凃天向
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迁汉
1924年国共第一次合作后，工农运动得到恢复和发展。经共产党人提议，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的名义，在广州开办中国国民党农民运动讲习所，先后由共产党员彭湃、阮啸仙、毛泽东等主持，培养一大批农民运动骨干。中共三大后，中央设立工农部，王荷波任部长。1925年10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决定“中央之下应有职工运动、农民运动及军事运动委员会”。据此规定，中央决定撤销工农部，设立职工运委员会、农民运动委员会和军事部。农民运动委员会负责人彭述之。
随着北伐军向长江流域胜利推进，全国工农运动风起云涌。为了加强对全国农运的领导，1926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由毛泽东、彭湃、阮啸仙、易礼容、陆沉、萧人鹄和青年团1人（贺昌）组成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毛泽东为书记，以委员1人常驻中央，另在汉口设立办事处，就近指导湘、鄂、豫、赣、川农运工作。在毛泽东主持下，中央农委拟定《目前农运计划》，提出“在目前状况之下，农运发展应取集中的原则。全国除粤省外，应集中在湘、鄂、赣、豫四省发展，次则陕西、四川、广西、福建、安徽、江苏、浙江七省亦应以相当力量去做。”“各地农运须切实与国民党左派合作，并促成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在武汉设立办事处”，在武昌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15日，中央局通过这一计划。11月底（或12月初），毛泽东到达武汉，在汉口建立中央农委办事处。以此为标志，中央农委迁到武汉。
1927年3月，彭湃随陈延年率领的广东代表团离开广州，取道湖南，于3月30日到达武汉，住在武昌都府堤41号，与毛泽东等住在一起；易礼容、贺昌于1927年3月分别由湖南和上海到达武汉，都是出席党的五大；陆沉时任中共湖北区执委会委员兼农委书记，本人就在武汉。萧人鹄因在河南处理红枪会问题、阮啸仙在广东领导农民运动而未来武汉。至此，中央农委7名委员中，有5人到达武汉。
中共五大召开后，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中央农民部和农民运动委员会。1927年5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第二次会议，决定谭平山任中央农民部部长，任旭任秘书；由谭平山、毛泽东、陆沉、周以栗、瞿秋白、蔡以忱、任旭、罗绮园、阮啸仙等组成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谭平山任书记。8月9日，中央临时政治局决定瞿秋白任中央农委书记；8月15日，决定由瞿秋白、毛科文、任旭等组成中央农委。瞿秋白作为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兼任中央农委书记，凸显出中央对农民运动的高度重视。8月25日，中央临时政治局决定郑超麟兼任中央农委秘书，后决定余泽鸿任农委秘书。本文为了叙述方便，将中央农委、中央农民部统称为中央农委。
根据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出版的《毛泽东年谱》所述，1926年12月17日，毛泽东由汉口赴长沙，1927年2月12日，由长沙回到武昌。下旬，杨开慧带毛岸英、毛岸青和保姆陈玉英到达武昌，住在武昌都府堤41号。因此，中央农委驻地最先是在武昌都府堤41号。1927年3—4月，中央农委的许多会议是在都府堤41号召开的，一些重要文件如关于农民武装问题决议案等文件是在都府堤41号讨论拟定的。易礼容后来回忆说：“中共中央农委机关在哪里？在毛泽东的荷包里。那时哪有那么正规，委员们都分散在各省，应该是毛泽东在哪里，机关就在那里。”中央农委后迁至武昌三道街旧道尹公署办公，再迁至武昌抚院街慈善会。
中共五大前后的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
从1926年12月初到中共五大召开，中央农委在毛泽东主持下，大力发展农会组织，建立农民武装，推动全国特别是湘鄂赣粤豫等省的农民运动走向高潮。
积极支持农民对土地的要求
