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贺龙率领红三军主力离开鄂西北之后，红二十五师在很长时间内同主力部队和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失去联系。为了沟通信息，柳直荀请武当山紫霄宫同情红军的道士以化缘为掩护，携带信件，南下洪湖苏区，向湘鄂西中央分局和红三军领导传递汇报和请示工作的信函。
经过一番周折，终于同领导机关取得了联系。柳直荀首先接到的是，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要红二十五师主力（原红三军教导团）速返洪湖苏区归建的指示。尽管中共鄂西北分特委扩大会议讨论时大多数同志持反对意见，但为了顾全大局，柳直荀还是服从了组织的决定，让师长汤慕禹率领原红三军教导团返回洪湖苏区。
红二十五师主力南下洪湖后，鄂西北革命根据地的武装力量严重削弱。在敌人的围攻下，根据地缩小了三分之二。为避敌锋芒，保存有生力量，l932年1月25日，柳直荀率领军政人员，会同地方游击队，离开房县县城，进入上龛地区，在冰天雪地的崇山峻岭中，继续同敌人展开游击战。他曾指挥红军夜袭一直尾随的敌均光谷联防保安司令部，杀伤大批敌人，还夺了敌人的军旗和大印。
凶残的敌人绝不会善罢甘休。他们一面封锁道路，一面紧追不放，妄图把红军饿死、困死在山里。环境险恶，给养困难，柳直荀顽强坚持着。他总是身背公文包，走到哪里就办公到哪里，继续领导苏区人民进行反“围剿”斗争。“最后之成功，当归功于最后之努力者！”柳直荀当年常说的这句话，这时又用来激励身边的同志，排除万难，坚持到革命的最后胜利。
为了更有效地指导革命斗争，柳直荀不顾个人安危，经常化装成行商模样，带领少数同志，深入到山村集镇，了解情况，发动群众。群众也总是自觉地掩护他们。有时明明认出是柳特派员，也故意“老板”、“先生”地称呼他，以防被敌人的耳目窥探出真相。就这样，柳直荀领导的中共鄂西北分特委和房县县委，一直活跃在鄂西北苏区人民中间，成为他们战胜敌人的指挥中心和力量源泉。
2月中旬，正当柳直荀领导鄂西北军民与敌艰难周旋时，他接到了要去监利县周老嘴参加中共湘鄂西省第四次代表大会这个迟到的通知。他化装成商人，准备起程，红二十五师的指战员以及游击队员赶来送行。有一个战友站在嶙峋的岩石上，如咽如泣地诵起了一首送别诗：“送君出大山，有泪莫轻弹。勇士单骑闯险关，一路保平安。 送君出大山，有泪莫轻弹。川险滩多路漫漫，奏捷盼君还。”柳直荀听着听着，不禁热泪盈眶，他珍惜用血和汗凝成的革命情谊，与同志们一一握手告别。
踏着崎岖的山路，柳直荀来到长江岸边的秭归，与党的地下联络站青莲堂商号取得了联系，然后在牛镇码头等候上船，前往洪湖苏区。在这里，他给在苏州博习医院工作的大弟柳瑟虎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兄近来身体一如往昔，虽在忙碌中，仍不感疲乏……”革命乐观主义的豪情跃然纸上。可谁曾料到，这竟是柳直荀写的最后一封家书！
上得船后，望着波涛汹涌的长江，柳直荀心潮澎湃，浮想联翩。联想起1927年在武汉的长江岸边毛泽东向他阐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联想起1930年与贺龙在监利的长江岸边攻打县城的情景，他不禁热血沸腾。如今，湘鄂西省苏维埃政府已经建立，他即将踏上周老嘴那块熟悉的土地，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浑身充满了使不尽的力量。
船行至西陵峡的黄陵庙时，突然出现一块暗礁，将小船碎成两截，船上的旅客也被卷进波涛之中。柳直荀凭借当年搏击湘江练成的好水性，一翻身浮出水面。看见前面有个人在江水中挣扎，他毫不犹豫地游过去，经过一场和惊涛骇浪的殊死搏斗，终于将那人拖到岸边。在岸上一户人家烤干衣服、休息片刻后，两人走到一个江边小镇，搭上了去宜昌的邮船。
获救者叫费斌，辽宁人。对救命恩人，他感激不尽，又是赠予钱钞，又是摆酒答谢，还“暗将房金付与馆主”，均被柳直荀婉言谢绝，他说：“此非不情，别有苦心，日后当知。”两人在船码头依依告别，“互道珍重，期以后会”。费斌将写在扇页上的一首五言诗，赠予柳直荀，诗中说：“施恩不望报，大有古人风。慕侠而遇侠，天不虚我生！”
