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 凡
张太雷（1898.6—1927.12），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宣传家，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广州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他壮烈牺牲在广州起义战场上时，年仅29岁，成为中共历史上第一个牺牲在战斗第一线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成员。大革命时期，张太雷积极投身于建立和发展革命统一战线工作，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做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中国共产党自三大开始正式确立与国民党建立联合统一战线的策略，半年后国民党一大召开，正式在国民党内部确立国共合作的方针。经过一大的改组，国民党内部开始出现派别分裂，逐渐形成所谓的左派和右派。起初像廖仲恺、汪精卫、蒋介石等忠实于孙中山的中生代力量成为积极贯彻孙中山联俄联共政策的坚定执行者，被视为左派。而一批老一辈的同盟会元老，如居正、谢持、邹鲁等则因抵制和反对国共合作，被孙中山新政策渐渐边缘化，他们结成最早的右派势力。国民党改组后，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建立，张太雷被中共中央调任苏联政治顾问鲍罗廷的助手及翻译，并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工作，从此主要精力转向推动国共统一战线方面的工作。
在两党共同努力及苏联的军事援助下，国民革命很快迈向正轨。孙中山的北伐梦想在国共合作高涨的推动下，一夜之间又提上议程。
但孙中山的突然去世，使得刚刚起步的国共合作形势发生微妙的变化。老一派国民党人很快公然提出反共主张，形成所谓西山会议派。中生代人物此时遭遇被杀被逐的不利境遇。虽然被苏联扶持起来的蒋介石得以成功跻身国民党新生领导的核心地位，但其在党内的威望还远未得到巩固，这使得蒋介石在上位后理所当然地更加紧贴苏联，并在行动上继续表现左倾。可是随着大革命高潮的到来，共产党的影响力也空前扩大，这种影响力直接引起国民党左右派的共同忧惧。蒋介石随后发动的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一定程度上也是对共产党“越俎代庖”行为的警示，这一维护国民党自身权力的必然举措也的确对中共和共产国际领导层起到了震慑和疑惑的作用，使得中共内部在应对策略上陷入一种两难境地。
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的当天，张太雷就得到消息，他本能地觉得这其中有鬼，为此彻夜未眠、反复思量。在商讨对策时，张太雷甚至向陈延年提出过共产党应该组织十万红军，以革命武装反对反革命武装的建议。显然张的态度是倾向开展坚决斗争的。在他看来，不论蒋介石会不会变成敌人，如果在武力压制面前毫无反抗能力，革命成果就丝毫得不到保障，这次教训提醒共产党人需要早作打算、防患未然。但当时苏联顾问和中共中央都害怕蒋介石投向右派、走向反革命，因此急于弥合与蒋的裂隙，选择了保守退让的态度。蒋介石起初也一再在公开场合辟谣误会，似乎表示出相当的诚意和懊悔之意。于是为了顾全所谓的大局，中共中央未能采取有效对策予以有力回击，对蒋介石心理态度的变化也缺乏实质性的防范。
当时，由张太雷主编的广东区委机关刊物《人民周刊》上特别刊出蒋介石对中山舰事件的澄清言论，仍然把蒋介石视作 “我们的内部”。虽然文章最后隐晦地说了几句针对蒋的提醒，但当时的基本判断仍认定是一贯作对的右派在捣鬼，随后发表的《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也郑重声明始终支持国民政府。当然张太雷这些致力于巩固革命基础的言论宣传也不是完全没有一点分量，文章中直陈广东革命运动中的不足，并且明确希望广东的革命领袖更团结、更强固、更有指挥能力。但根本上还是不得不回避对蒋的严肃批评，还是得遵照苏联顾问和党中央的保守意向，对蒋采取一种折中收敛的方式。在单纯的旁人看来，共产党似乎仍在一如既往地声讨揭露国民党右派及内部反革命的阴谋，对蒋介石仍然维持必要的信任和力挺。