为了回答党内外对农民问题的责难，1926年12月17日，毛泽东离开汉口前往湖南，深入到如火如荼的农运斗争第一线进行调查研究。12月20日，毛泽东出席湖南全省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和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联合举行的欢迎大会，作《工农商学联合的问题》演说，指出“国民革命是各阶级联合革命，但有一个中心问题。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就是农民问题，一切都要靠农民问题的解决。”
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毛泽东实地考察了湖南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5县的农民运动，行程700公里。考察期间，毛泽东将被关押的农会干部和积极分子全部释放，进一步推动湖南农运的发展。2月12日，毛泽东返回武昌。2月16日，毛泽东根据在湖南考察的情况向中央写了一份报告，提出领导农运的13点意见，第一次向党的领导机关提出土地问题是要立即实行而不仅仅是宣传的问题，要求中央实行新的农运路线。
2月中下旬，春寒料峭，毛泽东在武昌都府堤挥笔写下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尖锐地批驳了党内外对农民运动的种种谬论，以湖南农民所做的14件大事热情地赞颂了农民群众打翻乡村封建势力的伟大功绩，特别提出贫农大群众是革命的先锋、中坚和元勋。认为孙中山革命40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40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阐明了农民斗争同中国革命的密切关系，强调必须依靠广大贫农做“革命先锋”，团结中农和其他可以争取的力量，把农民组织起来，建立农民协会和农民武装，彻底摧毁地主阶级的政权和武装。《报告》提出解决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中心问题，即农民问题的理论和政策。
3月10日至17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汉口召开，毛泽东出席会议，联合国民党著名左派邓演达等向大会提出《对农民宣言》。《宣言》指出中国的农民问题就是一个土地问题，其内容即是一个贫农问题。“贫农问题的中心问题就是一个土地问题”。强调“农民的最后要求在于土地”。如果“不使农民得到土地，农民将不能拥护革命，至于最后成功。”毛泽东关于农民运动的思想代表了当时党在农民问题上的最高认识，也是最正确的认识。
4月2日，在毛泽东、邓演达等人的努力下，武汉国民党中央决定成立土地委员会，毛泽东、谭平山等5人被指定为委员，中共中央农委委员彭湃、易礼容等共产党员也参加了土地委员会扩大会议。邓演达、毛泽东、易礼容、陆沉和苏联顾问岳尔克被推选为起草《解决土地问题决议案》五人委员会委员。从4月初到5月6日一个多月的土地会议期间，毛泽东多次在会议上发言。他从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推动革命发展的高度，阐明了土地革命的原则、步骤和方法，强调没收土地是土地革命的中心问题，土地革命必须分两步走，政治没收（没收土豪劣绅军阀的土地）为第一步，经济没收（没收一切自己不耕种而出租于他人的土地）为第二步；要依靠农民的力量实行给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结合的办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彭湃、易礼容、夏曦等共产党员积极发言支持毛泽东的意见。4月19日，在第一次扩大会议上，彭湃提出“要彻底解决农民痛苦，必须解决土地问题。”夏曦说，如果土地问题不解决，“无从解决一切农民问题。现在土地问题应该马上解决，其余财政问题，非解决土地问题亦无出路。”
毛泽东和中央农委的正确主张遭到国民党右派和国民革命军许多反动军官的反对，党内陈独秀等人亦不支持。最终，土地委员会和土地会议没有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不久，毛泽东等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中的中共党员就土地会议召开的情况向中央写了一个报告。《报告》指责资产阶级的妥协与动摇，认为共产党在土地问题上准备不足，没有把土地问题当作“中国国民革命的全部政治生活的中心问题”。批评党的领导机关始终从这样一个前提出发，即“核心问题是不要破坏同国民党的关系，如果国民党领袖不想解决土地问题，那就不必要求他们解决”。结果，“土地委员会的会议上作了谁也没有期待它作出的让步。”
