发聩的呐喊，引起了莘莘学子的强烈共鸣。
传单后来刊登在5月9日的《大汉报》上，成了发动、鼓舞武汉人民投身爱国运动的号角。在武汉五四爱国运动中，互助社起到了核心作用。每次大游行，几乎都有互助社成员组织参与。恽代英起草了《武汉学生联合会宣言书》《武汉学生联合会提出对于全国学生联合会意见书》等爱国宣言和文件。林育南是武汉学联会的领导人之一，并参加全国学联会的工作。
每次爱国大游行，都有互助社成员的战斗身影。6月1日，武汉爱国学生举行响应北京、上海学生总罢课的号召，举行大游行。湖北督军王占元派大批军警包围各主要学校，不准学生外出。互助社成员就从学校的墙上一跃而起，与其他学生从粮道街、巡道岭、昙华林冲上大街，迅急汇合成汹涌的洪流，又卷向阅马场、黄鹤楼、督军署……刹时，武昌全城到处是飞舞的传单、激昂的演讲、正义的呐喊，汇成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的洪流。这一天，恽代英激动的在日记中写道：“今日为罢课演讲之
第一日，即湖北学生与官厅宣战之第一日也。同学越墙外出，高二三丈，一跃而下，亦勇矣！”
利群书社：共存社的母体
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恽代英等认识到救国光靠学生不够，必须把广大群众发动起来，而让群众觉悟，最好的办法就是文化启蒙。于是，他带领互助社的成员走出校园，到社会上办文化事业。
1920年2月1日，元宵节的前三天，大雪飞扬。在武昌横街（今武昌民主路）南口18号，一个叫利群书社的新书店开张了。恽代英创办的这个书社，给过年的武汉市民带来了春天的气息。许多青年学子在这里接受新学，许多市民在门前驻足观望，有的走进店铺浏览新书。
利群书社是互助社实践他们救国理想的实验地。他们看到了劳动者推动历史的伟大作用，便从我做起，使自己成为劳动者。在筹办时，这些身着长衫的青年卷起衣袖，自己动手搬运桌椅、书籍等，肩背手提。劳动一天，虽然腰酸腿疼，但他们心情格外舒畅，以能够实践劳动、平等的生活而兴奋不已。
他们聚居在一起，共同生活、工作、学习，过半工半读的生活。恽代英等在《城市中的新生活》中，发起工读互助团，称它“是新社会的胎儿，是实行我们理想的第一步……若是工读互助团果然成功，逐渐推广，我们‘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渐渐实现，那么，这次‘工读互助团’的运动，便可以叫做‘平和的经济革命’”。他们还计划在农村经营乡村的新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通过自己的劳动，纯洁灵魂。他们办实业，用资本与资本家决斗，打破资产阶级，实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的黄金世界。他们知道要全部做到是不可能的，但这些“未来之梦”是努力的方向。
为什么要共同生活呢？他们认为这种新生活是一个帮助自己、解决社会问题的好办法。个人与社会是联系在一起的，社会越进步，个人才越幸福；首先办好每一个人的事，便越能为社会多负些责任。在新生活中实现财产的公有是十分重要的，因为私心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只有使每一个人的财产都归公有，才能使私心得以根本铲除。他们每一个人的工作都不是为金钱，他们营业的盈余用不着讲什么分配，这样私有和金钱的分配制度将被打破，同时也更加体现出正义、纯洁、互助和牺牲的精神。
利群书社是长江中下游传播新文化与空想社会主义的重要阵地、出售新思潮书籍的营业机关、为“社会服务的共同生活的雏形”。它与上海、北京的出版社、书店、新潮报刊来往，成为它们在汉口—湖北的代售点。它出售《新青年》《新潮》《少年中国》等进步杂志，销售《共产党宣言》《阶级争斗》《自由之路》《互助论》《杜威五大讲演》等宣传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与进步思潮的图书，供读者购买或阅读。
1920年春，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来到武汉，参观了利群书社，并与恽代英交谈。他与恽代英早有文字交，思想上产生共鸣。事后，他委托恽代英翻译考茨基的名著《阶级争斗》。
这本书是考茨基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爱尔福特（Erfurt）纲领的解读本，批判了拉萨尔主义，比较准确地阐释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受到恩格斯的肯定。精通英文的恽代英大约花了半个月的时间便完成了任务，将中译文交给陈独秀。1921年1月，由新青年社作为“新青年丛书第八种”出版，成为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重要著作之一。该书不仅极大地影响了正在进行空想社会主义实验的利群书社成员，推动他们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而且还极大地影响了很多进步青年。毛泽东是其中的代表，他在向美国记者斯诺回忆自己思想转变过程时，说道：“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争斗》，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
