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开国
襄西，指长江以北，襄河（汉水流经襄阳以下河段）以西，包括荆门、当阳、远安、南漳、保康等县和钟祥、宜城、江陵、宜昌、枝江、宜都等县的江北、河西地区。襄西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开辟、创建，是在1940年五、六月份日军发动“宜昌作战”期间，根据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的指示和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司令员李先念的部署开展的，并得到了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朱德等的肯定和关怀。襄西抗日民主根据地自1940年12月正式建立，到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历时近五年。它象刺向侵占宜昌日军脑后的一把钢刀，造成日军西犯或东撤都受到严重威胁，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显示了战略地位极为重要，成为鄂豫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伸向鄂西的前哨阵地、西部屏障和外围。
这块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从武装开辟时起，始终处在日伪顽军严重“三角夹击”之中，且比鄂豫边区在华中抗日根据地中更是孤悬敌后。它之所以能在这种严重的局势中，经受住长期的严峻考验，一直坚持战斗到全国抗日战争胜利，作出历史性的贡献，正是由于中共襄西组织及其领导的军队、地方人民武装，在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朱德等肯定和关怀下，在中共中央中原局和鄂豫边区党委、新四军第五师的正确领导下，始终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同人民群众结成了“有血肉一样的联系”，并实行了“真正的全民武装”，使之充分发挥了人民战争的作用，为夺取抗日战争胜利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一、中共襄西组织及其武装在开辟、创建、巩固、坚持和发展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中，始终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放在首位——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爱戴、拥护和支持
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宜昌作战”于1940年5月1日打响。日军在31日夜突破襄河后，即兵分数路南下和西进，“直指目的地宜昌”。6月7日至12日，日军先后攻占荆门、当阳、远安及枝江、宜都等江北地区和宜昌城。日军攻占宜昌后，即以两个师团等部和一些特种部队，分别长期占领宜昌、当阳等襄西地区，并在公路沿线各大小城镇遍设据点，大肆网罗汉奸、特务，组织维持会、伪政权，收编伪军，不断对我党我军开辟、建立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实行“扫荡”、“蚕食”。加之敌视共产党的国民党顽固派军队和多股在襄西的国民党地方土匪武装，他们拥兵自重、通敌扰民，猖狂与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及人民抗日武装为敌。国民党顽固派为达到消灭共产党的目的，指示顽军及其地方土匪武装，不断对我党领导的军队及人民抗日武装制造摩擦，并对抗日民主根据地不断地进行“清剿”。因此，中共襄西组织及其领导的新四军襄西部队，从武装开辟襄西时起，直到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一直处在日伪顽军严重的“三角夹击”之中。
早在襄西沦陷前夕，中共荆（门）当（阳）地委根据李先念“向西发展的部署”，将当阳、荆门等县地方武装300余人枪分别拉上荆当交界的绿林山和荆（门）钟（祥）交界的北山，准备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襄西沦陷后不久，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司令员李先念等，为贯彻执行中共中央中原局“扩大与发展自己的力量”，并根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襄西失陷，纵队发展方向应暂向路西”的指示，进一步作出“向西发展部署”，即于1940年7月初派毛凯率纵队特务中队（原中共荆当远中心县委于1939年，通过驻远安的国民党第33集团军第77军副军长兼179师师长、中共特别党员何基沣在襄西组建的179师搜索队）开赴襄西，并与襄西地方武装会合。首先打击了石牌周良玉匪部，保护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取得了新四军在襄西的第一个立足点，赢得了人民群众的爱戴、拥护和支持，为我党我军尽快开辟和发展襄西抗日民主根据地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正如李先念等向中央的报告中说：“我军在襄河西岸边缘活动之一个中队，现仍在该地坚持游击战争，颇受民众爱戴”，并准备“以三、四个团向襄河西岸、南岸发展”。