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 文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湖北早期组织成立100周年。100年前的1920年8月，以董必武、刘伯垂为首的湖北7名先进分子在武昌蛇山脚下秘密集会，成立共产党武汉支部，它成为1921年7月参加中共一大的全国6个党的早期组织之一。同一时期，恽代英、林育南等湖北先进青年也在武汉、黄冈等地积极探索建党道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考察中共湖北早期组织创建的时代背景和历史进程，感悟早期共产党人立党初心，对于我们进一步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进一步传承红色基因、坚定理想信念、发扬革命精神和斗争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接续奋斗，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一、勇担责任：中共湖北早期组织的成立是湖北先进分子为挽救民族危亡、实现国家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主动选择
1840年是中国漫长封建社会与近代中国的分水岭。这一年，英国发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中国从此开始了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耻辱历史。在西方列强侵略和封建专制制度的桎梏下，中华民族内忧外患，国家面临被瓜分的危险，人民陷入了苦难深渊。中华无数志士仁人为救国救民进行了不屈抗争。1911年，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辛亥革命爆发，一举推翻了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帝制，但辛亥革命并未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取而代之的是黑暗的北洋军阀统治。
地处中国腹地的湖北，和全国一样兵连祸结，满目疮痍。湖北地区传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遭到破坏，农村急遽衰败，大批农民和手工业者趋向破产。资本主义经济虽得到一定发展，但帝国主义垄断资本和封建官僚买办资本两者结合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又使得这种发展特别艰难。苛捐杂税越来越多，人民负担日益沉重，贫苦人民流离失所、卖儿鬻女甚至整村整乡外出行乞的悲惨情景，常遍及湖北全省9府60余州县。在城市，武汉、沙市等地大多数码头工人“衣无冬夏，仅用破麻袋一片，遮其下体”，有活尽力干，没有隔日粮，“饿冻相乖，死亡甚速”。工矿企业中也没有任何劳动保护措施，工人人身自由和生命安全毫无保障。据史料记载，当时汉冶萍的工人，平均每一天就有一人死于非命。
殷忧启圣，多难兴邦。不甘屈辱的中国人民继续寻找救亡图存的新出路。历经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洗礼，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湖北先进分子走到了一起，“群英结党救中华”。中共湖北早期组织应运而生。
董必武，湖北黄安（今红安）人，清末秀才。1911年武昌起义后参加湖北军政府工作，加入同盟会。1914年留学日本就读法政大学，并在日本加入中华革命党。回国后继续从事反袁斗争和护法运动。1919年在上海经李汉俊介绍接受马克思主义。1920年创办武汉中学，同年夏，接到中共上海早期组织来信，应约组党，成为湖北地区建党的核心人物。
刘伯垂，湖北鄂城人。清末东渡日本，在明治大学学习，受民主革命思想影响，加入同盟会。约在1916年毕业回国当律师。1918年参加广州护法军政府。1919年创办《唯民周刊》，从事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工作。1920年夏，受陈独秀之托回武汉组党，对湖北地区建党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陈潭秋，湖北黄冈人。1919年毕业于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担任《大汉报》《汉口新闻报》记者。参加武汉地区五四运动和武汉中学组建工作。1920年秋与董必武一起参加建党活动。陈潭秋对把中国建成为苏俄式的“工人之国”怀满腔热忱，董必武曾回忆说：“我有点火作用，他（陈潭秋）把火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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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封闭落后、民气未开的旧中国，能接受新思想、点燃新的革命火炬的必然也只能是社会精英。共产党武汉支部成立时一共有7名党员，除郑凯卿是武昌文华大学的校工外，董必武、刘伯垂、张国恩都是同盟会会员，都曾赴海外留学并参加过革命军政府工作；陈潭秋、包惠僧、赵子健是接受过高等教育、在五四运动中成长起来的爱国进步青年。这些最早一批的中国共产党人有一个显著的共同特征，就是家境较普通人好，胸怀救国救民的宏大志向。铁肩担日月，慷慨系神州。他们投身革命参与建党，并非迫于个人生计、被逼无奈的被动选择，而是肩负民族责任、历史责任，为着复兴中华的共同目标，走上了建立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道路。
二、坚定信念：在多方比较和深入思考中，湖北先进分子最终找到马克思主义作为救国救民的伟大真理
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第2卷起改为《新青年》），高举“科学”“民主”的大旗，兴起了声势浩大的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促使各色新思潮和救国理论纷纷涌现。俄国十月革命的消息传到中国后，马克思主义逐步成为新思潮传播的主流。湖北先进分子开始学习运用无产阶级世界观作为观察国家革命的工具，重新考虑中国的前途问题。
