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中共“一大”闭幕后，便把发展工人运动作为自己工作的重点所在。为了统一领导全国工人运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中华全国总工会前身）在上海成立。1921年10月，在长沙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毛泽东任主任。他在积极发展中共党组织的同时，以极大的精力投入到工人运动之中，如深入工矿考察、开办工人夜校、组织工会、发动罢工等。
在湖南从事工人运动，首先遇到的问题，便是如何争取湖南劳工会。这是一个在湖南工人中较有基础而又受到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的工人团体，主要创始人是黄爱、庞人铨。该组织于1920年11月在长沙成立，拥有机械、电力、铁路、纺织等十几个行业的约7000名会员。毛泽东要柳直荀等人和劳工会的人交朋友，把他们争取过来。当时湖南劳工会的工作重点在湖南第一纱厂。郭亮、柳直荀、夏明翰及已从福湘女中退学的杨开慧来到车间和工人住地，实地了解情况后，与毛泽东会合，并向他作了汇报。
在毛泽东等人的影响和帮助下，黄爱、庞人铨完全抛弃了无政府主义，改组了劳工会，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1月17日，黄爱和庞人铨因领导湖南第一纱厂工人罢工斗争被军阀赵恒惕杀害。他们为工人“八小时工作制”抛洒热血，是“中国最早牺牲的工运领袖”。毛泽东在船山学社两次主持追悼会，分发由杨开慧等人制作的“黄庞精神不死”纪念章，并印发纪念特刊，长沙各界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活动。柳直荀自始至终参加了这场惊心动魄的斗争。
通过改组和领导湖南劳工会的活动，毛泽东初步获得了领导工人运动的经验。他深知依靠和培养骨干、建立强有力的工会组织的重要性，于是指派党内干部，先后组建了粤汉铁路工人俱乐部、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帮助成立了泥木、人力车、笔业、理发、缝纫、铅印活版等行业工会。毛泽东还亲自兼任长沙铅印活版工会的秘书，成功领导了铅印工人大罢工。
江西萍乡的安源路矿，是湖南党组织领导范围内最大的工矿企业。为了开垦这一大块“未开垦的处女地”，从1921年10月到1922年9月初，毛泽东曾先后5次到安源，调查了解情况，向工人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并为罢工斗争制定了“积极准备，坚决斗争，保障工人利益”的方针和“哀兵必胜”的策略。
1922年9月14日，安源路矿1。7万余工人在毛泽东、刘少奇、李立三等领导下开始罢工，迫使路矿当局于18日签订基本上承认工人要求的协定，罢工以“未伤一人，未败一事”胜利结束。这次罢工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领导并取得完全胜利的工人斗争，是中国工人运动史上的一次创举。
在各业工人已经初步发动和组织起来的基础上，1922年11月5日，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宣告成立，毛泽东当选为总干事，郭亮为副总干事。这是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国“两大地方组合”的工人团体之一，下辖工会15个，会员3万多人，湖南工人阶级实现了第一次大联合。自此，劳动组合书记部这个名称便不再使用，湖南工人运动也有了自己的公开司令部。
柳直荀不仅积极参加毛泽东领导的革命斗争，还十分注意把研究马列主义同中国社会的实际问题相结合。从1921年2月到1924年12月，他用了将近4年时间，细心研究长沙10种日用商品物价的变化情况，写成了一篇题为《长沙物价指数》的论文，发表在1925年8月28日湖南《大公报》创刊十周年纪念特刊上。论文明确地揭示了工人阶级的日益贫困化，起到了唤醒工人阶级起来斗争的作用。
柳直荀还以其特有的如火热情和闯劲，在毛泽东的直接指挥下，参加了许多工人运动的发动和组织工作。他多次到工人运动开展得最好的安源，实地了解工人生活、斗争的情况。他曾和郭亮一起到铜官，组织和发动工农群众。他还携同学一道，以访友为掩护，到湘潭从事革命活动。
1925年在上海发生的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激起了全国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动。柳直荀亲自带领协均中学学生上街游行，控诉帝国主义的血腥罪行，并直接参加了“青沪惨案湖南雪耻会”的工作，组织宣传队，在长沙城内外，号召人民团结起来，通过各种形式援助上海、青岛人民，开展抵制英货和日货的斗争。是年底，柳直荀又参加组织和领导了长沙各界人民收回日本帝国主义租用大金码头的斗争。
