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展抗美援朝宣传教育运动
1950年6月，朝鲜内战爆发，美国打着联合国的旗号干涉朝鲜内政并派第七舰队入侵台湾海峡。侵朝美军不顾中国政府的多次警告，越过“三八线”，直逼中朝边境的鸭绿江和图们江，出动飞机轰炸中国东北边境的城市和乡村，新中国面临着外部侵略的严重威胁。应朝鲜党和政府的请求，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决定抗美援朝、保家卫国。10月19日，以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委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奉命开赴朝鲜，承担起保卫和平的历史重任。
1950年10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全国进行时事宣传的指示》。同日，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简称抗美援朝总会）在北京成立，负责领导全国人民的抗美援朝运动。11月4日，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等各民主党派发表联合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一心，同仇敌忾，积极投入抗美援朝的伟大斗争。
湖北人民热烈拥护中共中央的决定，分别成立了由熊晋槐任主任的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委员会湖北分会和由宋侃夫任主任的中国人民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湖北分会。11月18日，这两个组织举行联席会议，决定合并成立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湖北分会（简称“抗美援朝湖北分会”），推举李先念任主席，熊晋槐、程坦、宋侃夫、袁振为副主席，统一领导湖北省和武汉市抗美援朝运动。
在美军入侵朝鲜后，部分干部群众思想上曾一度存在错误认识。一些人存在恐美思想，对志愿军入朝作战缺乏必胜信心；一些人存在事不关己的思想，认为“朝鲜离我们远着呢”；还有少数人存在麻痹轻敌心理。
针对这些情况，抗美援朝湖北分会确定从1950 年11 月开始，在全省城乡开展以仇视、鄙视、蔑视美帝国主义为中心内容的时事宣传教育活动，活动形式有报告、座谈、签名、游行，宣教方式有传单、漫画、快板、话剧、家庭访问、回忆、控诉和文化宣传周，文艺宣传周包括图片展览、文学日、美术日、电影日、戏曲日、音乐日等。在广大农村，主要通过土改工作队、农民协会配合征粮、土改进行时事宣传。
从1950年11月到1951年3月，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和反对美国重新武装日本、保卫世界和平的游行示威和签名请愿活动遍及全省城乡，各界人士纷纷参与。据统计，1950年11月，湖北在斯德哥尔摩和平宣言的上签名的人士有830余万人，1951年3月增至1300余万人，约占全省人口的三分之二。
1951年3月22日，省委发出《关于全党动手，普及深入开展抗美援朝运动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动员全体党员、干部，推动工会、农协、青联、妇联、文联、工商界、宗教界、教育界以及各个文化教育机构，认真研究并制订出所属范围普及深入抗美援朝运动计划，要求在五一劳动节示威游行，主要内容是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反对武装日本和保卫世界和平，将宣教运动引向深入。5月1 日，湖北省所辖71个县、市举行示威游行活动，参加人数达到创纪录的1167万人。据不完全统计，1951年，全省召开座谈会2900多场，共76万多人参加。1951年7月中旬到9 月底，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湖北省工作队分赴全省各地，向各界人民传达和宣传赴朝慰问情况，召开干部会、代表会、群众会270场次，举办图片展览63次、文艺演出258场次，观众达110万人。各种形式的宣传教育，基本肃清了崇美、亲美、恐美心理，极大地激起了人民群众对美帝国主义的仇恨，增强了湖北人民抗美援朝的坚定决心和必胜信心。
二、积极参军参战，捐献飞机大炮
参军参战，以实际行动支援朝鲜人民打败美国侵略者，是当时全省人民的共同心愿。
1950年10月25日，湖北省委、湖北军区发出《关于扩军的指示》，号召广大青年报名参军，粉碎美帝国主义侵略阴谋。12月1日，中央军委作出招收青年学生及青年工人参加各种军事干校的决定。湖北迅速掀起参军热潮，地方适龄青年报名人数超过任务数的数倍。11 月底，仅武汉市就有6059 人报名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武汉市市长吴德峰和市妇联主任戚元德夫妇亲自送子侄4 人参军，传为佳话。到1951 年10 月，全省报名参军人数达40 万人。
