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红色金融史编写组
一、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创建
1928年7月，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领导平江起义，占领平江县城，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开启创建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序幕。国民党当局漠视百姓疾苦，将人民群众的革命反抗视为洪水猛兽，严酷镇压。平江起义后，国民党组织“清剿”军疯狂反扑，红五军被迫离开平江城，转战湘鄂赣边境地区。仅湘鄂赣边境各县惨死在国民党屠刀之下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至少两万人之众，有的全家被杀，有的一家仅能逃亡一二人。
红五军机动转战湘鄂赣边境地区，所到之处迅即开展土地革命，组织和带领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在各县乡纷纷组建红色政权。1931年7月，中共湘鄂赣特委在湖南浏阳楚东山村召开湘鄂赣边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第一届中共湘鄂赣省委。省委下辖36个县委，其中江西20个，湖南7个，湖北9个。1931年10月，湘鄂赣省工农兵苏维埃政府正式成立，湘鄂赣革命根据地进入了省级苏区政权发展时期。
湘鄂赣革命根据地位于湘东北、鄂东南、赣西北地区，南与湘赣根据地相接，北与鄂豫皖、湘鄂西根据地隔江相望，是中央革命根据地西北方向的有力屏障，是连接中央根据地与鄂豫皖、湘鄂西根据地的纽带。根据地最大范围时，占领和直接管辖的区域东西300多公里，南北近500公里，人口300万人，包括湘、鄂、赣共40余县。到1932年8月，湘鄂赣苏区党员5万多人，主力红军达到1.5万人。
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斗争直接支援了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支援了中央苏区和其他苏区的发展以及红军长征和其他游击区的斗争。湘鄂赣边是三年游击战争坚持时间最久的根据地之一。中央红军撤出中央苏区后，湘鄂赣边红军克服重重困难坚持斗争，最终保存下来一支1100余人的队伍。1938年2月，这支队伍编入新四军第1支队第1团，走上抗日救国的第一线。
二、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财政与经济
在湘鄂赣地区，湖南平江、浏阳一带早先因与省会长沙接近，民国时期是较为富庶之地。1926年底，黄金洞采矿业、纸业是平江的主要工业，全县有数十万工业人口，城乡商铺达1000多家；浏阳出产鞭炮、夏布等大宗商品，煤矿、铁矿、银矿等矿业也较为发达。而赣边的修（水）、铜（鼓）、宜（春）、万（载）县和鄂东南地区城乡经济却比较落后，具有一定规模的大冶采矿、阳新煤矿等都由官僚和列强资本家控制，而其他生产日用消费品的手工作坊都是小规模的。湘鄂赣地区工人待遇极差，工资极低，每日都要工作12个小时以上，生活相当困苦。随着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链条逐渐从通商口岸延伸到内地，挤压整个中国民族工业体系的生存空间，加上繁重的苛捐杂税，湘鄂赣地域上一般的中小工商业几乎濒临破产。
金融市场也在经历一次次残酷的洗劫。国民党军阀敛钱打仗滥发地方公债和不兑现的纸票，当地民间、地方商号杂滥发行花票，据《宜春市志》记载，当时宜春县有80多家商店发行花票，钱庄、商行发行万串铜元票，利用物价上涨、货币贬值牟取暴利，群众称此为“化水”。国民党政府对民众的洗劫，致使工厂倒闭、生产停顿、商户零落、百业凋敝，工人失业，广大农村十室九空，田园荒芜。反压迫的斗争此起彼伏。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开辟给了苦难深重的工农群众新的希望。
随着根据地的创建和苏维埃政权的建立与统一，新成立的苏维埃政府十分重视经济工作的开展，提出开源、节流和通融三种办法。农业方面由贫农团成立督耕委员会，进行督促检查。工业方面，由工会管理生产和组织劳动竞赛。财经方面，成立财经委员会（后称财政部），在区、乡两级设财政委员。金融方面，短短2—3年间，成立20多家苏区银行。金融机构的创建，货币的发行，向公、私企业和个人发放的低息贷款，加强现金出口管理，繁荣和发展工农业经济，解决了苏区大部分的军政费用，对支持革命战争、巩固苏维埃政权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三、湘鄂赣革命根据地金融机构创建概况