组建全国农协临时执委会
1927年2月下旬，江西省农协秘书长方志敏致电中央农委书记毛泽东，内称江西召开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江西AB团首领段锡朋要圈定省农协委员，企图把农协夺到他们手里，如何对付。毛泽东立即复电：须坚决反对，宁可使农协大会开不成功，不可屈服于圈定办法。经过方志敏等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的坚决斗争，AB团的阴谋未能得逞。大会选举方志敏等13人为江西省农协委员。
1927年3月4日，在中央农委的再支持下，湖北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召开，毛泽东等人被聘为大会名誉主席；3月16日，河南武装农民代表大会在武昌雄楚楼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召开，河南45个县武装农民代表69人出席会议。毛泽东向大会做了关于湖南农民状况的报告。
到1927年3月，全国有组织的农民达到600万以上。农民运动的快速发展，迫切需要一个全国性的农运领导机构。在毛泽东、方志敏、易礼容、邓演达等人的推动下，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于3月28日在武昌大朝街59号召开会议，讨论筹备组织全国农民协会问题。3月30日下午1时，由湘鄂赣豫等省农协发起，在武昌湖北省农协召开四省农协执行委员会联席会议。会议决定成立全国农协临时执行委员会，推定广东彭湃、湖南易礼容、江西方志敏、湖北陆沉、河南萧寅谷（萧人鹄），以及毛泽东、孙科、徐谦、邓演达、谭延闿、唐孟潇（唐生智）、张发奎、谭平山等13人为临时执行委员，决定邓演达、谭延闿、陆沉、毛泽东、谭平山为常务委员，邓演达为宣传部长，毛泽东为组织部长，彭湃为秘书长。中共中央农委7名委员中，有5名委员成为全国农协临时执委会委员。4月14日，全国农协临时执委会在报上登载启事，声明该会暂时行使正式执行委员会职权。广大农民群众把全国农协临时执委会称之为“全国农民的总炮台”。
创办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
创办中央农讲所是1926年11月中共中央农委在《目前农运计划》中提出来的。11月下旬，毛泽东在前往武汉途中到南昌做工作，在林伯渠和李富春等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国民党江西临时政治委员会作出决议，江西选派150名学员送武昌农讲所，并负担经费1.2万元。到达武汉后，毛泽东立即同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协商筹办湘、鄂、赣三省农民运动讲习所事宜。
在毛泽东和中央农委的努力下，湘鄂赣三省国民党省党部表示赞同。1927年1月，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提议，推举毛泽东、周以栗、陈克文为筹备委员，并派周以栗先行赴汉，与国民党湖北省党部联系。湖北省党部推定陈荫林、张眉宣、李汉俊3人为筹备委员。后江西省党部亦派出龚式农、王礼锡为筹备委员，共同进行筹备工作。1927年1月16日，筹备处在武昌成立，暂时设在湖北省农协处，陈克文为筹备主任。筹备处多次召开会议，确定农讲所共招收学员600名，其中湖北200名，湖南和江西各150名，其余100名分配给江苏、河南、直隶、四川等省。经费由湘鄂赣3省党部负担，其中湖北1.6万元，江西和湖南各1.2万元。
2月下旬，国民党中央常委会第七十六次会议决定，将筹备中的湘鄂赣三省农民运动讲习所扩大为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3月初，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批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提出的农讲所章程，推定邓演达、毛泽东、陈克文为农讲所常务委员，负责管理全所工作；根据邓演达建议，增加学员名额200名；决定农讲所先开课、后开学。《章程》规定农讲所设立“三民主义”“国民党史”“帝国主义与中国革命”“农民问题”“农民运动理论及策略”“中国农民运动及其趋势”等28门课程及军事训练。
