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洪泉
“洪湖水呀浪呀么浪打浪啊，洪湖岸边是呀么是家乡啊，清早船儿去呀去撒网，晚上回来鱼满舱……”这首经典歌曲出自歌剧《洪湖赤卫队》，反映的是湘鄂西根据地革命斗争的历史。由洪湖、湘鄂边等根据地组成的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创造了被毛泽东称赞为“贺龙式”的历史经验和河湖港汊地带发展游击战争的光辉典范，对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历史影响。
掀起湘鄂西地区的革命高潮
“大地乌云遮太阳，一朝消散又重光。忽闻各处人喧闹，胡子果然回故乡。”湘鄂边革命武装的创建人贺锦斋当时写下的这首诗，生动地记录了贺龙等人领导创建根据地的历史场景，诗中的“胡子”，就是根据地群众和同志们对贺龙的亲切称呼。
从中央决策到贺周返湘，奠定湘鄂西革命发展基础。湘鄂西根据地是在中央的直接指导下建立起来的。贺龙后来回忆说，南昌起义失败后，自己有一股不服气思想，不相信就打不赢蒋介石，所以想回湘鄂西建立革命武装。他在上海向周恩来谈了自己的想法，说：“湘西是我的家乡，我从民国五年开始就在那里拖队伍，和北洋军阀打了十年仗，我人熟地熟，干起暴动来更方便，有成功的把握。”周恩来和中央经过研究，同意了贺龙的请求，并决定成立湘西北特委，由郭亮任书记，贺龙、周逸群、徐特立、柳克明（柳直荀）为委员，担负起在这一地区发展工农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建立苏维埃政权的任务。1928年初，贺龙、周逸群等一行7人带着一本《共产党宣言》和两支手枪，从上海赶往湘鄂地区。
从秋收暴动到桑植起义，打开湘鄂西武装斗争局面。湘鄂西地区的革命斗争，有着诸多有利因素和良好群众基础。自1927年9月起，荆江两岸地区就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秋收起义，沔阳县戴家场首举义旗，打响了湖北秋收起义的第一枪，各地农民武装纷起响应，协同行动，给敌人以重创。贺龙、周逸群路过洪湖地区时，把三支游击队集中起来组成工农革命军，推动周边20余县掀起武装暴动的高潮，初步打开了洪湖地区的局面。1928年3月，贺龙、周逸群在桑植县洪家关发动武装起义，拉开了湘鄂边工农武装割据的序幕。
从分散活动到胜利会师，标志湘鄂西苏区正式形成。桑植起义后不久，部队因遭强敌围攻而被打散，周逸群与贺龙失去联系，转往鄂西洪湖地区开辟工作。贺龙在桑植、鹤峰边境收集队伍，在湘鄂边坚持斗争，部队编为工农革命军第4军（后改称红军第4军），贺龙任军长。1929年1月，贺龙率红4军攻占鹤峰县城，6月再次攻占桑植县城，分别建立县委和各级苏维埃政权，初步形成了以桑植、鹤峰为中心的湘鄂边根据地。在周逸群的领导下，洪湖地区的革命斗争也迅速发展起来，几块被分割的根据地基本连成一片。1930年2月，中共鄂西特委根据中央指示组建了红6军，先后攻占沔县、潜江、石首、华容等城镇，建立起鄂西联县苏维埃政府，从而创建了洪湖根据地。同年7月，红4军和红6军在湖北公安会师，组成红2军团（红4军同时改称红2军），全军约1万人，贺龙任总指挥，周逸群任政治委员。至此，以湘鄂边、洪湖两块根据地为基础的湘鄂西根据地形成。9月间，鄂西特委改为湘鄂西特委，由邓中夏任书记，同时成立了湘鄂西苏维埃政府。同一时期，在鄂北的襄阳、枣阳、宜城和鄂西的巴东、兴山、秭归地区，也建立起襄枣宜根据地和巴兴归根据地，成为湘鄂西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
创造根据地建设的宝贵经验
1930年1月5日，毛泽东在写给林彪的一封信中明确指出，“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不能实现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而朱毛式、贺龙式、李文林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红军游击队与广大农民群众紧密地结合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向前扩大的政策，无疑是正确的。毛泽东在这里所高度肯定的“贺龙式”的政策，指的就是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所创造的宝贵经验。
党的全面坚强领导，是根据地建设发展的根本保证。湘鄂西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始终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在上海的中央始终密切关注着湘鄂西的革命形势，并作出许多具体指示。在周逸群、贺龙为首的湘鄂西党的正确领导下，根据地党组织迅速发展起来。1931年2月，根据地党员发展到2万余人，其中工人占32%，大部分为贫农、中农，从而使党在工农群众中建立了稳固的基础。在湘鄂西党的领导下，各级党组织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纪律建设得到全面加强。比如，党组织曾制定了“做个好党员”的10条标准：“忠实勇敢，有牺牲精神，有奋斗的决心，按时到会，缴纳党费，严守秘密，肯负责任，接受批评，读党报，调查研究侦察敌情。”这些标准在今天看来，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是根据地建设发展的必要条件。湘鄂西根据地自创建之初，就始终处在优势敌军的进攻和“围剿”之下。他们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使红军面目一新，连克强敌，不断打破敌军的围攻。湘鄂西党和红军不但提出以波浪式发展的指导思想，还总结出许多符合湘鄂西地区特点的游击战术，比如“你来我飞，你去我归，人多则跑，人少则搞”，再比如坚持的四条原则：随时是进攻的，不是保守的；不攻坚不打硬仗，但决不是逃跑主义；取得群众的拥护，以政治宣传战胜敌人；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这些作战原则，与毛泽东、朱德总结提出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的精神是一致的，是红军在敌强我弱形势下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正确作战指导。自1930年冬至1932年春，湘鄂西根据地又胜利进行了三次反“围剿”斗争，红2军团（1931年3月改编为红3军）也发展到1.5万余人。