古峡脱险后，从宜昌上船，柳直荀历尽艰险，匆匆赶到监利县周老嘴时，已是l932年3月初，湘鄂西省党的“四大”已经闭幕一个多月，但余波未平。会上先后有70多人对夏曦到湘鄂西苏区半年多来的工作提出严厉批评。然而，夏曦从“左”倾冒险主义和宗派主义出发，极力否定万涛、潘家辰等人的正确主张，并得到了中央代表支持。这样，大多数人的不同意见，便被夏曦等少数人在破坏党内民主的情况下，以代表大会的名义和声势压了下去。
在了解到这些情况后，柳直荀旗帜鲜明地站在贺龙、万涛、段德昌等同志一边，坚决反对夏曦推行的“左”倾路线，从而被他视为眼中钉肉中刺。
再说汤慕禹率领原红三军教导团从鄂西北苏区返回洪湖苏区后，1932年2月上旬被改编为鄂西北独立团。不久，鄂西北独立团又与红三军独立团（原红九师第二十五团）合编为红三军第八师，段玉林任师长，柳直荀任政委。
当柳直荀接到红八师政委的任命，兴冲冲地赶到部队驻地时，他惊奇地发现，许多曾经与他出生入死并肩战斗的战友不见了。经仔细询问才得知，湘鄂西中央分局派来的政治保卫局的人，硬说鄂西北独立团混入了很多反革命，便派人在夜间将部队包围，逮捕了一大批连以上干部。柳直荀为此非常气愤，便去找政治保卫局的人辩论，质问夏曦这是怎么回事。然而，夏曦不但听不进劝告，反而认定柳直荀也是个“危险分子”。
湘鄂西省党的“四大”后，夏曦全面贯彻王明“左”倾路线，最终使全盛的苏区形势急转直下，成为湘鄂西革命历史的拐点。“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贯彻，迫使红军与敌人无休止地实行阵地战、消耗战，瓦庙集战斗就是执行这种错误作战原则的突出事例。
1932年3月31日至4月6日，红三军在瓦庙集（今京山县雁门口镇境内）与敌军血战七天七夜。敌人先后投入11个步兵团及若干特种兵和空军共2万余人。红三军以7个团的兵力连日反复勇猛攻击，歼敌约2000人，击落敌机1架。但是，红三军消耗很大，伤亡2000人以上，弹药消耗很多，无法补充，战斗力大为减弱。敌人也察觉到了这一点。国民党军前敌总指挥徐源泉说：“红三军历年所得之于国军之兵器及弹药耗于斯役殆尽，而肃清鄂中区匪患之成功，实基于此役。”
柳直荀对夏曦瞎指挥，让武器简陋的红军与装备精良的敌军徒拼消耗很有意见。他对红八师师长段玉林说：“夏曦这个人我太熟悉了，虚荣心强，官瘾大，但是又没有为官的实际本领。马日事变前，他当上湖南省委书记没几天，听到了敌人要镇压工农运动的风声后，不是组织领导怎样去应付突变局面，而是临阵脱逃。马日事变中工会、农会受到那么大的损失，他是有责任的。他根本不懂军事，却要会打仗的人听他的，这岂不是天大的笑话？”贺龙也气愤地对柳直荀说：“这不是打仗，是叫花子与龙王爷比宝！”
对于这场得不偿失的消耗战，夏曦却并不认为是实际上的失败，反而大吹大擂地夸耀说是什么“执行国际路线在中央分局领导下的红三军大转变的成功”，并把战斗中的失利归罪于下面的同志，要求在湘鄂西党组织中“有计划、有系统地进行肃反工作”，“在党内斗争中加紧反对机会主义”。
5月16日，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作出《关于党在湘鄂西苏区同反革命团体斗争的决议》，把“肃反”当作“最紧迫、最突出”的中心工作，加紧部署，大造舆论。组织上改组政治保卫局，成立肃反委员会，夏曦自任书记，江奇（姜琦）为委员兼政治保卫总局局长。
5月间，夏曦等人怀疑、逼供天汉县军事部副部长杨国茂，认定其为勾结敌军的“改组派”，这一事件成为洪湖革命根据地大规模“肃反”的导火线。此后，继续实行逼、供、信的错误方针，造成一人被捕多人受牵的局面，并从地方波及红三军。红八师参谋长胡慎己被认定为“改逆（即改组派）最高领导机关——军事委员会”的总负责人，加以逮捕，并扬言“反革命分子多着呢”，接着又开始顺藤摸瓜，步步株连。
为了对柳直荀进行“严厉的打击”，他们给他罗织了许多罪名，一会儿说红二军团离开洪湖革命根据地南征，是柳直荀等人施展的“抛弃洪湖根据地的阴谋”，一会儿又说红二十五师回洪湖根据地，是柳直荀等人“抛弃房县苏区的阴谋”，甚至还无中生有地说什么红三军里“改组派”的书记“系柳克明”，等等。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夏曦撤销了柳直荀在红军中的职务，调他任湘鄂西省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部长。尽管如此，柳直荀仍然忍辱负重，“办事结实，态度诚恳，和以前一样”（谢觉哉语）。