1926年5月，蒋介石进一步提出限制共产党发展的整理党务案后。虽然中共对此也表示配合，以示诚意，但此举还是使中共对蒋的认识发生改变。在中共广东区委就整理党务案问题讨论对策时，张太雷认为蒋介石迟早是要同中共分家的，再次明确表示应早作打算。随后张太雷发表了《反动派在广东之活动》《广东人民此后应有之觉悟》《到底要不要国民党？》等文章，直接批评国民党如果任由反革命的排斥阴谋得逞，其结果也将使国民党堕落成一个非革命的党，堕落成一个古董店、一个衙门，到时也就没有资格领导国民革命了。这些语气较重的话，明显表达出张太雷个人的情绪和看法，引起了蒋介石的恶感。蒋随后在演讲中公开批评张太雷“不要这样轻侮国民党”“讲这些话，徒然丧失我们两党的感情”。但此时的蒋介石仍然还未到要决心反共的地步，还只是企图取消共产党的独立性，使共产党接受国民党以及他本人的领导。实际上这就注定了蒋介石无法再与共产党处在平等合作的地位，幻想蒋介石能重新执起左派的大旗显然也已不可能。因此，1926年7月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正式将蒋定性为“将来之敌人”，但为避免把蒋逼向反革命一方，仍然主张：“明知其为将来之敌人，或者即是一年或三年后之敌人，而现在却不可不视为友军，且为有力之友军。”会议最后决定调整策略，扩大左派并与左派密切联合，共同应付中派，而公开反对右派。可以说此时在中共眼里的蒋介石形象，已经从起初的左派滑落到中派了。
张太雷为此也积极地贯彻呼应，适时地在国民党著名左派代表廖仲恺被刺死一周年之际，恰也是北伐重启初期的敏感时期，发表《廖仲恺--国民党左派的模范》一文，大力宣传左派的功绩，在青年党员中进一步助推发展左派势力。由于中共中央的政策基调已有所改变，对蒋的定性变化意味着不联合蒋不行，但也必须适时地反对蒋。当北伐重启不久，广东花县爆发反动民团、土匪联合攻打农会的反革命事件，而蒋介石的总司令部却对此声明“须审慎从事”，没有即刻惩办明显的反革命罪行，张太雷为此就毫不客气地撰文谴责批评政府和蒋介石的总司令部。此后又另外著文实名点出军代表正是奉的“总司令蒋中正命令限制军队剿匪”，这“无异于坐实反革命势力扑灭革命势力”。这些针锋相对的言论自然让自诩革命的蒋介石的形象非常难堪。
北伐进军后，局面变得更加复杂，但在北伐问题上，中共与蒋介石之间时常矛盾不断。中共不满于蒋介石的军事投机路线，主张先肃清广东残余的反革命势力。而蒋介石也时常指责共产党破坏他的北伐大业，彼此气氛也变得越来越僵。张太雷的工作也更加忙碌。他除陪同鲍罗廷出席各种会议、与国民政府有关方面联系商洽、协调解决北伐军中所出现的各种问题之外，还需搜集和翻译大量材料供苏联顾问参考，承担许多中共内部的领导工作，制定各种计划，为革命宣传坚持写作，可谓白天黑夜轮轴转，被党内公认为在广东"四个特别忙"的同志之一（另外三个是陈延年、毛泽东、周恩来）。虽然蒋在政治军事上仍然需要依仗苏联，但蒋介石与鲍罗廷、共产党之间已貌合神离。张太雷对每次蒋介石与鲍罗廷会面时不似以往那般自然的神情也有敏锐的察觉。彼此之间或许都已意识到相互关系的极端脆弱性。
伴随国民政府在北伐中取得节节胜利，政治军事重心也逐渐从广东转移到武汉。1926年12月，张太雷随同苏联顾问及部分国民政府委员抵达武汉。根据鲍罗廷的提议，到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组成有共产党人参加的临时中央党政联席会议，代行最高职权。这也是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试图重新掌握权力的一种尝试。中共中央为此于12月下旬在汉口召开特别会议，张太雷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强调要努力巩固和发展国民党左派势力，帮助他们取得在国民党和政府中的领导地位。但会议对当时已经自觉形成高潮的工农运动采取了折中态度，一方面或许希望蒋介石由右向左转变，另一方面也不希望对国民党左派形成太大压力，以求进一步密切和左派的关系。陈独秀认为只要赞成减租减息的就是国民党左派，这样的标准也换来武汉国民党人对中共领导下的工农运动最大限度地开放和支持。
