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道贵
80多年前，李先念率领160余人的独立游击大队从河南竹沟南下鄂豫边区，广泛发动群众，汇集抗日武装，建立抗日根据地，坚持抗战。到1945年抗战胜利时，这支部队收复9万多平方公里的国土，建立7个专区、66个县抗日民主政权，解放1300多万人民，建立起地跨鄂豫皖湘赣5省交界地区的边区抗日根据地，成为一支拥有5万多人的新四军主力部队，还领导着30多万民兵武装力量。新四军第五师及其创建的根据地一跃成为华中新四军及其根据地中实力最强者和面积最大者。今天，重温新四军第五师及鄂豫边区抗战的光辉历史，深感李先念与边区党组织正确把握了群众工作的脉搏，开展了切合实际而又扎实有效的群众工作，有力地支撑了边区抗日斗争和第五师的发展，为边区抗战胜利作出了突出贡献。
一、群众工作的出发点就是营造同仇敌忾、共御外侮的抗日斗争局面，增强民族精神和民族凝聚力，把广大群众发动起来，组织到边区参加抗日斗争中来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就是企图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面对民族敌人，中国共产党率先高举全民抗战的大旗，提出全面抗战的路线，主动地发起和促成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鄂豫边区群众工作的出发点和首要任务，就是贯彻落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尽可能地把边区各阶层群众发动和组织起来，壮大统一战线力量，增强抗日的凝聚力、战斗力。
1939年5月，李先念率部南下鄂中后，他主动与地方党组织和游击队取得联系，积极向群众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扩大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的政治影响，很快打开了边区合作抗日的局面。
1940年春起，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深入开展群众工作的决定精神，边区党委设立民运部，具体领导边区群众工作。1940年3月，边区妇女救国总会成立。5月，边区各界救国联合会总会成立。农救会、工救会、商救会和青救会也都相继建立起来。同时，新四军部队也相继建立了群众工作组织。边区初步形成了党政军民齐心协力开展群众工作的局面。
在群众工作中，李先念和边区党委要求转变群众工作方式，讲求群众工作方法，“使民众了解，全民总动员，是保卫家乡、保卫边区的基本条件；民众如果不参加长期的斗争，就无法保家乡，无法保护自己的父母和孩子、老婆、耕牛，民众的生活就无法改良”。深入细致的群众工作产生了巨大作用，不仅边区广大群众被发动起来了，而且“团结了国民党的书记长、三青团负责人及各阶级的抗日的士绅、地主、富农、知识分子、农工商参加政权工作，实现真正的抗日各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的民主政策，扩大了边区民主运动”，真正实现了边区团结抗日的局面。而且，由于群众工作的积极配合，使新四军第五师能够在各种势力渗透、敌我友犬牙交错、“三角”斗争异常激烈的鄂豫边区得以立足、生根，建立根据地，从而实现了中共中央在鄂豫边区建立抗日游击支点的战略目标。
二、群众工作的着力点放在关注民生，激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努力发展经济，为坚持抗战提供物质基础
鄂豫边区群众工作之所以能够有效开展，关键在于它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注重解决群众生活面临的突出问题，从而调动了群众生产和参军参战的积极性、创造性。
边区根据地初创时期，群众的负担十分沉重。除了封建地租、高利贷和国民党政府的苛捐杂税，在游击区和沦陷区，还要忍受日伪军名目繁多的肆意掠夺。此外还有天灾影响。1941年的特大旱灾，60年一遇，边区受灾人口200余万，孝（感）北、安（陆）北、应山、京山等地几乎颗粒无收。1944年8月，边区又遭遇灾害。五师曾致电中央和中央华中局说，“从本年秋季起，预算几乎一半是赤字”，边区公粮减少10万石以上，200万人口中有一半是灾民。
在此背景下，要动员群众参加抗日斗争，首先必须解决群众的生存问题，减轻老百姓的负担。李先念和边区党委采取多种措施，把解决好民生问题作为群众工作的重要内容。他们提出：“我们要建立的一个社会，是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新民主主义社会不能建立在一个贫困的废墟上的，人民贫穷的社会，算不得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必须加强经济建设，把人民从贫穷困苦的深渊中拯救出来。”