湘鄂赣苏区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革命时期）全国苏维埃地区建立金融机构最多、名称变化最大的地方。从1929年冬至1931年秋，多地的区、县苏维埃政府建立了工农银行，先后设立区一级“农民银行”、县级“工农兵银行”、省级“工农银行”，发行了几种版别的银币和五十多种苏区纸币。
湘鄂赣根据地自红色政权建立后，便即着手筹建金融机构，湖南平江县、浏阳县，江西万载县、修水县、铜鼓县、宜春县等地区县级银行纷纷成立；鄂东阳新、大冶、通山、武宁、瑞昌等县也相继建立县或区一级的农民银行，随后组建的鄂东农民银行统一鄂东苏区金融，各区县银行成为分行或代办所；随着湘鄂赣根据地党政关系的变化和金融事业的发展需要，鄂东农民银行改建为鄂东工农兵银行，后又更名为鄂东工农银行；1932年2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正式开业，中共湘鄂赣临时省委和省苏要求，收回已发行的苏票，建立国家银行湘鄂赣省分行，但因国民党敌军接连发动第四次、五次“围剿”，战争局势日趋严峻，苏区内部全面执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根据地内外交困，湘鄂赣省分行最终未能如愿成立。
（一）湖南苏区成立的金融机构
平江县工农银行。平江起义之后，平江城多次被占，多次又被红军克复，直到1930年12月，平江县工农兵苏维埃政府组建，部队在平江才得以喘息。刚刚诞生的革命政权面临平江自国民党烧、杀、“清乡”以后，农村经济破产、城市工商凋零、工人大批失业、贫民生计无着的困境，决定成立平江县工农银行，通过银行发行货币、低利借贷，启动经济。
为尽快打开局面，苏维埃政府发布《平江县苏维埃政府为创办工农银行颁发的布告》和《敬告群众书》，向群众广泛宣传和政治动员，其中直截了当地指出了工农银行的阶级立场和阶级任务：“在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实行商品剥削、资本输入、金融侵略的历史时期，在国内新旧军阀连年混战，工人农民承担的苛捐杂税不断加重，工农劳苦群众的生活日益痛苦的情况下，特别是在国民党反动派对苏维埃区域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苏白两区展开激烈的经济斗争的时刻成立崭新的工农银行具有重大意义，开辟了中国经济史上的新纪元。”
平江县苏维埃银行成立较早，发行的纸币数量、种类和版别比较多。有史记载的主要有四种，1931年发行1角、2角、5角、1元银元券，背面均印有《平江县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布告》，盖“平江县工农兵苏维埃政府财政委员会”红方章，5角和1元券的正面两边印制宣传口号“发展工农资本”“流通社会金融”，以加强人民群众对工农银行的认识和信任。
浏阳工农兵银行。平江起义后，浏阳人民在中共浏阳县委领导下和红二纵队的支援下，经过一年多的反复斗争，到1930年4月占领浏阳。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召开成立县苏维埃政府，紧接着各区都先后建立苏维埃政权。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定并通过了《政治纲领》，提出要“创办各种合作社及低利借贷机关”。同年11月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召开，会上再次明确作出“发行工农兵票币，流通金融，抵制敌人经济封锁”的决议。1931年1月，“成立浏阳县工农兵银行”布告正式颁布，银行发行货币的准备资金以全县累进税作抵押，发行的各种票币，随时兑换现金，赤色区域一律流通。工农兵银行承担“活泼金融，振兴实业，实行低利借贷，办理储蓄事业”的重要任务。
浏阳县工农兵银行成立后，何声教、黄文等人先后担任行长。成立当年即发行了1角、2角、3角银元券纸币，纸币背面印有《浏阳县苏维埃政府布告》，盖“浏阳县苏维埃政府印”红方章。
（二）江西苏区成立的金融机构
万载县工农兵银行。1930年5月，万载临时县委在黄公略率领的红六军配合下，发动十多万群众攻克万载。7月12日，万载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召开，正式成立万载县苏维埃政府。
万载县工农兵银行创立于1931年1月，行长是钟学槐（化名：甘雨农）。银行成立后，为配合军事与经济斗争，积极开展各项金融活动，一是发行工农兵银行纸币，坚持十足兑现原则，禁止其它杂钞劣币在苏区内使用和流通，成立当年发行1角、2角、1元银元券，纸币上印制“流通市面”“兑换现金”字样；二是实行现金银洋集中管理，防止现金外流；三是实行低利借贷，发展苏区工农业生产，禁止高利贷；四是建立造币厂，铸造标志苏维埃政权的银元。通过以上举措有力掌控了当地经济金融发展的主动权，促进商贸逐渐繁荣起来，保障人民群众基本生活。