这个时候武汉方面的革命非常发展，上海也处在三次暴动的前夜，工农群众要求革命的热情高涨。但党中央内部充满了机会主义思想，即不敢坚决同蒋介石斗争，不敢放手发动工农群众，政治上仍然重复联合国民党左派、中派，反对右派的滥调，导致中共中央内部对群众运动存有“过火”的看法。如1927年1月，英国在汉口租界内制造“一三"惨案，驱逐革命演讲队伍，用刺刀驱杀听众，引起武汉革命群众的极大愤慨，自发地游行示威最终演变成占领英租界、收回租界。在这场斗争中，张太雷等坚决支持湖北省委组织发动群众的主张，为此与范鸿劼等大力奔走，撰写文章开展宣传攻势，最终帮助收回英租界。可是"一三"事件却令中央大不满意，说这是过火了，还去信指导湖北省委。
此时的武汉虽然已经成为共产党与国民党左派的大本营，并于1927年3月在蒋介石缺席的情况下召开了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一系列针对蒋介石的决议，但实际上仍不能削弱蒋介石的军事权力，也最终未能防止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突如其来的事变消息震惊了武汉，鲍罗廷公开发表讲话严厉批判蒋介石背叛革命的罪行，张太雷在场翻译时更是声泪俱下，表示出极大的革命义愤。
1927年4月4日至20 日，张太雷参加了中共中央委员、中共湖北区委委员和共产国际代表在武汉召开的多次联席会议，并作有关反帝运动的报告。此时共产国际方面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也传到国内，共产国际提出开展土地革命、夺取革命领导权等比较强硬而富有斗争性的方针，与此前中共的汉口特别会议决议相矛盾。为此，联席会议决定以国际决议为准，筹备召开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四一二”政变的发生也为五大召开前夕的武汉蒙上一层紧张和阴霾。4月联席会议后，张太雷受中共中央指派接任了中共湖北区委书记。
4月22日至26日，张太雷又出席在武汉召开的中共中央会议，会上被指定担任五次大会的政治委员会委员和大会秘书处成员。此时张太雷等已十分不满于陈独秀的退让政策，甚至打算在五大上推荐陈延年代替陈独秀担当党的总书记，但被陈延年断然拒绝。紧接着4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昌第一小学正式召开，此后的常规会议转移至汉口的黄陂会馆举行。会上陈独秀作了长篇政治报告，既没有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也没有明确提出今后的方针政策，却以长者的口气一再为自己的错误辩解，对此瞿秋白带头发炮。张太雷在5月2、3、5 日的三次会上也作了发言，其主要观点与瞿秋白等站在同一立场，批评了陈独秀、彭述之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大会最后接受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精神，提出了土地革命的要求，但却未能给出任何实质性的办法。张太雷在此次大会上被选举进入中央委员，并入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而陈独秀仍然被迁就留任，继续担当党的总书记。
这时的武汉国民党面临内外交困的窘境，对外要防止帝国主义的进攻，对内又要继续开展北伐和讨蒋的战争。为了军队的维稳，他们无法认同中共领导下的工农运动，因为军队中的军官多半都是土地占有者，而且高涨的工农运动也使得财政收入得不到保障。这些汪精卫等国民党左派都曾坦率地与陈独秀等交换过意见，希望中共能顾及到各方面因素，不要让工农运动变得太激进。但中共五大的相关决议案及其宣言，显然不能让汪精卫等人看到解决两党关系问题的前景。而共产国际方面又大大高估了中共控制工农运动和左右国民党的能力。武汉国民党中央对土地问题进行了20多次讨论，最终还是否定了跟进中共提出的土地革命要求的动议，与中共五大的决议精神形成了直接的矛盾冲突。
