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先念谈党史和

史全伟

　　李先念是人民军队的杰出将领、新中国财经工作的卓越领导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探索者。他在几十年的革命历程中，对于如何学习研究党的历史，有着丰富的论述和实践，其原则和方法对我们当下党史学习有诸多启发和借鉴。

　　如何编写、学习党的历史，李先念指出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坚持实事求是”。他说：“写好历史，一方面要收集大量历史资料，掌握第一手材料，分析研究，去粗存精，去伪存真；另一方面请一些老同志回忆当时的历史情况，挖掘活材料，并把这两个方面很好地结合起来。后人来写，有好写的一面，就是比较超脱，可以更客观些；不好写的一面是历史不熟悉，这就要认真收集各方面的史料，反复研究，有疑难的地方更要深入钻研，这样才能真正把它搞准确，才能写出有较高水平的著作。”

　　关于红四方面军的历史，有些问题相对敏感，如红四方面军主力退出鄂豫皖、西路军是否执行的“张国焘路线”等。如何看待这些历史问题，李先念强调“要严肃认真，实事求是”。对于当年红四方面军主力退出鄂豫皖对不对，李先念从阶级斗争全局和主客观条件等方面作了分析，认为在鄂豫皖长期站住脚不容易。“依我看，不撤出（鄂豫皖）也不行，是被敌人逼着撤的，是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和中央分局的同志集体决定的。……我从新疆回来，和毛主席辩论过一次。主席听进去了，说：‘看来不撤不行。’”对于西路军的西渡、血战，特别是失败的原因，李先念虽是西路军的亲历者，但因不在总指挥部，对于中央、军委与西路军往来的大量电文，并不详知。20 世纪 80 年代初，李先念组织人员查阅了大量历史档案，认真学习、研究了党的这段历史，最终搞清楚事情的原委。他说：“从这个时期中央和中央军委发的一系列电报来看，这段历史事实是清楚的。红四方面军一部西渡黄河，夺取宁夏，在甘西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打通国际路线，这是中央经过反复酝酿后作出的决策。这个决策是中央建立陕甘宁根据地战略部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中央安排来看，不仅红四方面军一部要过黄河，红一方面军也要过黄河。”“后来的西路军也是中央命令成立的。西路军自始至终都在中央军委领导下，重大军事行动都是中央决定或经中央批准的，并不是执行的张国焘路线。”

　　对党史人物和党史事件的认识，李先念提出要将其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按照历史的发展和真实面目来分析。譬如，对于在张国焘的领导下红四方面军之所以能够发展壮大的原因，李先念作了具体分析：“张国焘不是个人单独活动的，而是同党组织、同红四方面军一起活动的。我们党和红军是革命的，这股历史的洪流谁也阻挡不了。毛主席在《学习和时局》这篇讲话中说过，那个时期中央领导所采取的政治策略、军事策略和干部政策在主要方面都是错误的；但另一方面，当时犯错的同志在反对蒋介石、主张土地革命和红军斗争这些基本问题上面，和坚持正确路线的同志之间是没有争论的。张国焘在这个时期基本上也是这样。有时，当他还能听取大家意见，集中集体智慧的时候，不管他主观意志如何，还能作出比较符合实际的决定。有时，因为他的错误造成明显恶果，受到大多数同志批评的时候，他也会被迫按照大多数人的意志去办事。再者在军事作战问题上，主要靠徐向前等同志。因此红四方面军打了许多胜仗。张国焘坚持南下，另立中央，碰得头破血流，在坚持正确路线同志的批评、帮助、督促下，也只好被迫北上，情况又不同一些。总之，张国焘的错误和野心有一个发展过程，要根据不同的历史时期，进行具体的分析，这样才能说得清楚明白。”

　　李先念还指出，学习、研究党的历史还应该以更宽广的视野来看待历史问题。譬如对于红四方面军发展壮大的主要 原因，李先念指出：“红四方面军虽然有很长一段时间处在独立作战的区域，没有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在一起，但是它的成长壮大是同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分不开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毛泽东同志就注意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状况出发，研究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为中国革命运动奠定了正确的理论基础，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发展的正确道路，指导全党实现了历史性的伟大转变。在创建鄂豫皖根据地的过程中，有的地方就提出过‘学江西井冈山的办法’。毛泽东同志的理论和实践代表了我们党的正确方向，红四方面军在徐向前等同志的领导下，就是沿着这个方向成长起来的。”

　　我们党领导的武装斗争的道路，是胜利的道路，但也经历了许多曲折。在学习、研究党的历史时，李先念认为，要用一分为二的方法。譬如，对待红四方面军的历史，既看到由于王明等“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特别是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罪恶活动，不仅给中国革命事业和鄂豫皖、川陕革命根据地造成了严重危害，而且使红四方面军屡历险境，迭遭危难，付出了重大代价。又要看到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对张国焘的倒行逆施进行的抵制和斗争，并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清算了他的错误和罪恶，使自己锻炼得更加坚强，更能自觉地执行党的正确路线。而且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从来就把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同张国焘严格区分开来，明确指出，红四方面军的干部不是张国焘个人的干部，并充分肯定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艰苦奋斗，不畏险阻，英勇善战，服从命令，遵守纪律，忠诚于革命事业的崇高精神和优良作风。因此，张国焘的错误和罪恶，丝毫无损于红四方面军的历史功绩。