互助社自办了《互助》刊物。这本10多万字的期刊，比较完整地记录了从互助社到利群书社的历史，以及他们的救国理念。其中《未来之梦》一文最具代表性，彰显这群爱国青年痛恨军阀的黑暗政治、孤军奋战建立共产主义实验地的努力。
利群书社是长江中下游进步社团的联络站。它与毛泽东的湖南文化书社关系密切，互相支持。1920年9月，文化书社成立后，毛泽东恳请恽代英作信用介绍，以便文化书社向外埠购图书时，和利群书社一样，免去押金。
这两个书社关系甚密，成为我国中部宣传新文化的两颗耀眼明星。湖南衡阳省立第三师范的进步学生蒋啸青、蒋先云和省立第三甲种工业学校的夏明翰曾到武昌，受到恽代英的热情接待。返回家乡后，他们在湖南省立第三师范成立了书报贩卖部，销售宣传新文化的报刊书籍。1921年3月将书报贩卖部改名为衡阳文化书社，从利群书社和长沙文化书社购图书。廖焕星在武昌求学时，加入了互助社、利群书社，回到家乡湖南衡阳，组成端风团，创办《端风》，在衡阳掀起了新文化运动。河南信阳的雷趿唐是利群书社成员，经过他穿针引线，恽代英到信阳柳林镇活动，将革命的火种播散到大别山。
1920年夏，恽代英在廖焕星的陪同下，先后到长沙、衡阳、新城煤矿区等地活动，特别是在衡阳的一个半月里，给当地进步青年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第二年初春，他再次到衡阳，在湖南省立第三师范授课，1921年3月29日的长沙《大公报》详细记载了这次活动。利群书社的另一个重要成员余家菊与陈启天于1920年8月到长沙，通过努力使湖南第一师范第二部在湖北招生，一年毕业。10月初，唐际盛、卢斌等8人到长沙，到第二部作旁听生，后转为正科生。此外，唐际盛、萧鸿举、李求实在黄陂，廖焕星在河南信阳，王尚德在陕西赤水从事教育，林育南、郑兴焕在北京求学。他们每到一处，都将他们的主张如种粒播撒在那里。
共存社：利群书社历史性的跨越
利群书社的空想社会主义实验，受到了两方面的打击：一是资金来源几乎枯竭。利群书社营业额很低，无法支撑各项开支，又没有固定的经济接济，举步维艰。二是他们企图脱离社会整体改造，闭门建设乌托邦新村，在现实中不断碰壁。
此时，中国共产党人有组织地传播马克思主义，批判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向利群书社的成员展示了改造中国的新天地，促进先进成员世界观发生根本的转变。他们开始运用唯物史观来反省利群书社的实验，在社内展开了如何改造中国的讨论。
利群书社最先觉悟的是刘仁静、林育南。他们两人先后到北京求学。刘仁静在北京大学直接受到李大钊的教育，由激进民主主义者转变成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他是恽代英的学生，此时，学生却影响了老师。他与老师“大谈”如何根本改造中国问题，是用“平和运动”，还是用“大破坏的激烈运动”？恽代英希望尽量避免流血斗争，而学生写了封信给老师，指出：“中国的问题是根本改造，进行社会革命，流血一途是无疑的，我们的任务，可用科学的方法，研究中国的Inslitions Customs，求出一个合适国情而又能达到共产主义的方针来。”
林育南也给老师去信：“我们的理想是仿佛对的，但审查社会情形和我们的力量，恐怕终究是个‘理想’，终究是个‘梦’呵！”
陈独秀对恽代英的《未来之梦》，批评道：“在社会的一种经济组织生产制度未推翻以前，一个人或一个团体决没有单独改造的余地。试问福利耶（今译傅立叶）以来的新村运动，像北京工读团即恽君的未来之梦等类，是否真是痴人说梦？”
这些批评让恽代英深刻反省。在现实生活中，他的改造方案不断受挫，也促使他接受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认识到只有社会的根本改造，才能实现经济生活的改造。这个觉悟首先是对教育救国的否定。他指出：教育改造是社会改造的一部分，旧教育只是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为学生“造了个刮地皮、杀人的资格”的行业，只有彻底改造社会，才能改造教育。团体的思想，也发生飞跃。在少年中国学会里讨论学会前途时，他旗帜鲜明地主张学会成为“波歇维式（布尔什维克式）的团体”，就是团体分裂也在所不辞。
世界观发生根本转变后，恽代英决定从根本上改造利群书社，他与林育南等商量，决定在林家大湾八斗湾浚新学校开会，成立共存社。他写信告诉湖南毛泽东。此时，毛泽东已经接到到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通知，闻讯十分高兴，派文化书社的经理易礼容去参加共存社成立大会。
1921年7月16日至21日，恽代英等利群书社的成员在浚新学校举行会议。参加会议的名单如下：吴景钟、唐际盛、李求实、卢斌（陆沉）、林育南、汉儒、浚孙、郑遵芳、郑兴焕、龚士希、易礼容、克友、镇山、恽代英、李书渠(李伯刚)、冼百言（冼震）、行健、沈光耀、林洛甫、刘光起、刘茂祥、卢春山、廖焕星。
7月16日举行的第一次会议，就明确了共存社的宗旨：以积极切实的预备，企求阶级斗争、劳农政治的实现，以达到圆满的人类共存的目的。它“组织严密，俨然一国家”。
这些今天看来十分平常的文字，在中国政党史上却是石破天惊！它意味着第一个公开宣布以“波社”为榜样的无产阶级政团在湖北、在中国诞生。这个伟大事件记载在《我们的》第7期（1921年8月10日）上，彪炳史册！
来源：《党史天地（2020年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