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冲及
今年是《历史研究》创刊70周年。它的创刊，在新中国史学界是一件大事。根据毛泽东同志指示，刊物一开始就提倡“百家争鸣”精神，主张对学术问题可以展开充分而有益的争论。我的第一篇史学论文《对于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的意见》，同尊敬的前辈学者胡绳同志争辩，就发表在《历史研究》1955年第2期。那时候，我只有24岁，在复旦大学刚讲授两年多中国近代史课程，对近代历史分期问题有不同于胡绳同志的看法，就把它写出来，寄给编辑部。原意只是一封比较长的读者来信，没想到《历史研究》竟把它发表出来，这对我是极大的鼓励，并且在我面前无形地树立起一个做学问的标准：一篇文章要力求说清楚一个自己原来并不清楚或不很清楚的问题。否则尽是重复前人说过多少次的老话，报一些堆积事实的流水账，写它干什么？以后多年间，我在《历史研究》又发表过多篇论文，可以说，《历史研究》是看着并扶着我成长的，告诉我应该怎样写论文；也可以说我亲眼见证了《历史研究》迄今的整个发展历程。
近日接到《历史研究》编辑部来信，嘱我为《历史研究》创刊70周年写点亲身感想，我就此联想到这70多年从事历史研究和写作中感受较深的一些体会。我常听到年轻的朋友谈到，写文章常苦恼的是容易流于“大而空”或“小而碎”，不易找到好的题目。我自己有时也遇到这个问题，也许关键是在研究工作中是否养成强烈的问题意识。也就是说，在每一项研究起步时，心中要先悬着一个重要的而自己原来没有弄清的问题，在研究中就会致力于寻求问题的答案和检验答案的可靠性，就会一直处于兴奋状态和小心翼翼的细心验证中，不至于流于空谈或陷入琐碎。
一、问题意识是研究的出发点和动力
陈寅恪先生在谈史学研究方法时，十分强调问题意识的重要性。我的老师周谷城教授常说：能找到一个好的问题，文章就成功了一半。看来这个问题确实一向受到史学前辈的广泛重视，史学界在讨论治史方法时通常也会不约而同地谈到这一点。随着年岁的增长和史学研究实际体会的积累，我又逐渐感悟到，对史学工作来说，问题意识不只是重要的方法问题，而且可以说是研究工作的出发点和持续动力。
人们在现实生活和历史环境中，总是会面对无数或大或小的问题。这些问题，有些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有些已有人提出这样那样的分析和猜想，但未必符合实际或令人信服。可以说，研究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寻找原来还不很清楚的问题答案，研究成果就是对问题的解答。
对于研究中的诸多问题，如果不细心调查实际情况，进行恰如其分的分析，找出造成问题的真实原因，只说一些“大而空”或“小而碎”的意见，不仅无法引起读者的兴趣，更不可能使问题得到真正解决。历史上的问题，虽然早已成为过去，但常常直接影响人们对现实问题的理解和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正确了解和认识这些历史问题，对生活在今天的人们仍十分重要。但是，要完整地再现历史问题的原状（包括重要细节），作出细致而准确的判断，实在不容易。我深感，史学研究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在努力寻找复杂历史问题的真实答案，从而对问题作出比较切合实际回答的过程。当然，要完整而准确地找到答案实在很难，在很多情况下，史学工作者的责任是力求接近真相，并引起其他人更深入的思考或研究，一步一步揭示真相。
史学界流行一句话：“治史如断狱。”这是对治史的形象比喻。在法庭上，不能先抱有如何判案的成见，尽管通常会听到不同意见或不同的事实叙述，看起来似乎已经山穷水尽，但在有心人的切实探索下，常常能解开谜团，做到真相大白，作出正确判决。治史中不断探求问题的答案，恰恰也和法庭上断案一样。这种不知疲倦地寻求问题答案的过程，虽然十分辛苦，但可以带给研究者极大的兴奋。
写到这里，想起曾听过中国科学院原院长路甬祥一次报告。他劈头就说：科学发展的动力主要有两个——一是社会的需要，二是人的好奇心。这话使我大吃一惊。前一点不成问题，恩格斯早就说过：“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如果不为社会所需要，任何学科的研究结果都不可能受到社会的瞩目，更谈不上得到很大发展。这道理几乎不言自明。但路甬祥把人的好奇心同第一点一起提出，却是我以前没有听到过的。再想想，他说的确实有道理。人们总是会追求新知而不满足于故步自封，在看似平常的现象中不断发现新的问题，进行切切实实的探索和研究，往往会产生突破性的新认识。
