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雪 徐早祥 袁丽 吴华
筚路蓝缕，砥砺前行。湖北这片红色沃土，为党的纪律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湖北人董必武，参与编写党的首个纲领和决议；
在武汉召开的中共五大，建立了党的历史上第一个中央纪律检查监督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
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重要策源地的湖北，纪律严明使党和军队赢得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在百年党史进程中，湖北党组织严格执行党纪党规，逐渐完善纪律建设体制机制，开展经常性纪律教育。
董必武为党的纪律建设作出重要贡献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高度重视党的纪律建设。党的第一个纲领和第一个党章把纪律置于重要位置，明确规定纪律并严格执行，为百年大党注入纪律严明的红色基因。
《中国共产党纲领》规定，在全党建立统一的组织和严格的纪律，以确保党的团结统一；地方组织必须接受中央的监督和指导；在党处于秘密状态时，党的重要主张和党员身份应当保守秘密，反映了党从成立之初就突出强调下级要服从上级和保密纪律。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明确规定，“一切书籍、日报、标语和传单的出版工作，均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或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任何出版物，无论是中央的或地方的，均不得刊登违背党的原则、政策和决议的文章”。这表明，党从一开始就高度强调宣传工作的纪律，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在思想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在党中央的领导和监督下开展工作，绝不能发表与党中央不同的言论。
董必武作为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代表参加中共一大，并参与起草了《中国共产党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
1935年11月，党中央成立以董必武为主任的党务委员会，担负维护和执行党的纪律的职责。
新中国成立后，董必武担任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期间，大力推进监察工作，出台了《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工作细则》等一系列工作规范，为党纪党规制度建设作出重要贡献。
中共五大成立中央纪律检查监督机构
位于武汉市武昌区都府堤街的中共五大会议旧址，是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根脉所在，党内监督执纪组织制度建设的起点。97载时光荏苒，在此展出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历史陈列展》再现了这段党史上的重要时刻。
1927年4月27日，中共五大在武汉召开。
风云变幻的斗争形势，增强了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加强自身建设的紧迫感。中共五大从4月27日一直持续至5月9日，在这次大会上，明确提出“严格党的纪律是全体党员及全体党部最初的最重要的义务”。中央政治局修订的《党章》，详细规定了党组织和党员违纪处分的形式和程序，对违纪党组织要给予警告、改组、解散组织等处罚，对违纪党员给予警告、取消工作、留党察看及开除党籍等处罚。
在此次会议上，建立了党的历史上第一个中央纪律检查监督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目的就是要“巩固党的一致权威”。这是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成立中央纪律检查监督机构，监督执纪的旗帜从此高高举起，规范开展党内监督的大幕由此拉开。
大会通过的《组织问题议决案》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政治纪律”这个概念，指出“党内纪律非常重要，但宜重视政治纪律，不应将党的纪律在日常生活中机械地应用”。
党的五大上，王荷波、杨匏安、许白昊等当选为首届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
凡破坏纪律者都应从严惩办
党的纪律建设一刻也没有停止，这是一个逐步完善、逐步加强的过程。
中共五大以后，中央和湖北省委立即着手组建湖北省监察委员会。
湖北省监察委员会成立后，积极履行职责，加强党的组织、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纪律建设。为防止出现贪污、生活腐化等问题，湖北省委于1927年12月31日发布第十号通告，严格规定省、市、区、县各级干部生活费标准和待遇。
1928年1月6日，中共湖北省委第十四号通告特别重视加强党的政治纪律，强调对贪污与临阵退缩分子要无条件开除党籍，遇必要时加以严厉的处罚。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大会强调：严守党的纪律尤其为秘密党之必要条件。党部机关之一切决议及决定，调遣等等，应当绝对地服从，一切党员，不论其地位如何都应如此。凡破坏纪律者，都应从严惩办（即停止职务、开除党籍等）。
1931年5月18日，鄂豫皖中央分局成立后的第三天，就发出关于建立工农监察委员会的通知。当年7月，鄂豫皖苏区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工农监察委员会，这比1931年11月中央苏区建立的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还早四个月，同时颁布了《鄂豫皖苏维埃政府工农监察委员会条例》，成为我党历史上较早的具有法律效力的监察文件。
之后，鄂豫皖苏区又相继制定了《鄂豫皖苏区工农监察委员会通令》《革命军事法庭暂行条例》《统一各机关开支及个人生活费的决定》等一系列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法规制度。工农监察委员会的设立，初步探索构建了党的民主监督体系，巩固了革命政权。
湖北党组织开展经常性纪律教育