人民群众的拥护支持，是根据地建设发展的力量源泉。随着革命战争的胜利和根据地的形成，县、区、乡各级苏维埃政权逐步建立，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土地革命深入开展，妥善处理河湖港汊的分配与使用问题，更成为湘鄂西地区土地革命的一个突出特点和大胆创造，促进了洪湖地区的渔业生产和水上运输事业。根据地群众在政治上、经济上翻了身，极大地激发了拥护和支持革命的积极性，如沔阳姚家河600多人中，有140多人参加了红军、赤卫队和游击队；鹤峰城关各乡原来只有赤卫队员100多人，土地革命后迅速增加到500多人。广大群众在革命斗争中始终和党同心同德、生死与共，在敌人残酷“围剿”和屠杀的艰苦情况下，“宁可跳河死或者树上缢死，也不愿反水”，生动地诠释了“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的真理。
功绩彪炳史册 精神烛照千秋
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领导建立的最大的根据地之一，对推动革命形势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也为党领导人民走向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其光辉历程、卓越功勋和伟大精神，必将永载历史卷册、长存人民心间。
与中央革命根据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等不同，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始终未能连成一片，而是由洪湖、湘鄂边等几块大的根据地组成。这些根据地先后在湘鄂西特委、湘鄂西中央分局等的统一领导下，互相配合进行斗争，共同构成了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整体，全盛时期遍及湘鄂西30余县，拥有近2万红军以及大量地方武装，成为当时党领导下最大的战略区之一。湘鄂西根据地位处长江、汉水之间及附近广大地域，既可以截断长江交通要道，又可以进逼武汉、长沙等重镇，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就全国形势而言，它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湘鄂赣革命根据地互为掎角，起了牵制敌人和策应、配合各地区革命斗争的作用。从区内环境来看，这里既处江河交错、湖汊遍布的江汉平原，又有崇山峻岭、丘陵绵延的地形便利，使其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具有许多与其他根据地不同的典型特征，从而创造了宝贵的甚至独树一帜的历史经验。1938年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红军时代的洪湖游击战争支持了数年之久，都是河湖港汊地带能够发展游击战争并建立根据地的证据。”
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以及国民党调集重兵发动对湘鄂西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1932年10月红3军主力被迫退出湘鄂西根据地，艰苦转战于湘鄂川边地区。1934年10月，红3军在黔东与从湘赣根据地战略转移而来的红6军团会师，红3军恢复红2军团番号，从此两军统一行动，开辟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1935年11月，红2、红6军团开始长征，1936年7月与红32军组建为红二方面军，同年10月胜利结束长征。全国抗战爆发后，以红二方面军为主组建了八路军第120师。从中国革命史的大视野来看，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对推动革命形势的发展、争取革命事业的胜利，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创造了光辉的业绩、付出了重大的牺牲，也赓续了优良的传统、熔铸了伟大的精神。据不完全统计，湘鄂西工农红军团以上干部烈士就有205人之多，其中包括周逸群、段德昌、柳克明（柳直荀）、贺锦斋等根据地重要领导人。从北伐战争到新中国建立，贺龙元帅的家人中为国捐躯的就有数百人之多，如果加上远近亲戚、宗室族人更多达数千人，堪称满门忠烈。在湘鄂西各级苏维埃政府中任职的，一般都是有经验有威信的优秀党员干部，发挥了模范带头作用，赢得了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1931年3月，在数万群众渡江北撤、敌军逼近渡口的危急时刻，正在指挥渡船的石首县委书记张际阶为了先让群众安全渡江，忍痛将亲生儿子从船上抱了下来。在他们身上，充分体现了忠诚为党、服务人民、清正廉洁、艰苦奋斗的苏区精神和苏区作风。
“洪湖万顷岁时长，浊水污泥两混茫。小试翻天覆地手，白浪换作红旗扬。”当年周逸群写下这首诗歌时，正值打破敌人“会剿”、创建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艰难时期。90多年后的今天，洪湖水滔滔依旧，新中国换了人间，但永不过时的是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奋斗精神、牺牲精神、奉献精神。不忘初心，方得始终。牢记使命，永远奋斗。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我们必须牢记革命历史，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精神血脉，鼓荡起奋进新时代的精气神，创造出无愧于先辈的新业绩。
来源：《 人民日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