1943年11月，李先念在师直属机关干部生产动员大会上讲话指出，边区群众的负担太重了，“我们共产党员不好好认识这一点，就是非无产阶级的意识，是脱离群众路线。所以我们要从生产运动中来解决经济困难，来减轻群众负担，改善群众生活。”
为此，首先是发动群众做好减租减息工作。1941年4月，在鄂中、豫南部分地方试点的基础上，边区着手全面推进“二五减租”工作。以安（陆）应（山）县为例，该县36个乡中有30个乡实行了减租。据30个乡的统计，涉及减租的地主26户，共减去租谷20600石，得益佃户16282户；根据6个乡的统计，905户业主共向2207户佃户退还押金18069元；据5个乡的统计，减租后农民生活得到了一定改善，贫农赶上中农生产生活条件的496户，中农赶上富农生产生活条件的76户。而据1944年秋收后的估计，仅边区中心区80多个乡共减去租谷15万石，大约3000万斤。减租减息政策的推行，得到了大多数开明地主的理解和支持，既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农村比较紧张的阶级矛盾，又弥补了边区粮食供应短缺的状况，成绩是显著的。
边区还实行合理的税收政策。边区财政税收主体来源于农业。农业税征收田赋公粮，按照实物征收。1941年，边区政府开始实行累进税制。1942年，边区又开始执行新的农业税政策，田少人多的少征，田多人少的多收，尽力均衡税收负担。由于税负比较合理，调动了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群众交纳田赋公粮也比较踊跃。边区政府主席许子威说：“自从田赋公粮开征之后，就把田亩抗日月捐和迹近苛杂的一切临时摊派，全部取消，把春季向人民借的粮款全部清还，不仅真正执行了合理负担的原则，减轻了人民的负担，而且增加了政府的收入”。
兴修水利，发展多种经济，也是边区群众工作的重要内容。边区政府时刻“注意蓄养民力和培养民力，以求得整个农村经济之迅速恢复和发展”。在战争的间隙，积极组织和领导群众修复水塘、堤坝等农田水利设施；开展生产运动，发展多种经济。1941年冬、1944年，边区两次组织群众开展农田基本建设。天（门）京（山）潜（江）县实验乡开沟渠19条，共长50余里，灌溉面积12800余亩；天（门）汉（川、阳）地区养黄、倪家等乡群众修筑“百里长堤”，把13个小垸合围成一个大垸，使23000多亩田地受益；襄（河）南地区大搞水利建设，使近100万亩农田受益，可以保障江陵、潜江、监利、沔阳等县农民的生产生活；安（陆）应（山）县的“千塘百坝”运动共修坝106座、挖塘 1063口，成为边区农田水利建设史上的典范。农田水利建设，使山乡湖泊充分发挥了农业灌溉及水利调节效益，保障了边区大部分地区的农业生产和群众生活。李先念高兴地说：“兴修塘堰这办法好，是一举两得，既修了水利，又度了荒年，它合乎人民的要求，今后要推广。”此外，还发动群众开荒拓地、种菜种瓜，开办纺纱织布、造纸、榨油等手工业。李先念、陈少敏、任质斌等边区领导经常和普通干部战士群众一道参加农业生产。大生产运动的成效是显而易见的。1942年，汉川、京山等地开垦荒地，预计“年可产粮34万担，约供10万人全年的食用”；边区合理的税负水平和税收政策，推动了群众的纳税积极性，边区税收比以前增加了3-5倍，缓解了边区的财政经济困难，边区军政人员的吃饭穿衣问题得到基本解决。
三、群众工作的落脚点在于把卓有成效的群众工作转化成抗日救亡、保家卫国的强大动力，为夺取抗战的伟大胜利提供不竭的力量源泉
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存在于最深厚的群众之中。边区群众工作的突出成就就在于把各阶层群众组织和武装起来了。群众工作的一系列政策和措施，把有效的群众工作转化成为抗日救亡的强大动力，为最终夺取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群众工作成为联系各阶层团结抗战的桥梁和纽带。边区开展的民主政治建设，保护了各阶层群众合法权利，赢得了开明地方绅士、地主的支持，扩大了政权的群众基础。经济上实行减租减息政策，兼顾地主和农民双方的利益。合理的税负政策，使群众负担趋于均衡。
群众工作密切配合各级党组织发动人民群众参军参战，保家卫国。据1940年秋不完全统计，两年来，鄂中群众参军人数，应城、京山两县都在3000-4000人左右，京（山）安（陆）县2100人左右，云梦县人数也在1000人以上；1943年春夏，为落实蒋家楼子会议提出的扩军计划，豫南信阳中心县委在短短两三个月时间，就组织淮河两岸地区的贫苦农民8000多人参加新四军。