3月7日，鉴于江西、湖北、江苏、河南、河北及东北三省到农讲所报到的学员已有400多人，农讲所常务委员会决定先期开班上课。聘请周以栗为教务主任，陈克文为训育主任，季刚为事务主任，郭增昌为总队长。毛泽东讲授“农民问题”“农村教育”。恽代英、方志敏、彭湃、夏明翰、李达、李汉俊等知名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分别讲授主要课程。
经过3个多月的努力，农讲所培养出一批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实际工作能力的农民运动优秀干部。6月18日，农讲所举行毕业典礼，大多数学员被委任为农民协会特派员，深入农村开展农民运动。大革命失败后，许多师生领导或参加农民武装起义，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积极贡献。
积极发展农民武装
1927年春，在毛泽东的主持下，中央农委拟定出《对于武装问题之决议案》《对于政权问题之决议案》和《关于协作社之决议草案》等决议案。其中《对于武装问题之决议案》要求各省一致努力建设农民武装，组织农民自卫军；解散一切地主阶级武装团体，将其武装交与农民自卫军；中央及各省的军委应充分注意农民自卫军问题等。这三项决议案原本是提交五大讨论的。1936年，毛泽东回忆说，“我要求迅速加强农民斗争的主张，甚至没有加以讨论。因为中央委员会也在陈独秀支配之下，拒绝把我的意见提交大会考虑。”
尽管陈独秀不重视农民问题，也不重视农民武装建设，但在中央农委和各区委的领导下，农民武装建设特别是湘鄂粤赣豫等省的农民武装发展较快。
1927年3月，根据湖南区委第一次代表大会关于“农民有武装之权”的精神，湖南省农民协会颁布《湖南农民自卫军组织大纲》。4月中旬，湖南省农民协会通令各县组织农民自卫军，并整顿原有自卫军组织。通令下达后，各地农协纷纷夺取团防局枪支或者接管团防局武装，建立农民自卫军。至5月，湖南有近50个县组织了农民自卫军，装备枪支的工农武装在7000人以上。
广东的农运工作开展得较早，农民武装发展很快。据统计，1927年4月中旬至7月底，广东共有30多个县举行40多次农民起义，参加起义的工农武装超过6万人，其中海丰、陆丰、紫金、梅县、大埔等县还攻占了县城，建立了革命政权。在广东工农武装中，北江工农军有1200余人，惠潮梅农工救党军后在湖南汝城同湘南农军会合，成立组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二师，陈东日任师长，吴振民任副师长，武文元任参谋长，下辖3个团。
武汉是大革命的中心，湖北农民武装快速发展。罗亦农报告说：到1927年五六月，湖北“武装方面各县农民之快枪，多者二、三百枝，少者亦有二、三十枝。全省武装的县份，共有枪约2000枝”。其中，鄂南地区有枪310多支；江陵有长短枪和土枪共计670多支；鄂东麻城有枪七八十支，黄安有快枪四五百支；鄂中京山县有土枪1万以上。
四川的农民武装也有相当的发展。1927年5月22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第九次会议。会议指出，四川巫县的农民武装有3000人。
应该说，这一时期的农民武装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如果有计划地派出黄埔军校毕业生对各地农民武装进行训练和整顿，运用得当，将对革命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周恩来曾建议派出150人到湖南开展农军工作，但由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影响，此建议未被中央接受，农民武装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镇压土豪劣绅的叛乱
汹涌澎湃的农民运动引起土豪劣绅和国民党右派的极端仇视，他们极力攻击诬蔑农民运动，甚至勾结土匪残杀农会干部和积极分子。1927年2月27日，以阳新县商会会长朱仲炘为首的反动势力，将湖北省农协特派员成子英、阳新县农协执行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谭民治等9人捕去，五花大绑，浇上煤油，推进燃烧的大火中。9名同志被活活烧死。
阳新惨案震惊全国。毛泽东要求严惩凶手，指出“土豪劣绅必须以革命手段处置之，必须有适应革命环境之法庭。最好由农民直接行动，和平办法是不能推翻土豪劣绅的。”4月，毛泽东和邓演达等人主持处理阳新惨案委员会，协同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湖北省政务委员会、湖北省农协派出军队前往阳新，严惩杀害农会干部的罪魁祸首。
