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卷起农奴戟”，这是毛泽东对大革命时期如火如荼的农民运动的礼赞。因为农民问题都是各自关注的大问题，才有了国共两党的第一次合作。以北伐战争为界，广东在大革命的前期，农民运动是全国的典范；湖南在大革命的后期，农民运动是全国的楷模。
“国民党更像是一支军队而不是一个政党，这支军队的核心是家有地产的军官。”旷野中的呐喊，触动了土豪劣绅、不法地主的切身利益，遭到了他们以及与他们关系密切的军队特别是军官们的仇视。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洪流溅起的浪花里，一股腥风血雨的气息扑面而来。“长江岸边的统一战线像一枝脆弱的竹子，来自下游的一阵狂风就要把它折断。”
已转变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代表的蒋介石借助于刺刀，给了统一战线以致命一击，1927年4月12日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18日在南京另组国民政府），成为大革命从胜利走向失败的转折点。柳直荀和谢觉哉等湖南省农协领导一起，署名发出讨蒋电文，愤怒斥责蒋介石的反革命罪行，严正指出：“凡甘为叛逆不知悔改者，国人绝不能为个人恕也。”柳直荀还以省农协的名义，以“为什么要打到蒋介石”为总标题，印发了一份由53条口号组成的传单，散发到全省各地。
在反革命的逆流中，湖南的国民党反动派以及土豪劣绅蠢蠢欲动，千方百计进行破坏和反扑。根据《湖南省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由郭亮和柳直荀等组成的特别法庭，在长沙教育会坪召开公审大会，第一个将“文妖”、大劣绅叶德辉判处死刑，同时还判决、枪毙了杀害黄爱、庞人铨烈士的刽子手李佑文等一批反革命分子。此举“轰动全城，无论远近男妇，络绎不绝，纷往观看，均皆称快”。为此，郭亮和柳直荀被誉为“执法如山的第一批人民法官”。
在声讨蒋介石、镇压反革命的同时，湖南省成立了农民运动讲习所和自卫军训练班。4月21日，省农协和省总工会联合举办的工农自卫军干部训练队在长沙成立，队址设在船山学社旧址和协均中学。柳直荀担任农民自卫军干部训练队班主任，42县农协保送的学员达600多人。只一个月时间，学员们就已能担任治安警戒。
为了以革命的武装对付反革命的武装，柳直荀还派人星夜分赴各县，指导工农运动，组织农民自卫武装。全省各县普遍建立了农民自卫军，共有7000余人枪，另有数十万人的梭镖队，几乎“每个青壮年农民都有一柄梭镖”，基本上粉碎了那些枪口对着农民的地主武装，五响枪、鸟铳、大刀、梭镖成了镇压土豪劣绅的有力武器。
从种种迹象中，柳直荀预感到风云将要突变，一场劫难很快就要来临。5月20日傍晚，柳直荀行色匆忙地赶回留芳岭家里，收拾并烧毁了党的秘密文件，并要李淑一回娘家去躲一躲。临走时对她说：“现在情况紧急，有好多事要马上处理。今晚上我就不在家里歇了。”次日上午，李淑一带着两岁的女儿和不到半岁的儿子到了离省农协不远的娘家。
21日下午，长沙还是死一般的沉寂，柳直荀来到顺星桥24号岳父家中。岳母刘恩博得知他还没吃午饭，连忙从坛子里夹了些辣椒萝卜，还弄了两个皮蛋，用茶泡了一碗饭。柳直荀三扒两扒吃完后，亲了亲一双儿女，然后对妻子说：“淑一，我近一段时间不回家了。”望着丈夫那消瘦的面孔和疲惫的身躯，李淑一关心地说：“外面风声紧，省委主要领导都走了，你可要注意啊！”柳直荀说了声“知道了”就匆匆告别了。可未曾想到，这竟是他们的永诀！
“山雨欲来风满楼”。敌人加紧了反革命的步伐，驻军已在街上堆积沙包，显然是准备巷战。而作为省委书记的夏曦，面临事变即将发生，虽然召开会议讨论过对付反革命的紧急措施，但还是消极应变的多。5月20日夜，他用电话通知工农两会纠察队“镇静待缴”，省委自行解散，重要人物各自逃亡，“藏两个月再说”。他以到武汉向党中央汇报为名，留下一张纸条，第二天清晨便逃离长沙。
在此非常时期，柳直荀和郭亮、夏明翰临危不惧，挺身而出，推举郭亮出任代理省委书记，积极做好应变准备。一边派员到外县组织武装力量，一边在长沙市内加强警戒，准备同反动派展开武装斗争。
