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家李先念（一）：红四方面军最年轻的军政治委员

金立昕 关泠

　　李先念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卓越领导人之一。革命战争年代，他一直参加和领导军事斗争，是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杰出将领。他骁勇善战，功勋卓著，在重大历史关头不怕牺牲、勇挑重担，敢于斗争、屡建奇功，为人民军队的建设，为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李先念，1909年6月23日出生于湖北黄安（今红安）。1926年10月参加农民运动。1927年11月率领本乡农民自卫军参加黄（安）麻（城）起义，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秋，他率游击队编入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一师第五大队，任副班长。在第三十一师副师长徐向前的指挥下，他随部队参加了粉碎敌人对鄂豫边区发动的三次“会剿”的战斗。在异常频繁、艰苦的战斗中，李先念经受了战火的考验，增长了灵活运用游击战术克敌制胜的本领。这些战术，就是徐向前等在战后总结出来的七条原则：一、集中作战，分散游击；二、红军作战尽量号召群众参加；三、敌情不明，不与作战；四、敌进我退，敌退我进；五、对敌采取跑圈的形式；六、对远距离的敌人，先动员群众扰乱敌人，再采取突击的方式；七、敌人如有坚固防御工事，不与作战。这是李先念最早学到的重要军事理论，对其军事思想启蒙及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他后来常说：“在军事上，徐帅是我最好的老师！”

　　1929年10月起，李先念调任中共高桥区委书记、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中共陂安南县委书记、县苏维埃政府主席。作为管辖二十几万人口的苏维埃政府主席，他积极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建立地方政权和革命武装，支援红军反“围剿”作战，工作有声有色，深得人心。群众称赞他是“苏维埃政府的好主席”。张国焘在《我的回忆》里称他“是一个党龄较老的能干的游击家”，一再表示“敬佩他的能干”。李先念后来回忆这段在区、县的工作经历时说：“我的基本经验是两条，一是要坚决执行党的决议和指示，二是要密切联系群众。只有深入群众中去，和群众打成一片，才能了解到真实情况，把党的决议、指示化为群众的自觉行动，也才能真正学会领导群众斗争的本领。保持密切联系群众的光荣传统，我们党就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既精于打游击，又擅长做地方政府工作，是李先念早年革命生涯的出众之处，为他后来长期领导和全面主持大战略区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1931年秋，为响应鄂豫皖中央分局关于扩大红军的号召，李先念率领本县300余名青年参加红军，担任红四军第十一师第三十三团政治委员。在团政委这个新的岗位上，李先念深知，红四方面军的政工干部，特别是政治委员，如果不懂军事，不会打仗，就难免被群众笑称为“专卖狗皮膏药的”，是树立不起真正的威信的。这时的红军，已经从游击红军转变为正规红军，军事斗争也从游击战转变为正规战，而自己过去只当过副班长，打过游击战，缺乏指挥一个团的经验。于是，他下定决心从头开始，虚心向身边有实战经验的同志求教，认真学习判断敌情、行军布阵、通讯联络、选择地形、构筑阵地、配置火力、攻击防御、战斗动员、战地鼓动、后勤供应等军事知识，初步掌握了诱敌深入、伺机反击、两翼包抄、分割歼敌、猛打猛追等基本战术，很快提升了军事指挥能力，迅速打开了工作局面。在红四方面军相继发起的黄安、商潢、苏家埠、潢光四大进攻战役中，李先念与团长吴云山密切配合，指挥第三十三团出色地完成了各项战斗任务。该团被鄂豫皖中央分局和军委会授予“共产国际团”的光荣称号，这是鄂豫皖红军史上的首次命名，是当时的最高荣誉。

　　1932年7月，李先念任第十一师政治委员。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由鄂豫皖苏区向西转移，他与师长倪志亮指挥所部在枣阳新集和土桥铺地区连续激战，冲破国民党军的围攻堵击，为方面军打开了西进通路。同年12月，他被任命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参加创建川陕苏区的斗争。1933年5月，在反“三路围攻”的空山坝战斗中，他率所部切断国民党军退路，为方面军夺取反“围攻”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3年7月，红四方面军所属四个师扩编为四个军，年方24岁的李先念任红三十军政治委员，成为方面军最年轻的军政委。10月，在宣达战役中，他率该军一部，奇袭达县城，歼灭守敌，缴获大批军用物资。1934年8月，红四方面军反“六路围攻”作战转入反攻时，他坚决支持和执行徐向前大纵深迂回的正确决断，率部从巴中轻装疾进，日夜兼程，先敌一步抢占黄猫垭要隘，堵住了敌人的退路，随即在兄弟部队的配合下，取得了围歼国民党军1.4万余人的大胜利。对于这场激战，李先念晚年时回忆道：