随后，李先念等又数次增派部队挺进襄西，“开展襄西工作”。8月，成立了中共襄西军政委员会和襄西临时地委。随即进行“大的扩军运动”，“建立新开辟地区的工作”，将襄西地方武装统一整编为新四军襄西独立团，并成立了由当阳县委领导的荆当大队等地方武装。10月，成立了当阳县四乡联合办事处（亦称当东区署），标志着当阳抗日民主根据地正式创建，为建立襄西抗日民主根据地奠定了基础。12月，为“加紧发展襄西的游击战争。……创造河西根据地”，撤销襄西临时地委，正式成立中共襄西地委；改组襄西军政委员会；将襄西独立团改编为纵队第八团，并扩大襄西地方武装；成立襄西行政委员会，并即建立所属各县、区、乡抗日民主政府和群团组织。至此，襄西抗日民主根据地正式建立。李先念等在收到毛泽东、朱德等复电“你们的部署是对的”等指示后，即以纵队司令部和党委军事部的名义联合发布命令，部署开展游击战争，并指示第六、八团“仍在荆（门）宜（昌）当（阳）江（陵）一带力求发展”。同时，决定成立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襄西指挥部，“统辖现正在襄西活动的第六、八团及襄西各县的地方武装” ，巩固和发展襄西抗日民主根据地。在此前后，相继在当阳、钟（祥）西、荆门等地建立了县、区、乡抗日民主政府。后又开辟了江（陵）枝（江）当（阳）新区。
襄西抗日民主根据地在严重的“三角夹击”中能够得到巩固和发展，其根本原因，就是襄西党组织始终把保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首位，并使人民群众得到实际利益。根据地刚建立不久，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政治部副主任王翰就于1941年初春到襄西检查指导工作，并制定了“二五减租”（即把原租额减少25%）等保护人民群众利益的具体政策。根据地在日伪顽军严重夹击时，襄西各级党组织广泛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千方百计保卫根据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无数次地从敌人手中夺回被抢去的耕牛和粮食等物资交还给受害群众，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爱戴、拥护和支持。
二、中共襄西组织造就了一大批在群众中扎下根的各级领导干部，并使这批干部溶入于广大人民群众之中——使襄西党组织及其领导的军队和人民武装同人民群众结成了“有血肉一样的联系”，并实行了“真正的全民武装”
抗日战争初期，中共襄西地方组织主要是省委从武汉等地派党员干部来重建的。最初重建的襄西党组织，是按照董必武“重建的党要在农村扎下根，要在贫雇农中扎下根，要联系上大革命、土地革命时期隐蔽保存下来的老同志”的指示重建的，使重建的襄西党组织一开始就扎正了根子，找准了依靠对象。同时，根据省委组织部部长钱瑛先“通过抗日群众运动打下基础，以建立党的组织”的指示，在群众运动中发现积极分子，培养发展了一大批优秀党员。至1938年夏，襄西普遍建立了各级党组织。
武汉沦陷前夕，中共湖北省委“决定创造荆、当、远据点，以便建立省委机关，领导鄂西、北、中各区组织”，并“决定今后工作主要转向农村”。随即，省委代理书记钱瑛随省委机关从武汉撤至宜昌。在此前后，省委加派干部到荆当远地区发展党的组织，壮大党员队伍，使襄西广大干部都扎根并溶入当地广大人民群众之中。这批“有民族气节的骨干”，继承和发扬党的光荣传统，正确贯彻执行党的路线和上级党委的指示，深入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形成了一个个坚不可摧的战斗堡垒，使得抗日烽火熊熊燃烧于襄西大地。
中共襄西组织非常注意培养本地干部。襄西党组织先后选送了一批本地干部到鄂豫边区洪山公学、抗大十分校等学校深造。后又举办了五期干部培训班。这些干部归来后，又传帮带了更多的基层干部，从而造就了一大批与人民群众有血肉联系，有革命精神，有战争经验与工作经验的本地干部。他们“战斗”时拿枪，“生产”时拿锄，运用“劳力和武力相结合”，溶入于广大人民群众之中。
中共襄西组织十分注重依靠、宣传、组织和发动群众投入抗日战争，使许多青年结队参加新四军。如当阳东安等乡的青壮年，在1941年参加新四军的就达70%以上。各地出现了许多母送子、妻送郎参军的动人场面。仅当阳县在“1944年11月底，当阳（县）工委成立，不到一个月就动员了800多名青壮年参加新四军。”使新四军和地方部队得以及时补充和迅速发展，真正做到了“把抗日的武装力量和地方居民有血肉一样的联系起来”，并建立了“根深蒂固的关系”，做到了“真正军民统一，使军队每一个行动都得到居民的援助与支持” 。
中共襄西组织实行了真正的全民武装。中共襄西地委、襄西指挥部及荆当大队，根据李先念“加紧进行长期斗争的准备” ，“增加离开生产之部队”，“增加不脱离生产的民兵”，“实行真正的全民武装”等指示，将荆当大队三次成建制的编入新四军正规部队，荆当大队又三次从各乡抗日游击武装中得到充实，重新组建。同时，襄西各地普遍成立了半脱产和不脱产的人民武装。仅当阳县到1942年5月，全县就成立了13个乡联队。这些人民武装成为“扩大与巩固”的“半正规性的地方武装”或“真正成为完全群众的武装组织”，使之实行了“真正的全民武装”，使党与人民群众汇成了强大的抗日洪流，构筑了襄西敌后抗日游击战场坚不可摧的铜墙铁壁。
