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 鹤
武昌民主路，曾经叫作抚院街，因其临近清代巡抚衙门而得名。1920年，董必武就住在这条街上的97号，并在这里与6位有志之士一道见证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武汉共产党支部的成立。如今，当年的房屋已不复存在，但从这里播下的革命火种却生生不息……
武汉，九省通衢、地位显要，是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工业中心之一，也是辛亥革命武昌首义之地。得风气之先的荆楚大地，涌现出一批思想先进、积极探寻救国救民道路的爱国志士。在各种思潮的碰撞间，他们中的一些人历尽艰辛，最终寻得了真理。
1886年出生在湖北省黄安县（今红安县）的董必武，自幼饱读诗书，17岁时就考中秀才。青少年时期，他目睹了清政府的腐朽统治和西方列强的欺侮掠夺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并随之萌生了强烈的报国之志。此后，董必武追随孙中山先生，先后加入中国同盟会和中华革命党，参加了辛亥革命和护法运动。然而，辛亥革命后“市井萧条，民气沮丧，沉郁惨淡，人以幸生苟免为心”的社会境况，令他非常苦闷，也促使他不断思考着中国的革命道路终将归于何处。1919年3月，迷茫中的董必武来到上海，在这里，他结识了湖北同乡李汉俊。李汉俊向他介绍了俄国十月革命和苏俄的情况，并向他推荐了一些马克思主义书籍和进步刊物，董必武从中深受启发，称李汉俊为“我的马克思主义导师”。
在上海，董必武时常与李汉俊以及故友张国恩等人讨论时事和救国救民之策，并结识了另一位湖北同乡——陈潭秋。此时的陈潭秋，正值23岁的青春年华，作为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的毕业生，刚刚经历了“五四运动”的洗礼，是一名思想进步的革命青年。董必武与他一见如故，向他介绍了大量马克思主义著作，与他一同畅谈改造中国和世界的抱负，还和他商定回到武汉后通过办报、办校等方式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展革命活动。
1919年8月，董必武从上海回到武汉，不久创办私立武汉中学，并担任校董及兼任国文课老师，陈潭秋则受邀出任该校英文课教师。此后，这些有识之士以私立武汉中学为阵地，播撒革命火种，宣传革命思想，培养出大批新型革命人才。
1920年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并在实际中扮演着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织的角色，以多种方式推动各地建立起共产党早期组织。有着良好革命基础的武汉是上海方面重点考察和培养的对象之一，陈独秀和李汉俊为此都做了重要的联络与指导工作。
1920年夏，李汉俊致信董必武，约请他同张国恩会商，在武汉筹备建立共产党组织。收到信后，董必武很快便与张国恩达成一致意见，并联系陈潭秋，共同谋划相关筹备事宜。
另一方面，陈独秀委托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湖北鄂州人刘伯垂回到武汉筹备建党工作，并请刘伯垂将他的亲笔信带给自己早年在武汉结识的旧友包惠僧。回到武汉后，刘伯垂先后向包惠僧、郑凯卿转达了陈独秀的嘱托，又秘密联系董必武、陈潭秋、张国恩以及董必武举荐的进步人士赵子健，组党工作日臻成熟。
1920年8月，在刘伯垂的主持下，董必武、张国恩、陈潭秋、包惠僧、郑凯卿、赵子健在武昌抚院街97号董必武的寓所举行了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立会议。会上，刘伯垂对上海共产党组织的成立经过及组织情况作了详细介绍，并让大家传阅了他从上海带来的《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手抄本。会议决定成立武汉共产党组织，定名“共产党武汉支部”，并决定以多公祠5号为党组织机关所在地，在门前挂起“刘芬（即刘伯垂）律师事务所”的牌子，以掩护党组织的秘密活动。这次会议还规定共产党武汉支部“每星期开会一次”，“每次会议要作报告，或读书报告或国内外时事报告”，同时对党组织后续工作安排进行了讨论。
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又先后在武昌、汉口建立起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将《武汉星期评论》改造为机关刊物，大力开展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宣传工作。此外，党组织还兴办起工人夜校和识字班，宣介关于工人阶级争取自由解放的理论，让更多工人接触马克思主义，提高阶级觉悟，并从中发展党员，壮大革命力量。1920年11月，董必武、张国恩、郑凯卿等人在私立武汉中学组织成立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青年团着力在学生中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学生参加实际斗争运动，为党培养了一批坚强的后备力量。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除共产国际代表外，参会的13人中，有3人（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曾在抚院街97号见证过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的诞生。在中共一大上，董必武和陈潭秋汇报了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和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情况，并参与讨论通过了党的纲领。此外，受大会委托，董必武还同李汉俊一道起草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报告，并呈交给共产国际。
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立在武汉地区革命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探寻救国救民真理的先进分子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找到了光明的道路。1961年7月，在中国共产党成立40周年之际，董必武抚今追昔，赋诗道：“群英结党救中华，脱颖人来焕彩霞。星火燎原谁料得？卅年成就浩无涯。”
来源：《党建》（2023年第3期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