　　拂晓前，徐总指挥和我率大部队上来，马上调整部署，令新上来的部队进入阵地。被堵住的敌军系田颂尧的十多个团，他们在猛烈炮火掩护下，整团整旅地发起一次又一次的冲锋，向我阵地猛扑，企图夺路而逃。总指挥见敌人潮水般地冲来冲去，火冒三丈，对我说：“部队要是顶不住，放跑了敌人，我就拆散你们三十军！”我还是第一次听到他说出分量这么重的话，二话没说，把上衣一脱，提着枪就上了前沿。后来，参谋人员告诉我，总指挥见我走了，怕我上去拼命，直后悔。天亮后，敌人又发起两次大规模的进攻，枪炮声就像开了锅似的，咕噜咕噜响成一片。我三十军和三十一军九十三师的指战员，紧封“瓶口”，坚守阵地，打得敌军横七竖八，弃尸阵前，难越雷池一步。敌人被压在山沟里，前拥后挤，人喊马嘶，乱成了一团。总指挥见时机已到，下达总攻击令，指战员们立即跳出阵地猛虎般地冲下山去，在十多里长的山沟里将敌军切成数段，分头围歼。 激战多半天，全歼敌一万四千余人，缴枪七千余支，迫击炮四十余门，子弹数万发，银元上万枚，获得了反攻以来的最大胜利。

　　这段文字，真实地再现了当年红四方面军将士上下同欲、勠力杀敌的战斗场景。其中，“脱掉上衣，提枪上前沿”的血性、刚烈之举，正是红军时代的李先念在历次硬仗和恶战中，身先士卒、骁勇善战的标志性形象。

　　1935年3月，李先念指挥所部参加强渡嘉陵江战役后，随红四方面军主力长征。5月，奉命率方面军一部由岷江地区西进，策应红一方面军的行动和迎接中共中央。6月，指挥先头部队攻占懋功（今小金）后，同红一方面军会师。18日，李先念在懋功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同志的亲切接见。他详细汇报了川西北和四方面军的情况，为中共中央确定北上战略方针提供了重要依据。8月，他与第三十军代军长程世才指挥包座战斗，以围点打援、分割围歼、速战速决的战术，歼灭国民党军胡宗南部第四十九师，打开了红军向甘南进军的门户。

　　1935年9月中旬，红四方面军翻越草地南下。李先念和程世才率部先后参加了绥（靖）崇（化）丹（巴）懋（功）战役、天（全）芦（山）名（山）雅（安）邛（崃）大（邑）战役，与敌血战，迭克顽敌，尤其是王树声和李先念指挥的青龙场战斗，取得了全歼守敌一个团和援敌一个旅的重大胜利，被朱德总司令称誉为“彻底消灭了刘湘的主力劲旅”的一个“模范的战斗”。南下期间，李先念坚定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积极支持朱德、刘伯承、徐向前等反对和抵制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1936年3月，红四方面军决定第二次北上。6月，他亲率北上先遣军，三过草地，强占腊子口，为红二、红四方面军开辟通道，为实现三大主力红军会师作出了贡献。

　　1936年10月，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红四方面军一部奉中革军委命令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李先念指挥红三十军在靖远县虎豹口（今河抱口）突破黄河天险，继在兄弟部队协同下占领战略要地一条山、五佛寺。11 月11日，渡河部队根据中央决定称西路军，他被任命为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委员，指挥红三十军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同国民党军浴血奋战。1937年3月，西路军在河西走廊失败后，李先念任西路军工作委员会委员，负责“统一军事指挥”。在国民党军的重兵围困下，他率余部千余人翻越终年积雪的祁连山，穿过荒无人烟的戈壁滩，历尽艰辛，于4月底到达甘肃、新疆交界处星星峡，在中共中央代表陈云、滕代远的接应下，转至迪化 （今乌鲁木齐）。李先念部幸存者420人，这是西路军保存下来的唯一一支建制部队。李先念在西路军建树的功绩和体现出的英勇顽强精神，毛泽东主席曾给予高度评价，称他是“不下马的将军”。徐向前元帅在《历史的回顾》中也说：“李先念受命于危难时刻，处变不惊，为党保存了一批战斗骨干，这是很了不起的。”

　　在红四方面军战史上，李先念几乎是无役不予，屡蹈险境。他带领的部队能攻善守，常常是在关键时刻发挥出关键作用。当年和他一起并肩战斗的红三十军代军长程世才说：李先念善于团结干部，爱护部下，打仗英勇顽强，生活俭朴，纪律严格，真是我们的好政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