三、中共襄西组织及其领导的军队与襄西地方人民武装、广大人民群众紧密结合，并肩同敌战斗——发挥了人民战争的威力
中共襄西组织所领导的新四军正规部队纵队第六、八团（1941年4月改编为第五师第43、45团）和后来新组建的独立第33团（这三个团大都是襄西籍的子弟兵）及荆当大队与襄西广大人民群众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真正地“把抗日的武装力量和地方居民有血肉一样的联系起来”，并建立了“根深蒂固的关系”。在同敌战斗中，都是新四军正规部队与襄西地方武装、广大人民群众密切配合，并肩同敌战斗，使之充分发挥了人民战争的威力。
中共襄西组织始终坚持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大胆灵活运用人民战争敢打敢胜，并不断地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学习组织武装力量和党对武装的领导，真正将‘党员军事化’的口号，变成实际的行动”，取得了周家集反日伪“扫荡”歼灭战和当阳得胜山阻击战、花园冲伏击战等胜利，受到了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首长的好评：“襄西方面最近与敌寇打了几仗，影响很大” 。
中共襄西组织深入发动群众和组织、依靠群众，充分发挥人民战争的威力。其突出特点：一是建立群众性的情报网，掌握对敌斗争的主动权。襄西党组织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面对日伪顽军严重夹击的形势，根据鄂豫边区首长“地方党应首先去建立敌区工作，在敌人据点内和周围建立秘密的群众组织及党的组织”，“以备在突然事变发生时，能迅速冲破对方之进攻，而坚持并巩固现有的阵地”等指示，即抽调一批精明强干的党员干部和革命青年打入日伪组织中，逐步建立了庞大且十分严密的情报网。使这个由共产党的优秀分子为骨干组成的群众性的情报网络，成为根据地的“千里眼”、“顺风耳”。因为情报准确，转送及时，使得日军出动尚在备马，根据地内就已防备就绪；所派奸细还未出发，根据地早已安排好捕捉计划。因此，襄西抗日民主根据地虽处在敌人的浅后方，又无深山大泽作依托，面对强大的日军，不仅未被“吃掉”，反而更加巩固和发展。二是发动群众站岗放哨，开展群众性的除奸清匪防特斗争。根据地每个乡，普遍成立了除奸队。在除奸清匪防特斗争中，大都采用秘密跟踪，在摸清情况和活动规律后，待机抓捕，视情由根据地抗日民主政府审判镇压，或布告周知正法，或就地处决，清除了根据地的隐患。三是以主力部队展开游击战争和大规模的组织群众开展反“扫荡”、反“蚕食”斗争相结合。战争时，为防敌人报复给人民群众利益带来损失，尽量将部队拉到敌占区进行。在反“扫荡”、反“蚕食”斗争中，以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紧密配合，同敌展开游击战争，狠狠的打击敌人，并在战斗中不断地“夺取敌人的武装来武装自己”。同时，大规模地组织和发动群众，开展反筑路、破坏公路和拆毁电话线、电线杆等斗争。如1941年四、五月间，发现驻淯溪日军经常乘汽车沿淯（溪）（河）溶公路到脚东一带“扫荡”。当阳县委即发动群众，乘黑夜毁坏了到脚东的卷桥和平桥，并将万寿山至脚东的公路全部挖断。在反筑路和拆毁电话线等斗争中，仅1944年，迫使日军放弃了修筑麻城铺至后港公路的计划，并在9月组织荆当地区数千民众和部分地方武装，一夜之间破坏了荆门至沙市、沙市至河溶的公路，拆毁了电线、电杆，极大的震惊了日军。为此，伪当阳县党部主任黄丽堂因惧怕日军处治而逃离当阳。不久，伪当阳县县长傅作楫、伪淯溪区区长周鹏南等，因惩办民夫“不力”被日军撤职。襄西抗日民主根据地军民紧密结合，并肩同敌战斗，充分发挥了人民战争的威力，使日本侵略者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而襄西抗日民主根据地，不但未被日伪军在“扫荡”、“蚕食”中消失，反而更加巩固，并得到发展。正如当时李先念等在《襄西组织武装状况》中所说：“我襄西已开辟的大块地区”，“有党员八、九百以上，经济亦可自给，其他江陵西北、当阳西南、远安东部、官城南部等地的组织，均由该各县委领导，我在基本区威信相当高”。
综上所述，襄西抗日民主根据地能在日伪顽军严重的“三角夹击”中建立、巩固、坚持和发展，是中共襄西组织正确贯彻执行中央军委、中共中央中原局和鄂豫边区党委、新四军五师的指示，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始终把保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使襄西党组织及其领导的军队、地方武装真正同人民群众结成了“有血肉一样的联系”，并建立了“根深蒂固的关系”，实行了“真正的全民武装”，充分发挥了人民战争的威力，为夺取抗日战争胜利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战争年代党同人民群众结成了“有血肉一样的联系”，终于取得了革命的胜利，以史鉴今，对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加强党的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行力，率领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和重大的现实意义。
来源：《地方革命史研究（2022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