果然，湖北的夏斗寅部在5月继蒋介石之后再次举起屠刀，借口工农运动过火，不满中共政策，掉过头来攻打武汉。各县的地主武装也闻风而起，中共湖北省委主张采取强硬的手段对付地主叛乱。很快，夏斗寅部被急调回防的叶挺部击退，张太雷等也亲自下到农村，帮助恢复秩序、重新巩固农会权力。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紧接着湖南的许克祥部又以同样的借口制造了“马日事变”，血腥镇压工农运动。对许克祥部如何处理？中共和武汉国民政府形成不同意见，中共不得不遵照共产国际方面的指示摆出强硬的姿态，而武汉国民政府则倾向和平解决。
此时，张太雷的态度仍是站在维护工农运动立场上倾向坚决斗争的。他在6月撰写了《武汉革命基础之紧迫问题》一文，明确指出湖北目前的任务是镇压反革命，“对奸商操纵金融粮食，贪官污吏勒索行贿，及劣绅土豪屠杀良民，必加以更严重之处罚。”同时，张太雷领导的中共湖北省委于此时通过的《关于对国民党和工农运动策略》的要点中，明确提出停止纠正幼稚病、为民众痛苦说话等坚决立场，并坚定地认为农运幼稚、过火并非事实，恰恰是无农运无国民革命。张太雷甚至为此不惜公开反对武汉国民党中央，并强硬地指责那些间接直接反对农运的都是违背孙中山三民主义的，都不是真正的国民党。但张太雷并不是盲目左倾，他在农民土地问题上倾向采取抗租减租的方式，而并非没收地主土地，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与共产国际代表联席会议上反对共产国际提出的实行以没收土地为要求的土地革命方针，认为是无法执行的建议。中共中央为此感到非常为难，但在姿态上依旧不得不摆出支持工农运动的态度，导致双方的怨隙也愈演愈烈，武汉国民政府对中共的态度也迅速右转。
随后江西发生了朱培德礼送共产党员出境事件。原本与武汉国民政府联合的冯玉祥也采取分共措施，借口都是过火的工农运动扰乱社会民生。很快何键将要动手的消息也甚嚣尘上。据蔡和森回忆，陈独秀为此紧急召集会议，张太雷和周恩来在会上都报告了何键起事绝非空穴来风，张还紧迫地提出今日一定要解决纠察队和童子团的问题，要求必须拿出明确的态度。会议最后决定表面上公开宣布解散工人纠察队，以防何键等以此为借口，实际则安排转入亲共的张发奎军。张太雷和周恩来被委任处理纠察队和童子团事宜。但具体办理的同志在实际处理上没有把握好，消息一出，就引起纠察队恐慌，导致很多人弃枪弃职。
得知纠察队被解散的消息，武汉国民党自然表示赞赏，但共产国际却大为不满，要求中国共产党纠正自身的机会主义错误，并改造自己的领导，同时明确指出武汉政府已“变成了反革命的力量。”于是中共中央于7 月12 日迅速进行改组，停止陈独秀的领导职务，由张国焘、周恩来、李维汉、张太雷、李立三5 人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代行中央政治局职权。同时发表时局宣言，申明退出武汉国民政府，表示将继续不妥协地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在革命危急关头，由张太雷参与的临时中央开始正式转变党的政治路线，做好发动武装反抗和独立领导革命的准备。
随着汪精卫悍然举行“七一五”分共会议，第一次国共合作宣告全面破裂，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只有武装反抗国民党一条道路，对此中共中央立即着手制定武装起义的新政策。紧接着，南昌起义的发动和八七会议的举行，标志着中共正式转向土地革命战争。张太雷也被中共临时中央派去广东担任广东省委书记，准备发动广东全省的武装暴动。1927年12月12日，张太雷在广州起义中被敌人枪击身亡，为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转载《党史天地（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