举一个大家熟知的例子，苹果成熟后会坠地，这是很常见的现象，从未有人就此提出问题。牛顿却提出，为什么苹果成熟后会下坠，而不是升空或横飞？对这个问题的探究，最初未必预知它会对社会产生什么推动作用。但牛顿觉得这个不平常的问题应当有一个合理的、科学的、符合实际的回答。他不罢休地抓住它，一步一步地深入探讨，从地心引力到万有引力，再到对经典力学中的许多重要问题的阐释。这是伟大科学家作出的持续不断的顽强求索和无所畏惧地提出新论断的榜样，从而推进了科学技术和社会的进步。
总之，对史学工作者来说，论文或著作有多大价值，重要的是能不能对头脑中的问题作出比较切合实际的回答。如果只是对易见的材料加以整理，而没有对问题作出富有新意的分析，虽然对没有见过这些材料的读者还是有些用的，但毕竟不能作为高水平的研究成果。
二、问题的选择
世间万事万物中值得研究和讨论的问题何止成千上万，人的时间和精力都有限，投入这一方面多了，投入另一方面的也就少了。面对为数众多的问题，史学工作者该把有限的精力投向哪里，就有一个“选择”的问题。
这里说的“选择”，并不包括短期性的选题，这样的选题学者可以有临时的、比较自由的决定。如果要研究比较重大的问题，则要有长期目标和打算，合理规划步骤，明确每步的重点。走前一步时要考虑下一步的要求，更重要的是理顺每步间的内在逻辑，使整个研究能够解决原来悬在心头的重要问题。如果心中没有有条理的值得思考的问题，没有重要的期望和持之以恒的努力，东抓一把，西抓一把，什么都浅尝辄止，结果只能一事无成。
拿我自己的经历来说，从事史学研究工作是在复旦大学起步的，学校的学术氛围和众多名师引导我入门。我于1953年开始教中国近代史课程，以后陆续写作并发表过一些学术论文，内容涉及太平天国、洋务运动、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这些问题都很重要，研究和写作使自己有受益之处，但一个人不可能把所有想深入了解的问题都弄清楚，有所取必然有所弃。必须下狠心找出需要弄清的关键事实，全力以赴地弄清事情的来龙去脉，果断作出判断，否则就难以向前深入推进，只能浅尝辄止。
我在复旦大学时研究方向上的重要变化是，在1961年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学术讨论会的启示和鼓励下，我和老友胡绳武同志决心集中力量写一部多卷本《辛亥革命史稿》，其他问题暂时放一放，或者只花不多的力量兼顾一下。下这个决心并不容易，需要反复衡量自己有没有完成目标的可能性。如果不可能，就不能盲目下这个大决心。当时，我们分析了做这项工作的客观条件：第一，辛亥革命在中国近代社会变化中的巨大意义已经成为共识，写这样一部多卷本的《辛亥革命史稿》，是社会的需要。第二，当时中国近代史课程还没有公认的教材，我们为学生指定的主要参考书是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和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但胡绳著作的体裁并不是教科书，范文澜著作只讲到义和团运动，恰恰没有辛亥革命部分，这个缺口得补上。第三，当时全国各地集中出版了大量有关辛亥革命的文献档案和回忆史料，这在此前是看不到的；同时，复旦大学新闻系保存着不少辛亥革命期间出版的报纸、杂志，提供了极为丰富的资料。当然，从根本上说，这段历史中有大量还没有弄清楚的问题，值得深入研究，因而对我们产生极大的吸引力。
经过反复斟酌，撰写多卷本《辛亥革命史稿》的决心便斩钉截铁地确定下来，并化为全力以赴的行动。我们用一年时间写出第1卷，并得到上海人民出版社同意出版的意见，编辑部还提出了具体修改意见。没想到不久后开始的政治运动，使各项工作被迫搁浅，本已写好的一卷一搁就是十几年。
粉碎“四人帮”后，我和胡绳武同志都已调到北京工作。我们商议，应该坚持把原来被迫中断的《辛亥革命史稿》写完。当时，我们两人所在工作单位都还有其他重要任务，只能自己挤时间来做。记得当时我说了一句：“下了决心，走不到，爬也得爬到。”
时间哪里来？只要真下狠心，把时间看得很重很重，经常地盘算，时间还是会有的。
当时的情况和20世纪60年代初有很大不同，辛亥革命研究领域已出版多种优秀著作。当我们写完《辛亥革命史稿》第2卷、准备写第3卷时，就遇到一个问题。第3卷第1章《导火线》是讲四川保路运动的，共有4节，此时四川大学中国近代史专家隗瀛涛教授的专著《四川保路运动史》已经出版。他是这个问题的权威学者，又是川人治川史，在各方面都有优势。而在《辛亥革命史稿》第3卷《1911年的大起义》中，对四川保路运动这样重要的历史事件不能不列为专章展开论述，但内容同隗教授的著作又不能过多重复，总要有点新意。