修水县苏维埃银行。1928年8月6日，红五军在修水县工农武装配合下一举攻破县城，成立修水县工农兵苏维埃政府。但不久国民党对湘鄂赣三省“会剿”重兵压境，红五军被迫采取迂回游击，退出修水，转战湘鄂赣边境。1930年5月，红五军攻克平江后，彭德怀率军再次东进修水，修水县委、县暴动委员会及时下达了暴动命令，各区、乡赤卫队、武装农民合计8万余人，浩浩荡荡汇集县城附近配合红五军最终攻克修水。这次胜利，严厉打击了修水县城地主豪绅及国民党的反动势力，振奋了修水及湘鄂赣边区工农群众的革命精神，有力地促进了革命根据地的发展，一年间，修水共建立了7个区、63个乡、2个集镇苏维埃政权。
在修水，金融事业发端于消费合作社。最初县苏维埃政府指示消费合作总社发行苏票和制造银元，行使银行职能，1931年分别以“修水县立赤色消费合作总社”和“修水县立总合作社”的名义，各发行了100文、300文、500文和100文、300文五种铜元票纸币，纸币上印有“发展社会经济”“流通赤色金融”宣传字样。后来到1931年5月，为集中统筹现金，扩大银行事业，修水县苏维埃第三次执委扩大会议决定，将银行职能从消费合作总社中分离，成立修水县苏维埃银行。修水县苏维埃银行存续了将近三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和消费合作总社一起停办。
铜鼓县生产合作社和铸币厂。江西铜鼓县位于湘鄂赣边境腹地，平江起义后的红五军转战于湘鄂赣边境地区开展武装斗争，利用国民党二次北伐和内部混战的有利战机，迅速扩大革命割据区域占领铜鼓。1929年11月，铜鼓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召开，同年铜鼓地区建立20多个乡苏维埃政府。县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就着手推进经济建设，恢复和发展工农业，解决粮食供应等基本问题，搞活经济商贸流通，铜鼓苏区经济渐渐繁荣起来。为调节金融、供应货币，1931年1月，铜鼓县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决定举办生产合作社和消费合作社，以生产合作社为主体印制和发行纸币，发行了1角、2角银元券。苏维埃政府还成立专门的铸币厂铸造银元。
宜春县工农兵银行。宜春县革命割据实现较晚。1930年8月，成立后的宜春县工农兵苏维埃政府着手进行土地分配和经济建设。设立工农兵银行是在1931年8月举行的第三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上作出的决定，县苏专门为此发布设立公告，公告指出，“凡百业之设施，首资财政金融之周转，端赖银行，值此阶级斗争之时，反动派施用镇压革命手段，层见叠出，尤其是对于经济方面封锁之余加以破坏，以致工人失业、农民荒耕，而苏维埃政府目前就进行事项亦陷入停顿之中，本府为适应经济发展需要，挽救群众利益起见……议决组织工农兵银行”，为发展生产，为群众谋利益，“银行资本以各生产合作社各工厂储蓄金作抵，发行各种票币，随时兑换现金，凡属赤色区域应准一律流通”。
由于根据地不断受到侵袭，宜春县工农兵银行行址搬迁了多处，但还是坚持开展了发行货币、收拢现银、借贷兑换等大量工作。在1931年8月至11月，先后发行2角、3角银元券。纸币背面印宜春县苏维埃政府布告，盖“宜春县苏维埃政府印”篆书红方章。
（三）湖北苏区成立的金融机构
鄂东农民银行。大革命失败后，中共湖北省委制定“湖北省秋收暴动计划”，决定分别从鄂东和鄂南两个区域发起武装斗争，但很快鄂南暴动被国民党的反动势力压制转入低潮。1928年冬，国民党二次北伐结束后，蒋介石为了加强政治独裁，预谋从桂系手中夺取两湖地方政权，引起李宗仁等大为不满，蒋桂矛盾日趋尖锐。1929年3月，蒋介石下令讨伐桂系，蒋桂战争正式爆发。新军阀混战，给革命形势带来了发展良机，鄂东区革命斗争更加活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县积极组织抗租、抗债、抗捐、抗税斗争。1930年5月，红五军军长彭德怀率军挺进鄂西南，在与当地红军协同作战下，有力打击了反动势力，鄂东南各级苏维埃政权逐步建立起来，工农武装割据基本形成。
为从经济金融上巩固苏区政权，各区、县苏维埃银行应运而生，特别是鄂东地区，阳新县苏维埃政府农民银行、大冶县工农兵银行、通山县代办所、武宁县工农兵银行、瑞昌县工农兵银行、通城县工农兵银行等农民、工农兵银行纷纷成立，遍及鄂东苏区。但由于各县各自发行货币给相邻县贸易造成很大不便，鄂东工农革命委员会1930年成立后，决定统一银行机构管理，统一金融政策和货币发行，将各县合并组建鄂东农民银行，隶属鄂东工农革命委员会财政部，任命曹信白为主任，下设造票、收发、会计、出纳等股，原阳新、大冶、通山、瑞昌等县农民银行改组为分行或代办所。彼时鄂南区因为政权不太稳固，各区、县均未建立苏维埃金融机构。
来源：《中国金融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