就在5月21日当晚，驻长沙的国民党反动军官许克祥发动马日事变，其主要攻击目标是省总工会和省农民协会。晚上11点，敌人包围了省农协，一时枪声大作。正在主持开会的柳直荀镇定自若，立即发出命令：“马上集合反击！”他操起身边早已准备好的步枪，和农民自卫军队员一起，勇敢地迎击敌人。因敌人火力太猛，连续猛冲十余次，都未能突破敌人的包围。为了避免过多伤亡，次日拂晓，柳直荀果断作出决定：“分头逾墙突围！”他用火力掩护同志们一个个跳出围墙，然后自己爬上西厢屋顶，伏瓦而行，躲进隔壁民宅，这才得以突围。
化装脱险之后，柳直荀冒雨乘船渡过湘江，找到郭亮商讨对策，然后南下湘潭。5月23日，柳直荀在湘潭县城和化坛召开有长沙、湘潭、醴陵、衡山、湘乡等地代表参加的军事会议，会议一致决定对反革命的马日事变坚决进行武装反击，确立了“动员集中各县工农武装，约期分路进攻并夺取长沙”的战略意图，发出了“漾日电报”。会议决定成立湖南工农义勇军总司令部，柳直荀被推选为总司令。总司令部设在距湘潭城区15公里的姜畲雅爱塘，统一指挥平定长沙反革命叛乱的军事行动。
5月28日，柳直荀在株洲召开会议，确定各路工农武装分四路集中向长沙进攻。在短短的时间内，迅速集结起来的十万工农武装，高唱“梭镖亮堂堂，擒贼先擒王，打倒蒋介石，活捉许克祥”的战歌，浩浩荡荡地向长沙城挺进。29日，柳直荀指挥的湘潭、湘乡工农义勇军万余人在姜畲迎头痛击来犯的许克祥叛军，揭开了围攻长沙的序幕。30日和31日，湘潭、湘乡、醴陵、浏阳、安源、株洲等地工农义勇军，从四面八方将长沙城团团围困，敌人已成瓮中之鳖。
就在许克祥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之际，推行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陈独秀来了一道“金牌”，下令“农军不得进行武装斗争，湖南问题须静候国民政府解决”，进攻长沙的工农武装不得不撤兵。大好的革命形势被断送，柳直荀不禁仰天长叹：“数年努力，毁于一旦。”
尽管柳直荀组织十万农军围攻长沙的伟大壮举中途夭折，它却把大革命时期的湖南农民运动推向了顶峰，显示了工农武装的强大力量，是此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动历次武装起义的总预演。
可是，农军撤退一步，反动派就进逼一步，在湖南全省进行了大规模的血腥屠杀。在“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走一人”的叫嚣声中，至6月上旬，全省16个县级党组织遭破坏，仅长沙及附近各县被杀害者即达万余人，被杀害的党、团组织和工农运动的领导骨干就有500多人。革命者的鲜血洒满三湘大地。
此时的长沙，已是一片白色恐怖的世界。大街上到处都张贴着“缉拿要犯”的通缉令，仅在柳直荀一人名下，就悬了“活捉者赏洋五千，取首级者赏洋三千”的重赏。有人劝他去自首，说是凭他的学问本事不愁找不到一个安稳职业，舒舒服服地过日子。柳直荀斩钉截铁地说：“我做的事，为国为民，光明正大，用不着向谁自首。倒是那些背叛工农民众、背叛国民革命的刽子手蒋介石、许克祥，应该向人民低头认罪！”他顿了顿，又接着说：“人生在世，绝不只是为了混碗饭吃。古人说得好：宁正言不讳以危身，不从俗富贵以偷生。我信仰为劳苦大众谋幸福的真理，怎能中途变节，做苟且偷生的无耻小人？！”
在血雨腥风和白色恐怖中，柳直荀带着父亲筹借的两千元钱，在亲友的掩护下，转道坐火车来到了武汉。刚停歇下来，他就给家中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武汉情况还好，相信长沙一带的叛乱过几天就会平息的”，劝家人不要着急。他还参加了长沙各界请愿代表团要求严惩马日事变罪魁祸首的斗争，在武汉三镇广泛散发《湖南惨案》小册子，让人们了解事件真相。
然而，当柳直荀留意观察武汉的形势后，一种新的危机感又萦绕心头——汪精卫正磨刀霍霍，而陈独秀却在进行近乎投降式的让步。柳直荀与先来武汉的郭亮等人来到武昌都府堤41号毛泽东住所，报告马日事变的真相，他说：“湖南农民最激烈的斗争就是关于土地问题的斗争。这样一来，地主大震，因此有5月21日之事变，反革命实行对农民的大屠杀。”说起右倾机会主义的危害，柳直荀仍然愤愤不已：“许克祥一个团有什么了不起，陈独秀派人来，硬是不准进攻长沙，结果被许克祥一个一个打垮，你们看气不气人！”郭亮也尖锐地指出：“目前中央这么软弱不行！”毛泽东耐心地听取了他们的意见，准备同中央一些同志商量后，研究出一个解决办法。