怎么办？除原来已经准备的基础外，必须先认真地读隗教授的专著，不能使他已很好解决的问题在这部书中不见踪影；同时要本着问题意识的要求，认真思考读了这部专著后，头脑中还有哪些仍不很清楚的问题。经过阅读和思考，我觉得还有以下疑问：第一，1911年，清王朝已处在摇摇欲坠、朝不保夕的地位，而将川汉、粤汉两大商办铁路收归国有，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事，为什么清朝政府偏要在风雨飘摇的时刻做出如此危险的举动？第二，清政府这项决定公布后，湖北、湖南民众反对最早也最激烈，四川动作较慢，最初的态度比两湖地区温和得多，但保路运动的高潮却在四川掀起，并且成为辛亥革命的导火索，这是为什么？第三，四川保路运动大体分为四个阶段，各个阶段有着各自的显著特点，是什么原因造成它从一个阶段发展到另一阶段？第四，在四川保路运动的前三个阶段，主角是立宪派，为什么到了第四个阶段，主角却变成革命派？有了这四个问题，经过仔细阅读材料和反复思考，动手写这一章就可行了。
在写《辛亥革命史稿》其他卷时，同样遇到不少类似情况。由于自己所处的环境，“文化大革命”后重新起步进行史学研究的时间要晚一些，怎样才能急起直追？只能尽量挤时间攻读新发表的相关历史资料，同时继续本着问题意识研究其他部分的史实，提出新的问题。这样坚持下来，终于在完成单位的主要工作，即主编《周恩来传》的同时，和胡绳武同志共同完成了四卷本的《辛亥革命史稿》。同事们和我开玩笑，说“你是白天周总理，晚上孙总理”，这确是事实。在两者之间又有主次之分：首先必须保证《周恩来传》的完成，这是重要的正业；《辛亥革命史稿》只放在业余时间写，但也要下定不动摇的狠心。后来，《周恩来传》获得第一届国家图书奖，《辛亥革命史稿》获得第一届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做到了“两不误”，也使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问题意识在史学研究中的重要性，体会到工作中合理的统筹安排和下狠心坚持到底的重要性，三心二意是万万要不得的。
三、寻求问题的答案
问题确定后，接下来是如何寻求问题的答案。这需要做大量切实的工作，否则，尽管提出了很有意义的问题，最后可能还是一场空。史学界有一句流行的话，是对如何寻求问题答案的简洁回答，那就是“论从史出”。
从1980年起，我到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第一项任务就是主编《周恩来传》。周恩来的一生，几乎涉及一部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央文献研究室保存的党的领导人的档案非常丰富，我们还可以访问很多亲身经历过重要历史事件的当事人，值得认真思考和研究的问题实在太丰富了。这里只举其中一个例子。
我曾写过一篇《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三次“左”倾错误的比较研究》。这篇文章下笔前我有些踌躇：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所犯的三次“左”倾错误的表现和后果，在中共党史学界几乎尽人皆知，在各种党史著作中几乎都有详细的叙述和评说，还能写什么呢？经过反复考虑，我觉得还有几个重要问题仍不很清楚，那就是：为什么当一次“左”倾错误刚得到纠正，接着又会发生另一次“左”倾错误，而且一次比一次更加严重？为什么当这些错误发生后，能够被党内许多人包括不少有很高水平的领导人所接受和支持？三次“左”倾错误，有哪些相同的地方和不同的差别，甚至是性质上的差别？这看来也不能全归因于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记得新中国初期国家开展大规模基础建设时曾有一句口号：“先有完善的设计，才能施工。”对史学工作来讲也是如此。有了这些问题，头脑中就有了一个通盘的分析，文章也就好下笔了。
古人曾讲：“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这就十分明确地提出了“学”和“思”的关系。正确处理这一关系，是寻求问题答案过程中需要特别注意的。
从事史学研究，大概需要从“学”开始。首先要广泛而刻苦地搜罗、阅读同需要回答的问题有关的历史资料，努力弄清事实经过，也就是做好“人证”和“物证”的工作。其次，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考，这就是“断狱”的基本依据。不能在没有弄清事件真相的时候光坐在那里胡思乱想。最后，还要尽可能地查找并阅读前人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和判断，如果同意他的看法，就不必再下大力气去研究，最多只需要作些补充。研究工作需要以此为出发点，但不能停留于此。