李汉俊，湖北潜江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播火者，在帮助湖北先进分子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上起到了重要引领作用。他早年留学日本，接受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思想武器是中国社会革命的“天赐之幸”，“我希望我们中国底同胞，不要把现在先进各国所有的社会现象视为‘对岸之火’，取‘与我无关’的态度，也把彼底由来、内容、结果，拿来仔细推究”。
1919年春，董必武来到上海，与张国恩一起居住在法租界霞飞路渔阳里，与李汉俊、詹大悲为邻。李汉俊向董必武等人介绍了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并将从日本带回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和《黎明》《改造》《新潮》等进步刊物给他们学习。董必武自参加辛亥革命后，一直追随孙中山先生投身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从辛亥革命到“二次革命”，从秘密反袁到公开护法斗争，一次次浴血拼搏，一次次惨痛失败，让他陷入极度的迷惘和困惑之中。经过对比，董必武认识到孙中山依靠军阀革命“行不通”，而“俄国革命列宁党的宗旨和工作方法与孙中山先生革命的宗旨和工作方法迥然不同”。中国革命，“要搞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就这样，董必武确立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在上海，他还见到了陈潭秋。在他的引导下，陈潭秋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恽代英是湖北新文化运动的闯将和湖北五四运动的杰出领袖，在青年中具有很高威信。早期，他和林育南等人一起，先后成立互助社、辅仁社、日新社等进步社团，意图通过改造个人来达到改造中国社会的目的。1920年2月，他们又创办利群书社，主张通过“共同生活的扩张”，发展教育和实业，通过和平手段使全世界变成一个“社会主义的天国”。
随着马克思主义进一步传播和新村主义在全国各地试验的失败，恽代英的世界观逐渐发生变化。1920年下半年，恽代英翻译考茨基的《阶级争斗》一书。这本书对恽代英和利群书社成员的思想转变产生了很大影响。他们认识到：“要改造中国必须进行阶级斗争，从根本上改变社会制度。”1921年7月16—21日，恽代英等21人在湖北黄冈浚新小学聚会，宣布成立共存社，其宗旨为“以积极切实的预备，企求阶级争斗、劳农政治的实现，以达到圆满的人类共存为目的”。这表明共存社与互助社、利群书社相比，已经发生质的飞跃，是一个具有共产党早期组织性质的革命组织。这也标志着恽代英、林育南等利群书社大多数成员的思想实现了从空想社会主义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
三、英勇奋斗：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湖北先进分子为成立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为开创中国革命斗争的崭新局面进行了艰辛探索
马克思主义强烈的实践性和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迫切现实需求，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从一开始就不是被当作一种只在书斋进行学术讨论的理论，而是作为救国良方。湖北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并取得重要成果。这种成果首先表现在建立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在五四运动中，湖北工人阶级走上历史舞台并展现出伟大力量。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及其与工人运动的日益结合，湖北出现了两条不同路径的建党道路。
第一条路径，是在共产国际的推动和中共上海早期组织的帮助下创建共产党武汉支部。1920年8月，董必武、刘伯垂、陈潭秋等7人在武昌抚院街（现民主路）97号举行会议，宣布成立共产党武汉早期组织。第二条路径，是在与共产国际和中共上海早期组织没有直接联系的情况下，恽代英、林育南等人通过实践摸索在湖北黄冈建立共存社。当知道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消息后，共存社自行解散，其成员大部分加入中国共产党。
中共湖北早期组织成立后，即迅速组织开展各项革命活动。他们积极发展党的组织，到1921年春，共产党武汉支部发展至9名成员；正式建立武昌、汉口社会主义青年团，引导青年走无产阶级革命道路；深入开展调查研究，支部成员“到纱厂去，到铁路去，到码头去，讲解工人阶级解放的道理”，推动工人运动发展；组织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创办《武汉星期评论》，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成立武昌教育工作者大会，领导教育界开展反对反动当局的斗争。湖北人民革命斗争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1921年7月，董必武、陈潭秋作为湖北代表前往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此后，在漫长的革命岁月中，湖北共产党人在党的领导下以铮铮铁骨战强敌，以血肉之躯赴国难，作出重要贡献，付出巨大牺牲。