4月下旬，麻城土豪劣绅勾结河南红枪会匪徒武装暴乱，围攻麻城县城。5月中旬，毛泽东派出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生200人，与湖北省警备团一个营以及当地农民武装协同作战，很快击溃了红枪会叛乱，凯旋而归。
中央农委政策的某些变化
中共五届一中全会后，在中央对中央农委进行调整,毛泽东不再担任中央农委书记，改由谭平山任中央农民部部长和农委书记。此时，在武汉国民政府管辖的地区相继发生马日事变、夏斗寅和杨森叛乱等重大事件，汪精卫集团日趋右倾，革命危机进一步加剧。由于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影响，中央和中央农委的农运政策发生一些变化，对国民党右派采取妥协退让政策。1927年6月，中央常务委员会和中央农民部发出《中央通告农字第五号——农运策略》。《通告》认为国民革命军军官是革命军队的核心，贫农力争土地制度改革打击了军官的利益，这足以使整个革命运动发生很大的崩裂甚至于破灭。因此，《通告》规定：不能没收军官家属的土地同财产；均分田地的口号现在尚不能提出，要等到革命完成之后方能实现。《通告》虽然提出要没收大地主的田地，但又强调“应当等到本党对于中小地主的态度完全解释，乡村自治政权已经开始建立，然后才能实行。”实际上等于不能没收。
6月6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农民部又发出《中央通告农字第七号——纠正农民无组织行动》，指出自由逮捕，罚戴高帽子，游街示众，吃排家饭等行动，往往殃及小地主，引起军官及小地主的反动；禁米出境，勒写捐款，铲除烟草，禁止酿酒等事，足以使商业停滞妨碍城市与乡村之交通，引起中小商人之反动；反对旧礼教、拜祖教及一切迷信菩萨等束缚农民的恶俗等，虽然必要，但只能用宣传方法而不能用鼓动方法，更不能强迫。《通告》强调，此等无组织之行动，流弊甚大，应当绝对迅速纠正。这些政策和规定阻碍了农民运动的发展。
中共中央改组后的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
制定新的农运策略
1927年7月12日，中共中央改组，成立中共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委会，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组成。7月下旬，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委会作出三项重大决策：将党所掌握和影响的部队向南昌集中，准备发动武装起义；组织工农运动基础较好的湘、鄂、赣、粤四省农民发动秋收起义；召开中央紧急会议，讨论和决定大革命失败后的新方针。
根据中央新的路线，中央农委（农民部）制定了新的农运策略。7月20日，中共中央、中央农民部发出《中央通告农字第九号——目前农民运动总策略》，指出中国革命已进入一个新阶段——土地革命的阶段，党的责任就是集聚一切革命势力开展土地革命，每省农民运动要人力物力集中在政治军事或交通重要的区域，以树立领导全省运动的中心基础。实行土地革命，必须夺取政权，建立农民革命政权，并以革命的武装保障其胜利。因此在现阶段中农民运动最严重最紧迫的问题，是各地党部应当用种种方法使农民接受军事训练，获得武装。
8月初，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湘南运动大纲》，强调武装夺取政权，实行土地革命。
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毛泽东在发言中指出：“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会议通过的《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指出，共产党现时最主要的任务是有系统的有计划的尽可能的在广大区域中准备农民的总暴动。显然，新的农民运动策略就是发动农民武装起义，建立农村革命政权，实行土地革命。
组织农民武装加入叶挺、贺龙部队
在汪精卫集团日趋右倾和反动，唐生智、何键等反动军官密谋政变的情况下，陈独秀等人提出把农协会员送到国民革命军中去当兵的主张。1927年7月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第三十四次扩大会议上，陈独秀就提出农民自卫军应到国民革命军中去当兵，要求省党部应特别注意各军招兵问题。毛泽东认为改成安抚军合法存在实难办到，因此提出两条路，一是上山，二是投入到军队中去。强调“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后来中央决定部分无法立足的工会、农会会员加入到叶挺、贺龙部队。
