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七年初，黄安县党组织派戴克敏到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在学习期间，戴克敏同志对中国农民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撰写了《农民运动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的地位》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对农民运动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和热情的颂扬，他认为：要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就必须把亿万农民组织起来，武装起来。
一九二七年四月，麻城反动地主武装趁“四﹒一二”蒋介石叛变之机，发动武装暴乱，围攻麻城县城。当时，在湖北省党部工作的董必武同志立即会同毛泽东同志，决定派戴克敏率领三百名农讲所武装学生驰援麻城。戴克敏受命之后，立即率领三百名农讲所学生军，日夜兼程赶到了麻城，平定了叛乱。
麻城暴乱平定以后，戴克敏率领农讲所学生军回到武汉，总结了这次斗争的实践经验，撰写了《剿灭麻城会匪经过》一文，进一步论述了发动广大农民起来革命的伟大作用。他说：我们在武汉时，一向喊着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这次居然躬身实践，我觉得自己很安慰，总算实际上在革命中尽了些力，虽然这是很微小的一点，但这次的战斗使我得到一个感想，在农村土豪劣绅素来是极有势力，现在看见农民协会如此风起云涌，就乱造谣言污蔑农协，哪知道他们越是造谣污蔑，农民越是相信农民协会。麻城民众都很有觉悟，他们都喊我们武装同志，并不说我们是团总老爷。农讲所学生向光山进剿会匪时，一千多农民手持武器作后卫，一起与会匪搏战。沿途送水送粥的农民络绎不绝。
五月中旬，戴克敏又参加了由叶挺指挥的中央独立师平定夏斗寅进攻武汉的战斗，在纸坊附近的土地堂一战，将叛军击溃，败退鄂东，从而使武汉转危为安。
一九二七年六月，戴克敏在农讲所结业后，被分配到黄安县从事农民运动工作。六月二十九日，他从武汉回到了黄安，任中共黄安县委委员，并兼任县农民自卫军大队长，负责军事领导工作。七月十五日，汪精卫在武汉叛变了革命，黄安的反革命势力乘机复辟了。农民协会的活动被迫由公开转入地下，黄安处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敌人到处在狂叫：“茅草要过火，石头要过刀。”当时在黄安屠杀人民的匪首规定：“凡年满十六岁的共产党员，一律枪决！”在黄安县被反动派通缉的重要共产党人共有九十二名，戴克敏是其中之一。
在敌人残酷屠杀的恐怖之下，革命队伍中的一些不坚定的分子，有的叛变投敌了，有的自行脱党了。但是当时担任中共黄安县委委员和农民自卫军的大队长戴克敏仍不退缩，坚持斗争。他勇敢地站到斗争的最前列，与曹学楷、郑位三、吴焕先等，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继续领导人民坚持革命斗争。七月下旬，在县委改组的会议上，戴克敏指出：“现在革命已不是空喊口号的事了！反革命者弓上弦刀出鞘，张开了他们的贪狼饿虎似的大口对着我们，我们革命者若不自己武装起来，把我们的枪口对准敌人扫射，我们自己是没有命的！”县委改组后，决定留戴克敏在县里领导群众坚持斗争，派郑位三、戴季英到武汉向省委汇报黄安斗争情况，听取省委对黄安工作的指示。八月初，在戴克敏的领导下成立了黄安县防务委员会，戴克敏、曹学楷、徐朋人等被选为防务委员会常务委员，负责指挥和领导全县的军事斗争。
八月中旬，戴克敏等率领黄安农民自卫军，平息了麻城农民自卫军中有个叫熊振翼的教官妄图拖强叛变的反革命阴谋，使这支革命武装得以保存。这支革命武装后来成为“黄麻起义”的主要武装力量之一。八月十七日，戴克敏率领黄安农民自卫军在麻城农民自卫军的配合下，在黄安、光山、麻城边界一举击溃了盘踞在这里的有三千余人的反动红枪会，击毙匪众一百多人，并活捉匪首王芝廷，缴获步枪十二支，马枪三支，战马六匹，刀矛无数。这是戴克敏领导黄安人民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之后，取得的抗击敌人屠杀的第一个大胜仗。九月中旬，去武汉找省委的郑位三、戴季英两位同志安全回到了黄安，带回了“八七”会议精神和湖北省委对黄安工作的指示。当时，在县里坚持斗争的县委委员戴克敏、曹学楷、吴焕先等高兴地说：“我们找到出路了，我们有奔头了！”县委在七里坪召开了会议，讨论了上级党委关于组织农民进行秋收武装起义的指示。在会上，有个别的同志提出，我们只有几十条抢，打起红旗后，经不起敌人的进攻。但是，戴克敏等大多数县委领导人都满怀信心，认为：我们有马列主义理论，有党的领导，有人民群众作后盾，打起红旗，定能够坚持下去，并取得胜利。会议最后通过了由戴克敏起草的《中共黄安县委关于组织武装暴动计划》。计划规定：一、迅速建立各区乡的防务委员会，以作为公开领导起义的机构；二、以祠堂，庙宇作为暴动队伍的集结地点；三、大力扩充农民自卫军和农民义勇队，并加强训练；四、镇压土豪劣绅，没收大、中地主的财产，以发动群众，并为起义作物资准备。县委武装暴动计划发到各区乡以后，极大地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斗志，广大群众纷纷要求参加武装暴动。