董必武，在大革命时期全力推动国共合作。1932年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1934年10月，以年近半百之身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战时期，他参与领导中共南方局，作为中共代表团成员与国民党进行了近10年的谈判斗争。1945年赴美国参加联合国成立活动。1949年10月参加开国大典，成为除毛泽东之外唯一站在天安门城楼的党的一大代表。陈潭秋，党的一大后先后担任湖北、江西、满洲、江苏、福建省委主要负责人。中央红军长征时留在中央苏区，领导开展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1939年从苏联回国后在新疆开展革命工作。1942年，与毛泽民等一起被军阀盛世才逮捕，1943年被秘密杀害。1945年党的七大召开时，因不知其已牺牲，还选他为中央委员。恽代英，1925年领导五卅运动。1927年在武汉主持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工作。同年，先后参加南昌起义、广州起义。1930年在上海被国民党当局逮捕，1931年被杀害于南京雨花台。就义前，他留下了感人肺腑的诗篇：“浪迹江湖忆旧游，故人生死各千秋。已摈忧患寻常事，留得豪情作楚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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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正是无数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先烈不惧牺牲、忘我奋斗，谱写了豪情万丈的英雄史诗，我们才最终赢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
四、继续前进：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接续奋斗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他还强调，广大党员，特别是青年党员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要结合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在学思践悟中坚定理想信念，在奋发有为中践行初心使命。今天，我们回顾中共湖北早期组织的历史，考察早期共产党人的心路历程，就是要深刻体会我们党的初心，做到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我们要秉承责任之心，把民族复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责任牢牢记在心头，扛在肩上。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担当。100年前，面对苦难深重的旧中国，早期共产党人继承中华民族数千年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优良传统，深觉个人之小我应为民族之大我承担责任，“莽莽神州，已倒之狂澜待挽，茫茫华夏，中流之砥柱伊谁？弱冠请缨，闻鸡起舞，吾甚望国人之勿负是期也”。如今历史的接力棒传到了我们手中。党的十九大为我们擘画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今天，我们的历史责任，就是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并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我们唯有肩负起新的责任，才能不负重托、告慰先烈，创造属于新时代的辉煌业绩。我们要坚守信念之心，不断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共产主义理想，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信念。马克思主义是中国早期共产党人经过反复比较、深入思考后的慎重选择，是在长期革命斗争实践中验证了的科学真理。马克思主义是与时俱进的理论。在长期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我们党又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当前，湖北疫后重振和脱贫攻坚进入关键时期，所面临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省域治理考验之大都前所未有。我们要赢得优势、赢得主动、赢得未来，就必须坚定马克思主义信念，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我们要坚持奋斗之心，坚定革命精神和斗争精神，不断把为崇高理想奋斗的伟大实践推向前进。早期共产党人在奋斗中建党，在奋斗中开创了中国革命的崭新局面。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无论革命、建设还是改革，无论顺利还是曲折，始终在奋斗中克服艰难曲折，靠奋斗创造未来。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视察湖北，对湖北工作提出“四个着力”“四个切实”的重要要求。志不求易者成，事不避难者进，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积极投身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省的火热实践。要按照省委十一届七次全会部署，抢时间、抢机遇、抢要素，拿出硬招实招，抓具体、抓细化、抓实施，加快补齐省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短板弱项，着力提高我省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奋力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双胜利。
怀揣初心使命，历经百年风雨。从团体到政党、从地方到全国，中国共产党从小到大、由弱到强，经过近百年砥砺前进，如今已成为拥有9000多万党员的世界第一大党，正领导着拥有14亿人口的东方文明古国，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目标接续奋斗。
看走过的路，一代代共产党人坚守初心，共同谱写了气吞山河的壮丽史诗；远眺前行的路，新时代共产党人不忘初心，必将开创民族复兴更加光明的前景。
来源：《党史天地（2020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