在此之前，农民武装编入国民革命军是有先例的。1927年广州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后，中共广东区委决定组织工农讨逆军，准备5月初在广州发动起义。4月下旬，中共北江地委和广东省农会北江办事处决定将抵达韶关的曲江、英德、南雄、乐昌、清远等地农军及粤汉铁路工军共1200多人，在宝寻寺举行北上誓师大会，宣布成立北江工农军总指挥部，罗绮园任总指挥，周其鉴任副总指挥，朱云卿任参谋长，随国民革命军教导二师陈嘉祐部撤往湘南。5月1日，北江工农军从广东韶关出发，6月中旬到达武汉，被编入国民革命军陈嘉祐第十三军补充团，这主要是因为陈嘉祐同中共的关系不错。1927年7月下旬，中央军委命令北江工农军迅速脱离十三军撤离武汉，开赴南昌集中。鉴于同陈嘉祐关系尚好，北江工农军决定以武汉水土不服、患病不少且思乡心切等为由，与陈嘉祐商谈，提出回广东。陈见北江工农军去意坚决，也不愿意同中共的关系搞得很僵，发生冲突，终于同意。北江工农军将几千里从广州带到武汉的枪弹交与十三军，秘密撤离武汉，于29日到达九江，30日抵达南昌，参加南昌起义。一部分编入贺龙的第二十军第三师第六团，一部分编入政治保卫处特务连，还有一部分编入运输队。
七一五反革命事变前后，中央军委和湖北省委决定，鄂东不能立足的党员干部和农会积极分子集中到贺龙、叶挺部，跟着贺、叶部队东下。显然，将一部分工农武装编入共产党领导的叶挺部和倾向于革命的贺龙部，这也是保存革命力量的一项重要措施，具有积极意义。湖北省委农民部和军事部执行这个决定。“不料执行命令者竟将所有武器及一切负责同志、勇敢工农完全带走”。后来鄂东开展武装起义时，省委农民部又调派鄂东同志回乡开展工作。据吴德峰回忆，鄂南地区也有许多农民武装被编入叶挺、贺龙部队。这部分农民武装后来参加南昌起义，为革命作出了积极贡献。
组织农民参加武装起义
八七会议后，各地党组织根据中央部署，把发动农民武装暴动作为中心工作。中央农委和各级农委，在这个历史重大转折关头，积极贯彻八七会议精神，组织农民、宣传农民、武装农民，发动农民参加武装起义。
以湖北为例，1927年7月下旬，省委农民部决定湖北农运的策略为大举暴动，配合武汉工人总同盟罢工，“摇动武汉反动政府的统治并准备进一步将其推翻”，并起草详细计划。8月初，中央将湖北全省划分为武汉、鄂东、鄂南、鄂西、鄂北、鄂中和京汉区等7个暴动区，要求各暴动区成立党的特别委员会，领导所辖各县的党务和起义工作。8月中旬，瞿秋白、李维汉、罗亦农在汉口珞珈山路12号开会，根据形势的变化，调整起义部署，改以鄂南为中心，鄂中、鄂西积极配合，发动全省总暴动。8月20日，中共通城县委组织农民自卫军举行暴动，建立工农革命政府，揭开鄂南暴动的序幕。8月下旬，省委书记罗亦农，中央农委委员兼湖北省农委主任任旭赴蒲圻，在莲花塘召开鄂南6县党的负责人会议，决定在10日内举行6县联合暴动，将鄂南革命斗争推向高潮。8月30日，中共通山县暴动委员会组织数千名农民武装暴动，夺取县城；31日，成立通山县工农革命政府。鄂南建立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第一个红色政权。
同时，中央指派中央农委委员陆沉和李富春组建鄂北特委，发动鄂北区武装暴动。9月初，省委农委主任任旭还到鄂西检查暴动准备工作情况。9月中旬，著名的当阳瓦仓暴动发生。
为了发动农民暴动，湖北省委派出大批党团员赴各地开展组织宣传工作。1927年10月，湖北省委书记罗亦农在《中共湖北省委关于湖北农民暴动经过之报告》中指出：“第一批由党团合并挑选240个忠实勇敢的学生同志及由军委挑选军事工作同志24人派往各区，担任农运下级干部的工作，第二批则派工人同志。”“省委既决定湖北运动策略后，乃派同志分赴各乡工作。工作人员，均由省委组织部、武昌市委、省军委、中央军人(事)部、C.Y.省委、C.Y.武昌市委等处，介绍到农民部，再由农民部分配各区工作。”这个报告表明，中央农民部和湖北省委农民部在发动农民武装起义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农民武装是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一支重要力量。参加起义的农民武装主要有：余贲民任大队长的湖南平江工农义勇军和湖北崇阳、通城农民自卫军，被编入第一团；彭光、苏先骏领导的浏阳工农义勇军，被编入第三团；安福、永新、莲花等地的农民自卫军被编入第二团。这些农民武装后来跟着毛泽东上了井冈山。
来源：《武汉党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