中国早期的工人，大多来自农村，同农民有着血肉联系。正全力从事工人运动的毛泽东，并未完全忽视农民问题。中共“三大”后，他逐步把主要精力放到组织领导农民运动上来。他曾在一次会上的发言中以湖南为例指出，工人数量很少，可是满山遍野都是农民，因而得出结论，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最重要的。“他努力与中国不再沉默的大多数接上联系。”
1925年初，毛泽东偕夫人杨开慧从上海“回湘养疴”，从创办农民夜校入手，开展农民运动，建立了中国最早的农村党支部之一——中共韶山支部，并在韶山、银田等20多个乡建立了农民协会。湖南农民中蕴藏着的力量，使毛泽东深切体会到了他们“变得非常富有战斗性”，也唤起了他对农民问题的高度重视。
为了配合即将进行的北伐战争，发展全国农民运动，毛泽东在广州主持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来自20个省区的327名学员参加学习，1926年5月3日正式开学，历时4个月，是农讲所开办以来规模最大、训练时间最长的一次。毛泽东除担任所长负责主持繁杂的所务工作外，还亲自担任《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等3门课程的讲授，培养了大批农民运动骨干；他主持编印的《农民问题丛刊》，为农民运动提供宣传论坛，并把农民运动当作关系国民革命是否成功的关键。这时，毛泽东无疑已成为在全国有影响的农民运动权威。
1926年11月上旬，毛泽东告别花城，受命到上海担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立刻把重点从对中国农民问题的研究，进入到对在全国范围内发展农民运动作出通盘部署。他提出了以重点带动全局的设想，“全国除粤省外，应集中在湘、鄂、赣、豫四省发展”，并得到通过。
为了适应形势发展急需大量从事农运人才的需要，经毛泽东提议，决定将湘鄂赣三省农民运动讲习所改为中央办理，命名为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实际由毛泽东主持。1927年3月7日，来自全国17个省区的739名学员聚集武昌，农讲所正式上课。毛泽东亲自担任《农民问题》和《农村教育》等主要课程的教学。6月18日毕业后，大多数学员被委任为农民协会特派员，深入农村开展农民运动。
农讲所培养的学员，有如播下的种子，迅速发芽、生根、开花、结果，推动了农民运动迅猛发展。毕业于广州第六届农讲所的毛泽民、王首道等数十名湘籍学员，在学习期间受到了系统的革命理论熏陶和严格的军事训练，陆续回到湖南后，成为了农民运动的骨干力量。毛泽东亲手点燃的湖南农民运动的火种，在三湘四水蔓延。
1926年3月，中共湖南区委书记李维汉通知区委委员易礼容负责筹建省农民协会，柳直荀参与其中。最初农会的组织发动是秘密进行的，柳直荀常在自己的住房召开秘密会议。有时形势紧张，李淑一就在门口做饭，严密注视外面的动静。有时会议开到深夜，柳直荀就架设临时床铺，留大家歇宿。由于经费缺乏，他毅然把姑妈的田契典当出去，用作农运经费。他还深入到湘潭、湘乡、衡山等地，宣传发动群众，筹建农民协会。
经过艰难的经营，至同年4月，湖南全省有28个县建立了秘密或半公开的农会组织，会员达到3。8万人。4月30日，长沙县召开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成立了长沙县农民协会。大会通过了由中共湖南区委起草的《湖南省农民协会暂行总章》，规定在省农协正式成立以前，长沙县农协代行省农协职权。随后，衡阳、湘乡、衡山等县农民协会相继成立。
同年5月，叶挺率北伐先遣队入湘，唐生智转守为攻，揭开了北伐战争的序幕。柳直荀夙夜匪懈，四处奔波，发动全省农会会员，组织冲锋队、侦探队、交通队、向导队、输送队、宣传队、慰劳队等组织，全力支持北伐前线，并拿起梭镖鸟枪担任游击或加入作战。
在北伐战争胜利形势的推动下，湖南的农民运动由秘密走向公开。昔日悲唱“农民头上三把刀，税多租重利钱高；农民眼前三条路，逃荒讨米坐监牢”的湖南农民，在农会的旗帜下，英勇地“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
北伐军攻占长沙后，柳直荀当选为新成立的湖南省政府委员。他肩上的担子更重了，更加没日没夜地工作，很少有暇照顾家里。这时，李淑一身怀有孕，但作为妻子的她还是深深地理解丈夫，并默默地承受着家里的困难。
一天，柳直荀特地抽空回留芳岭家中看望李淑一。许久没见面了，李淑一见丈夫两眼布满血丝，知道他又在熬夜工作。望着他瘦弱的身体，一种爱怜之情油然而生；但当看到他精神饱满，仍如往昔时，她又感到有些许宽慰。
李淑一连忙买回几块丈夫平时喜欢吃的油炸豆腐，将凳子搬到门前的屋荫下，让丈夫坐着吃，自己站在旁边用扇子给他扇风。柳直荀边吃豆腐，边和妻子谈起自己的近况，谈到革命形势，谈到革命的前途和理想。望着蓝天上从容飘动的白云，柳直荀深情地对李淑一说：“你看，悠悠白云，多么自在！总有一天，革命取得胜利。那时，全国的劳苦大众就会像这白云一样地自由了！”
这年11月9日，李淑一生下了儿子柳晓昂。柳直荀参加秘密会议，深夜始归，见妻子生一男孩，高兴地说：“好了，你有了安慰了！”他舍小家为大家，无时不在准备献身革命，也不能和妻子经常团聚，以至于她生产时都未能在旁陪护，因此感到十分愧疚。可他这短短的两句话，却使李淑一感到了莫大的慰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