边区群众积极开展拥军、优抗等活动，支持新四军抗战。据统计，1943年上半年，云梦县优抗活动中，全县1787户抗属中的859户得到赠款、粮食和春耕时人力、畜力扶持等优待。此外，还有18户抗属得到借粮、854户抗属得到贷款的帮助，解决了抗属的实际困难。1944年11月，天（门）汉（川、阳）农救会作出“拥军决议”，提议在已缴纳5000石公粮的基础上，开展节约“一把米”运动；发动妇女为新四军做军鞋8000双不收钱；基本乡的基干队员每人种1石拥军田；拥军500斤鱼、500斤野鸭。新四军在发展河南的过程中，信（阳）随（州）县群众为豫南兵团很快筹集粮食10万斤、柴草20万斤。由于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到抗战胜利前后，尽管边区正规部队发展到5万余人、地方武装达30万人，但“基本上做到每人每天供1斤半米、3钱油、2钱盐、1斤菜；每人每月发津贴费1元5角；每人每年发2套单衣、1套棉衣、1副绑腿；不论冬夏，每人1条卧单、1床夹被。”
掩护新四军的军工生产设施，掩护新四军的后方医院及其伤病员、抗日战士的生命安全，也是经常性的群众工作。第五师的军工生产设施之所以能够在日、伪频繁“扫荡”、“清乡”的动荡环境顺利进行生产，主要得益于人民群众的掩护。例如：第一印刷厂长期隐蔽在安陆陈家店的伍家燕窝的小村庄里，这里距日军在平汉铁路上的重要据点花园镇只有10余公里。工人们把印刷机隐藏在牛圈下面的地洞里，排字架安放在夹墙中，坚持生产达数月之久。尽管日军经常进村骚扰，但始终没有发现这个秘密。第二、三印刷厂长期隐蔽在湖汊芦苇荡的小渔村里，依靠群众严密封锁消息，静悄悄地印刷书报、钞票。一有敌情，就把机器搬到船上转移。
边区人民群众还机智勇敢地掩护新四军伤病员的安全。1943年，新四军重伤员莫光明被安排在京（山）南杨家畈李老太婆家中养伤。一天，日、伪军“扫荡”根据地，婆媳两人急中生智，将莫光明放在儿媳妇床上，盖上被子，将窗户堵上，有意将尿罐弄倒，老太婆哭丧着脸坐在门口，大嫂坐在床边。两个鬼子气势汹汹进到房间用电筒一照，见大嫂坐在床边哭泣，房内又阴暗又脏又臊臭。一个伪军捏着鼻子对鬼子说是传染病，鬼子立即溜走了。陈少敏曾经指出：“边区抗日武装，自始至终是政治动员和人民在抗日保乡的立场自愿自觉的（在）发展起来的一支人民的武装，我们从没有用过拉丁抓夫，用绳子捆的政策扩大部队，这是边区的人民公认的事实。”
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工作路线，重视群众工作是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学习党史、国史是“必修课”，“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在《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我们党来自于人民，党的根基和血脉在人民。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始终同人民在一起，为人民利益而奋斗，是我们党立党兴党强党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反之，我们将一事无成，甚至走向衰败。”以史为鉴，资政育人，就必须从历史中吸取丰富的营养。鄂豫边区的群众工作是一部生动的历史教科书。边区党组织在领导艰苦的抗日斗争实践中，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社会不能建立在一个贫困的废墟上的，人民贫穷的社会，算不得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群众好比母亲，小孩没有母亲就没有奶吃，我们党和军队没有群众，就不能生存”等朴素而闪光的思想，探索了形式多样的适合边区实际的群众工作方式方法，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群众工作，这是新四军第五师和边区党的群众工作的一笔宝贵财富，对于今天做好新时代的群众工作仍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弘扬铁军精神，赓续红色血脉，既要牢记落后挨打、国破家亡的历史教训，缅怀人民群众对抗战的巨大功绩。同时，关照现实，在新的历史时期，仍然要大力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继承革命先辈正确的群众观，学习借鉴革命先辈群众工作的宝贵经验，牢记群众工作出发点、找准群众工作的着力点、聚焦群众工作落脚点，创造性地开展群众工作，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把人民群众的聪明才智引导到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再立新功。
来源：《地方革命史研究（2022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