从1950年10月到1952年11月，湖北省先后扩充兵源18万余人，经过短期军事、政治培训，将其中10.4万名新兵补入部队。抗美援朝期间，湖北共有成建制的3个师、7个团、2个师部直属队和7个暂编团编入志愿军序列，开赴朝鲜前线作战。此外，湖北省和武汉市还先后组织了17 批志愿医疗手术队赴朝。在朝鲜战场中，从湖北走出去的志愿军指战员，与朝鲜人民军一道，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同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进行艰苦卓绝的作战，打出了新中国的国威、军威，涌现了许多惊天地、泣鬼神的战斗英雄和模范人物。他们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牺牲，据不完全统计，牺牲在朝鲜战场的湖北籍指战员达5767人。
为进一步加强国防和支援朝鲜前线，1951年6月1日，中共中央、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发出号召，要求在全国开展推行爱国公约、捐献飞机大炮、优待烈军属活动。6月17日，省委发出《关于捐献飞机大炮的指示》，指出捐献飞机、大炮是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要在进一步提高各界人民政治觉悟的基础上进行，完全自觉自愿，不准强迫命令地简单摊派。全省计划捐献战斗机60架，合计人民币900万元。指示要求，农民每人增产粮食10斤，捐献3斤；工人积极生产，捐献超额奖金；工商界改善经营，多盈利，多捐献；文教界及学生适当节省零用钱，进行捐献；其他富有者捐献一部分财产，作为他们的爱国义举。
为防止捐献活动出现偏差，湖北省抗美援朝分会和省委发出《关于开展捐献武器运动的通知》和《关于继续深入抗美援朝，开展捐献飞机大炮运动的指示》，对活动的目的、意义、目标、原则和办法作了明确规定，强调要通过增加生产的办法完成捐献任务，使捐献活动不影响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重申捐献活动必须在自愿基础上开展，不许任何形式的强迫和摊派。
在党和政府的倡导下，捐献活动很快掀起高潮。广大农民提出“有人出人，有粮出粮”“多收一斗米，多打一个美国野心狼”的口号。工人群众在“工厂就是战场，机器就是刀枪”的口号鼓舞下，激发出炽烈的生产热情。工商界人士提出“不欠税、不逃税，不投机、不倒把”倡议，表示要“努力增加生产，沟通物资，保证供给”。省总工会、省农协、省妇联、省文联号召会员捐献，购买“湖北工人号”“湖北农民号”“湖北三八号”和“鲁迅号”飞机。
在捐献活动中，涌现出许多感人事迹。武汉申新纱厂女工、劳动模范朱玖负责的生产组，向中南区六省两市的纺织工人倡议，集资捐献“纺织工人号”飞机，朱玖捐献了劳动模范所得的全部奖金。鄂城县谈润泉夫妇，自动捐献出积蓄了12 年的1177 块银元和2.26两黄金。著名汉剧艺术家陈伯华独自捐资购买一架飞机，还多次到朝鲜前线慰问志愿军战士。
到1952年5月31日，湖北省（不包括武汉市）共捐献武器款1353万元，可购买战斗机90架，超过原定计划30架；武汉市的捐献计划为购买55架战斗机，实际捐献金额达到977万元，可购买战斗机65架。湖北省和武汉市均超额完成捐献任务，走在全国前列。
随着抗美援朝的开展，人民群众把满腔的爱国热情与岗位工作相结合，开展了制订爱国公约、开展生产竞赛运动。1951年9月8日，湖北省抗美援朝分会发出《告全省人民书》，提出“抗美援朝，增加生产”的号召，派出干部到农村、工厂、机关、街道、学校等，订立爱国公约。全省订立公约的地区、单位和参加人员达90%以上。
抗美援朝运动，与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运动一起并称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三大运动”，被李先念形象地称之为“三套锣鼓一起打”。运动扫除了多年来帝国主义在湖北遗留的不良影响，增强了各界群众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在运动中，全省人民发扬高度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激发起高昂的革命热情和生产积极性，社会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得到空前提高，争取战争胜利成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推动各项社会改革的巨大动力。
来源：《中国共产党湖北历史（第二卷）1949--19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