鉴于中共湖南党组织在马日事变中遭到严重破坏，毛泽东向中央请求到湖南工作。6月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由毛泽东、李维汉、夏曦、郭亮、柳直荀等组织临时省委，毛泽东任书记，但这个决定没有实行。
6月中旬，毛泽东在汉口日租界一家旅社里召集柳直荀等从湖南逃亡出来的工农干部开会，要求大家回到原来的岗位，“山区的上山，滨湖的上船，坚决与敌人作斗争，武装保卫革命”。柳直荀还多次到毛泽东住所，看望他们一家，并汇报请示工作。
6月24日，中共中央终于作出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书记的新的湖南省委，柳直荀为委员。毛泽东立即赶赴长沙，从事恢复党的组织关系的工作，打通长沙附近各县及衡阳、常德等地同省委的联系。毛泽东偕柳直荀到衡阳召集会议，再三指出：马日事变是上海事件的继续，随之而来的将有无数个马日事变在全国发生，强调“要用武力来对付反动军队，以枪杆子来对付枪杆子”。
回湘期间，柳直荀看到革命的火种并没有熄灭，“在马夜事变后，湖南的农民并未因此停止他们的活动，现在仍是不断地作英勇的战争完成他们历史上的使命，著农民革命、土地革命光荣的历史”。他还着重了解了农民自卫军的情况，传达毛泽东的指示，要他们迅速集中，不要分散，听从统一安排。
在湖南省主席唐生智日趋反动的情况下，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湖南省委毅然举起了反对唐生智政权的旗帜，制订了《中共湖南省委目前工作计划》。这个计划突出地提出了“武装”问题，对工农武装的去向根据不同情况作出了三种安排。柳直荀协助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湖南保存了大量工农武装，约有2000支枪。其中，集中在安源的工农武装和湘赣边的平江、浏阳农军，后来成为秋收起义的基本队伍。
毛泽东回湖南不到十天就被紧急召回武汉，柳直荀也随之返回。7月4日，中央政治局在武汉举行常委扩大会议，着重讨论湖南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武装应当如何对付敌人的搜捕和屠杀，陈独秀、李维汉、毛泽东、蔡和森、柳直荀、周恩来等9人出席会议。毛泽东再次明确提出“上山”思想，认为农民自卫武装“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并大声疾呼：“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
果然，只过了11天，标志着大革命失败的全局性事变发生了——汪精卫控制下的武汉国民政府于7月15日公开宣布“分共”。中国共产党从合法变成非法，由地上被迫转入地下。历史的进程，陡然发生逆转。在关系党和革命事业前途和命运的紧急关头，中共中央政治局于8月7日在汉口俄租界召开紧急会议，会议由瞿秋白、李维汉主持。由于当时环境极其险恶，会议只秘密地开了一天。
毛泽东首先发言，以亲身经历，从四个方面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并对会议确定的总方针提出了有独到见解的看法。谈到武装斗争问题时，毛泽东在叙述了孙中山注重军事、蒋介石靠枪抢权、陈独秀交枪妥协的历史事实之后，尖锐地指出：“湖南这次失败，可说完全由于书生主观的错误。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毛泽东提出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一石破天惊的理论，就肇始于他在八七会议上所说的这句话。会后，瞿秋白征求毛泽东去上海中央机关工作的意见，毛泽东表示，不愿去大城市住高楼大厦，愿到农村去，“上山结交绿林朋友”。尔后，他把自己的理论付诸实践，发动和领导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率部上了井冈山，创立了中国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政权这一中国革命唯一正确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