七里坪会议以后，戴克敏等县委领导人为了组织秋收武装暴动，进行了十分紧张的准备工作。首先，戴克敏等共产党人下到各区乡，向群众宣传县委关于组织秋收武装暴动的决议。经过他们的努力，群众又被发动起来了，他们拿起大刀、长矛，扛起锄头、扁担、梭镖、土枪、脚鱼叉等武器，到处捕杀地主豪绅，又掀起了一个惩办地主豪绅的革命热潮。仅七里、紫云两区的农民，在三、四天内就处死了几十个土豪劣绅。程卜畈、长冲、大斛乡、王潭河、城区北乡的农民先后举行了武装暴动，他们把捉到的土豪劣绅，都押送到十丈山大庙里，交县防务委员会处理。
这就是黄安人民所称的“九月暴动”，又叫“第一次黄安起义”。九月暴动惊动了敌人，十月底，国民党派了一个师的兵力开抵黄安，疯狂地进攻革命，由于敌人强大，革命力量弱小，加之缺乏斗争经验，致使九月暴动失败。黄安县委又召开会议商讨对策，会议再次决定，留戴克敏在县领导群众坚持斗争，稳定局势，派人到省委汇报黄安斗争情况。当时的湖北省委根据黄安情况，遂于十月二十一日，派王志仁（王静斋）和原来在鄂南领导起义的吴浩光、刘镇一等到黄安工作，并由他们组成鄂东特委，同时改组了黄安县委，戴克敏参加鄂东特委和黄安县委的领导工作。
鄂东特委成立以后，十一月三日，戴克敏等特委领导人在黄安七里坪文昌宫第二高级小学，召开了黄麻两县党团活动分子会议，决定以黄麻两县农民自卫军和黄安的潘家河、阮家店、箭厂河、程卜畈等地义勇队为骨干，以麻城的乘马岗、顺河集的农民为主要依靠，组织起义队伍，发动武装起义，夺取黄安城。为了统一起义的指挥和领导，会上还产生了由潘忠汝、戴克敏、吴光浩、曹学楷等组成的起义总指挥部，潘忠汝任总指挥，吴光浩任副总指挥，起义总指挥部设在七里坪。
文昌宫会议后，戴克敏等起义领导人与党员干部赴各区积极组织农民自卫军与义勇队，并抓紧自卫军与义勇队的训练工作。经过半个月的艰苦工作，很快把一支起义队伍组织起来了。接着，戴克敏等鄂东特委会和起义总指挥的领导人，根据当时革命形势的发展和武装起义队伍已经组织起来的情况，又在文昌宫小学召开第二次黄麻两县党团活动分子会议，大家认为起义的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起义的条件与时机已经成熟，决定马上举行起义，夺取黄安县城。
十一月十三日，震惊中原的“黄麻起义”爆发了，两万多起义军，一举攻下了黄安城。十一月十八日，黄安县第一个红色政权——工农民主政府正式成立了，曹学楷任主席。同时，工农革命军鄂东军也随之诞生了，戴克敏任党代表，潘忠汝、吴光浩分别任正副总指挥，汪奠川任参谋长。鄂东军诞生以后，戴克敏、潘忠汝随即率领起义军主力，对给黄麻地区人民造成最大危害的、盘踞在光山南部的反动地主武装红枪会，进行了围剿，打死了反动的红枪会会长，戳穿了红枪会“刀枪不入”的神话。接着，戴克敏等又率领起义军于十一月二十五日挺进到黄安城南的尹家河、八里湾，打垮了当地反动民团和红枪会，打开了城南地区的革命局面。
十二月五日，国民党派一个师的兵力，向革命猛扑过来，进攻黄安城，革命军在与敌人激战中，一次又一次地打退敌人的冲锋，黄安城下敌尸横遍地。但终因敌众我寡，革命军不得不突围出城，被我解放了二十一天的黄安随之陷落敌手。
十二月下旬，戴克敏、吴光浩、曹学楷等起义军领导人，经过艰苦转折，在黄安北乡木城寨汇集到了一起。在这里，他们举行了起义领导人的会议。会议分析了当时敌强我弱的形式，总结了起义失败的经验教训。戴克敏在会上鼓励大家说：“我们党领导的革命是长期的，我们不能为了一个城市同国民党反动派拼死拼命地争夺。只要我们不放下手中的枪，跟人民群众在一起，坚持斗争，黄安县城是一定会回到我们手里来的！”会议最后决定留下少数人枪就地坚持斗争，将大部分革命军转移到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黄陂木兰山区开展游击战争。会后，戴克敏与吴光浩同志在黄安北乡的闵家祠堂集合了工农革命军七十二人，配备七十二支长枪和十一支短枪，从黄安出发向木兰山挺近。一路上打退敌人的围追堵截，冲破敌人的层层封锁，于十二月二十九日胜利达到木兰山区。这时，上级党指示：鄂东军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七军，下辖三个中队，每队二十余人。戴克敏任党代表，吴光浩任军长，汪奠川任参谋长。并由戴克敏、吴光浩、汪奠川、曹学楷等五人组成第七军的委员会，作为部队的核心领导。
部队改编后，戴克敏为了这支人民军队的成长壮大，呕尽心血。当时虽然战争频繁，生活极端艰苦，但是，他从不因为环境恶劣而放松对部队的思想教育，他经常对指战员讲：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无论作战还是休整，都要注意群众纪律。同时，还要注意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组织和武装群众，建立革命的铜墙铁壁，粉碎敌人对我们的进攻。
来源：《湖北英烈传（第一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