“思”和“学”不是一先一后的关系，而是同步进行的。要一面看，一面想：原来以为事情是这样的，忽然在一段很长的文稿中，有几句人们以往没有很注意的话突然跳出来，使自己恍然产生一个新的想法，发现了问题的关键。但这个一面看一面想的过程决不能到此结束，不能轻易下结论，而是应该继续往下看。看到还有另一面的记载，既可以补充新的证据，也可以检验原有看法。根据新的材料，对刚刚形成的看法，或者补充，或者毫不可惜地推翻。这样不停地看、不停地思考，多反复几次，对一个问题的看法就逐渐确定下来。
有时会看到一个缺少经验的朋友，对全局没有了解，也没有经过用心思考，就大段大段地把资料抄成卡片，以后就靠这些卡片思考和分析问题。结果，花时间抄了不少没有多大用处的资料，有些重要而比较分散的资料却漏过去了。这可以说是“学”和“思”没有紧紧结合在一起的例子。
我自己做研究工作的经验，往往是先看基本材料，一面看，一面想，对所研究的问题有个基本的、轮廓性的了解，再查看相关专题资料和著作，弄清重要的细节，就可以动手写文章了。
自己把问题基本弄清楚后，自然希望别人也能够清楚自己的想法，这就有一个表达的问题。文章也好，书也好，都是为读者写的，不是只为自己看的读书笔记，因此，特别重要的是要处处为读者着想。标题或导语要醒目，要能吸引读者拿起来并且看得下去。在全文中要尽可能有几句体现主题的生动警句，如毛泽东所说的“愚公移山”、“纸老虎”、“景阳冈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样，不刺激它也是那样，总之是要吃人的”等，往往比说一大堆空话、老话给人的印象深刻得多。文字也要适应读者的需要，在规范使用现代汉语的前提下尽可能口语化一些（当然，应该比口语简洁），就像两个人对话那样，平易地讲给对方听，而不是让读者花了九牛二虎之力还是看不懂，那文章就白写了。所谓“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有的人认为这些只是“雕虫小技”，那是不对的。记得《周恩来传》写出来后送给胡绳同志审阅，几年后他同我说起这件事，他说：别的都忘了，只记得当时帮你删掉了几十个“了”字，因为写入史书的都是过去已完成的事，没有必要再用那么多“了”。当然，有时需要强调语气，如“抗日战争终于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里的“了”是可以用的。像他们那样的大师对文字尚且如此讲究，年轻的史学工作者更应该十分注意。
胡乔木同志说过，别人说他写文章快，其实他的文章都是改出来的。无论文章还是著作，我花在反复修改上的时间是很多的。反复修改的内容大体上有几个方面：一是全文的主题（也就是要回答的主要问题）是否能给读者留下比较突出的印象。必要时要为此写几句引人注目、色彩强烈的话，不能使主题停留在一段长文中平平常常的几句，而往往被人忽略过去。二是全文的内在逻辑是否通顺。文章总是力求一气呵成，不能一下说到东，一下说到西，结果不知所云。三是全稿中是否还有重要的事实或者分析要补充。四是文字是否比较流畅生动，使人能不太费力地看下去，同时又力求准确。例如，有一位朋友写到领导同志在队伍前讲话后，每一个战士都充满了激情。我就问他：你这样写，是不是对“每一个”战士都调查过？这自然是没有的。我就替他把“每一个战士”改为“战士们”。因为这是学术著作，不宜有这种夸张的语言。五是对于读者可能提出疑问的地方，必要时要在文中预先说明。六是自己在初稿中讲错的地方。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因为要回答某些原来不很清楚的问题，文章或著作应该有些新意，但如果不慎重，也可能出现片面或过头的话，作出不准确甚至错误的论述，这是需要着意避免的。这些要求，我未必都能做得到，但确实是用心这样做的。不下扎实的功夫，就只能做到“大而空”或“小而碎”。
关于问题意识，有两点需要说明：一是文中讲了许多史学研究工作应该注意的问题，只是我在70余年研究中的一些经验教训，以及看到其他学者经验的体会，并不是我自己都能做到。我已年过90，这篇文章又是我最近连续住院治病期间写成的，毛病自然更多。二是现在年轻的史学工作者很多，他们对治学有自己的经验和体会，对文中谈到的这些也一定会有自己的看法，希望读者能多加指教。
（来源：2024年第1期《历史研究》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