一天晚上在住所，柳直荀从中共湘鄂西省委巡视员潘家辰口中得知省委常委、宣传部长万涛被捕后，他一手按着桌子，大声说道：“夏曦如此抓人，我看其中有诈。”潘家辰说：“事情明摆着，夏曦向来小肚鸡肠，阴险毒辣。我们在‘四代会’上批评了他，他就怀恨在心。”柳直荀怒不可遏地说：“他这样做，还有党性吗？”不过，柳直荀转念一想，他跟夏曦毕竟是湖南老乡，还一起在湖南共事多年，便说：“我和夏曦交情还好。这样吧，明天我就去找他，再好好地劝说他。”
可是，柳直荀话音未落，江奇等人已奉命来逮捕他。柳直荀厉声说道：“你们为什么抓我？我要去见夏曦！”江奇冷笑一声：“柳克明，你放聪明点！告诉你，逮捕你的命令，是夏书记亲自批准的。你们‘改组派’的行动也太猖狂了，我们刚抓了万涛，你就与潘家辰一起密谋反动计划。”柳直荀怒斥道：“简直胡说八道！”江奇眼一瞪：“你这‘改组派’分子，嘴巴倒是硬！”说着，“啪”地打了他一个耳光，柳直荀没提防，一头撞在了墙上，顿时血流满面，晕了过去。醒来后，柳直荀发现自己被关在一座破庙里，这里还有好多人与他一样，倒剪着双手，嘴里塞着棉花……
在国民党军对湘鄂西苏区发动的第四次“围剿”中，夏曦拒绝贺龙、段德昌、关向应等提出的集中主力转到外线机动作战、在运动中歼敌的正确意见，先是命令部队冒险进攻，后又转为消极防守。红七师和警卫团在夏曦率领下，由于分兵堵口，阵地防御，在敌人重兵压迫下，节节败退。从8月31日开始，周老嘴、柳家集、瞿家湾等地相继失守。在洪湖苏区即将完全失陷的危急时刻，夏曦不顾许多同志的坚决反对，竟匆匆就地处决了“改组派罪犯”。
中秋节前夜肃穆的月宫目睹了那血腥的一幕。年仅34岁的柳直荀和其他红军将士一起被五花大绑，眼蒙黑布，成了砍刀下屈死的冤魂，倒在了曾经召开过湘鄂西第三次工农兵贫民代表大会会场前的一块烂渣地上。临刑前，柳直荀只说了这样一句话：“请把我的问题搞清楚之后，再把我的死讯告诉我的妻子，告诉她我是一个正直的共产党员！”这催人泪下的遗言，饱含着他对妻子的无限深情和对党至死不渝的忠诚。
行刑者总算尊重了柳直荀的意愿，没有把“改组派罪犯柳直荀已被处决”的消息告诉李淑一。新中国成立后，当得知丈夫遇害真相时，李淑一奋笔在柳直荀的一张照片上写下这样一段话：“看，他那双原本充满智慧的眼睛，此刻放射着仇恨的光芒，盯着他的老同学夏曦！”
这是湘鄂西革命历史上沉重的一页，也是红军史上的一处“伤痕”。从1932年5月到1934年7月，以夏曦为首的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执行“左”倾路线，在湘鄂西苏区和红三军中发动了4次大规模“肃反”，其时间之长、打击面之宽、革命骨干力量损失之惨重，超过了当时党所领导的其他苏区和红军。
薄一波著、人民出版社2002年3月出版的《领袖元帅与战友》一书中，转述了贺龙对湘鄂西“肃反”的看法。贺龙曾“激愤”地说：“为什么党内会发生这样‘左’得出奇的过火斗争和内耗事件？原因很复杂，有宗派问题，有路线问题，也有个人品质问题。而夏曦在这三个方面都有严重问题！”
1934年10月24日，贺龙率领的红三军与任弼时率领的西征入黔的红六军团在贵州印江木黄会师，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11月上旬，在攻克湘西北咽喉永顺县城后，两军召开联席会议，对夏曦的错误进行了批评。夏曦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在湘鄂西执行‘左’倾路线和大搞肃反扩大化所造成的一切错误，一切恶果，我应负主要责任，是有罪的。”后来，他还曾痛心地说：“我一想起来就感到内疚，这是我还不了的账啊！”并表示要“将功补过”。
历史的悲剧又在重演。在湘鄂西第二次“肃反”中，夏曦企图加害于贺龙，但慑于其声望没有办成。谁知30多年后的“文革”中，贺龙竟又被林彪、江青一伙迫害致死。在身陷囹圄的日子里，他又回想起湘鄂西这段沉痛的历史。当谈到段德昌、柳直荀等一大批优秀干部惨遭杀害时，他仍然痛心不已：“那个时候，有多少好同志呀，都是忠心耿耿的，能打仗，有本事的……都被诬蔑为‘改组派’而被杀掉了……啊，一摊摊的血，真是血的教训噢！”
洪湖呜咽，为忠魂鸣冤；杨柳依依，为烈士哀悼。1945年4月20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被“左”倾路线无辜错杀者平反昭雪。共和国的基石上，也同样浇铸着他们的血和泪。邓小平深刻总结我党几十年的经验教训，曾明确告诫全党：“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中共十四大以来的党章重申了这一重要论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