革命斗争年代，湖北党组织经常开展形式多样的纪律教育。湖北各级党组织经常组织支部讨论会、小组学习会、党员培训班等活动，对党员干部进行纪律教育。党组织还在军队中建立了严密的政治工作制度，对广大士兵进行政治教育和纪律教育。
鄂豫皖苏区十分注重部队的纪律建设，不仅印发《纪律问题》供党员和士兵讨论学习，还通过歌谣传播纪律、教育红军。1932年，为了配合红二十五军的政治纪律教育，时任鄂东北道委政治部秘书长程坦把黄安歌谣《红军纪律歌》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条例结合起来，再配上当时流行的《土地革命歌》的曲子，编成《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在各路红军部队传唱开来，成为人民军队永唱不衰的经典歌曲。
抗日战争时期，鄂豫边区党委高度重视纪律教育，对纪律教育常抓不懈。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有关指示精神，1941年12月19日，时任新四军第五师副政委的陈少敏，在后方机关工作人员大会上作了《关于“加强党性”的报告》。在报告中，陈少敏就如何加强党性修养从“把自己所有坏的思想意识检查出来，加以克服”“牺牲个人服从党的利益”“加强党的纪律锻炼，养成责任心、服从党纪”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强调加强纪律教育、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作风，对加强党员干部教育管理起到了重要作用。
1947年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后，在全军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训令》，并就执行新区群众纪律制定了约法三章。邓小平多次深入基层部队，为干部战士上纪律课，对部队进入大别山区后出现的纪律松弛现象，他反复强调必须对广大干部战士进行严格的纪律教育，给违反者以严厉处罚。
把遵守群众纪律当成是“尊重军队的命脉”
湖北党组织严格执行党的纪律，广大党员干部以纪律行为为规范，严格约束自己的一言一行。同时对违纪行为进行严肃处理，从严治党，从严治军，收到了显著效果。
红军严守纪律，赢得了群众拥护。在鄂豫皖根据地，红军每到一个地方，向群众派饭一桌给一元钱，借群众一床被子给三个铜板，睡觉的稻草要用钱去买，住群众房屋，走的时候，要把房子收拾干净，上好门板。在鄂东南根据地，彭德怀率领的红五军，在严重缺粮的情况下，为了节省粮食，不给当地群众增加负担，由江西进入鄂东南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作战部队每天只吃一顿干饭，机关一顿干饭也没吃过。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没有无偿接受群众的一粒粮食、一尺棉布。
1935年8月，从鄂豫皖根据地出发长征的红二十五军，进入陕西回民聚居的兴隆镇休整。为了尊重回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严格执行“禁止驻扎清真寺，禁止打回族土豪，禁止在回民家中吃大荤”三大禁令。
抗战时期，湖北省委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方针。1937年8月，党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了在敌后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方针。在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特别是董必武的直接领导下，以郭述申为首的湖北省委，一开始就明确了敌后游击战争的思想。抗战爆发不久，省委就采取了一系列部署，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湖北省委在极端艰难的环境中，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决地贯彻执行党中央正确的政治路线，真正做到了时刻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对少数自由散漫、不服从党的工作安排、不执行党的决定、违反党纪党规的党员干部，党组织经过多次教育仍不改正错误的，坚决予以惩处。
抗日战争时期，鄂豫边区各级组织严格执纪执法，对于少数以身试法，利用职权搞奢侈浪费、贪污挪用和侵吞公款公物的党员、干部，坚决严惩不贷，毫不手软。轻则洗刷出党，撤销职务，重则就地枪决。1942年10月，新四军五师发出了关于“严格群众纪律改善军民关系”的训令，把遵守群众纪律当成是“尊重军队的命脉”来看待，强调“对于严重破坏群众纪律的分子要给予应得之制裁，对于党员、干部违犯纪律者要加重处分”。1943年5月，新四军五师13旅38团依照当时“不论职务高低，贪污公款5元钱（指银元）以上者军法处置”的纪律条例，在澴漯河滩上将贪污公款6元钱的六连连长陆光普绳之以法。
与时俱进加强党的纪律建设
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湖北的地位举足轻重。这里是中国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大革命运动的中心区域，又是中国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的重要策源地、中国工农红军的主要诞生地和中国革命胜利的重要根据地。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数十年的斗争实践中，严明的纪律使战斗在湖北大地上的党组织和人民军队，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湖北地区得到了认真贯彻、执行，也使湖北的各级党组织成为一个个思想过硬、纪律严明的战斗集体。正是有了这些战斗集体的正确领导，有了广大党员干部自觉遵守党的纪律，才保证湖北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湖北纪律建设的历史实践，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经验启示：必须坚持以加强党的领导为前提，坚定纪律建设的正确方向；必须坚持以完善党纪党规为基础，与时俱进加强党的制度建设；必须坚持以严明政治纪律为重点，带动党的各项纪律全面从严；必须坚持以经常性纪律教育为抓手，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必须坚持以完善体制机制为保障，强化监督执纪的刚性约束。
（来源：《湖北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