　　李先念在谈到中原突围的情况时，将中原突围遇到的敌情与红军长征时的敌情进行纵向对比，总结出三个方面的不同：一是国民党军令政令统一，我军可以利用的矛盾相对减少；二是国民党军的装备大大加强，机械化程度大为提高；三是国民党地方政权健全，保甲制度森严，保与保之间相互联防，且有电话联络，我军行动较为困难。李先念对党的这两段历史进行的纵向对比分析，条理分明、清晰扼要，给我军之后的作战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对于如何评价历史人物，李先念提出了“三要”原则：“一要从当时具体历史条件出发，既不超越历史条件去苛求，也不原谅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可以避免发生的过失；二要掌握大量可靠的资料，认真分析研究，看对重大问题的态度和表现，看大节，看主流；三要坚持实事求是，功是功，过是过，是非分明。不夸张，也不隐瞒；不拔高，也不贬低。”他强调：“能够掌握这三点，对人物的评价大体上可以做到公正。”按照“三要”原则，对于评价红四方面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问题，李先念认为：徐向前作出的贡献最大，他是红四方面军的最杰出的代表。在谈到陈昌浩时，李先念指出：“陈昌浩同志的情况复杂一点”，但“他和张国焘有本质区别”。一方面，李先念指出陈“能文能武，有比较高的理论水平，对红四方面军的思想政治建设，做了大量工作”；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支持徐向前军事指挥和作战部署的，自己也经常独立指挥部队战斗；打仗非常勇敢，不是纸上谈兵的书生，有时还身先士卒，冲锋在前，尤其在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是拥护和支持中央北上战略方针的，多次打电报叫张国焘北上，并同张进行过激烈的斗争。另一方面，李先念也不回避陈昌浩所犯的错误，明确指出：他“也犯过严重错误，在鄂豫皖和川陕时期，执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肃反中错杀了一些好同志”；“对西路军的失败，他负有重要责任”。在此基础上，李先念对陈昌浩在红四方面军历史上作出了“功大于过”的总评价。

　　对于党的历史问题的认识，李先念强调，应有政治意识，要维护党和军队的团结，注意要把党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譬如，如何看待新四军第五师战史和鄂豫边区革命史，李先念认为，新四军第五师的创建、成长、壮大和取得的胜利，主要是由于中央正确路线的指导和人民的大力支持。“因此，这段历史应该把功劳归于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归于广大人民群众的英勇奋斗，决不要突出个人。对于五师的迅速成长和鄂豫边区抗日游击战争的胜利开展，要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党的统一领导、坚持独立自主原则、人民群众的支持、团结是争取胜利的保证等方面去分析。”李先念还强调，对于这段历史，既要“写成绩，又要写缺点。写成绩，不要写成‘老子天下第一’；写缺点，也要恰如其分。这样才符合历史实际，内容也显得丰富。在写党内矛盾和分歧时，要讲怎样正确解决这些矛盾和分歧，总结历史经验，使我们党和军队更加团结”。

　　李先念指出：“历史上有些问题是错综复杂的，大家在看法上不一致也不奇怪。但是一定要顾全大局，要有利于党内、军内的团结，有利于军政、军民的团结。在曲曲折折的斗争中，有过这样或那样的问题，面对这些问题时，要把党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对于西路军失败的历史，李先念作为当事人，客观评价说：“中央只批判张国焘和批评陈昌浩同志，不仅没有追究其他同志的责任，而且还充分肯定西路军广大指挥员的英勇奋战精神，这是很正确的。但是，有些文章、著作、讲话和文件，对西路军的历史评述不当。这些说法，可能是由于没有占有大量史料等原因造成的，是可以理解的。我自己40多年来对有些情况也确实不清楚。现在，许多情况比较清楚了，就应该按照历史事实改过来。这样做，更有利于团结。”李先念组织力量于1983年初写出了《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说明》最后指出：“当前，全党和全国人民都忙于社会主义建设，西路军的问题已经是一个历史问题了，不应该公开争论。我写的这个材料不发表，如果中央认为合适，是否可将此材料存中央档案馆和中央室，供研究西路军历史的同志参考，以便今后在讲西路军历史的时候，能注意到中央当时的指示，尽可能符合历史事实。”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认真总结党的历史，更好地发挥党的历史的鉴今、资政作用，是新形势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不断发展的迫切需要。李先念关于党的历史学习的论述和实践，是我们党宝贵的精神财富。

　　（来源：2021年第5期《百年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