凃天向
1949年5月16日、17日，武汉解放。武汉解放既不同于天津方式，没有经过大规模的城市攻坚战，而是兵不血刃；也不同于北平和平解放的方式，没有进行和平谈判，白崇禧没有起义或投诚。武汉解放是历史合力的结果，国民党军在人民解放军强大军事压力下仓皇撤退，弃城南逃，而张轸起义加速了这一进程；武汉地下党组织和周边解放区城工部密切配合，开展强大的政治攻势、全面的统战和策反工作，分化瓦解敌军，使武汉三镇完整地回到人民手中。
四野和中原解放军合围武汉
1949年1月底，三大战役胜利结束后，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摧毁，其彻底失败已成定局，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的胜利指日可待。
2月25日，遵照中央军委的命令，四野先遣兵团12万人在司令员萧劲光的率领下，从平津等地出发，兵分两路，一路奔袭信阳，一路沿平汉路南下，向武汉近郊黄陂等地进军。4月2日，先遣兵团占领豫南重镇信阳；4月5日，解放罗山、黄安等地，与中原解放军鄂豫军区部队会师。先遣兵团逼近武汉外围，钳制了武汉白崇禧军事集团，有力地支援了第二、第三野战军渡江作战。
在四野先遣兵团南下的同时，中原解放军向国民党军队发起强大攻势。1949年2月，江汉军区发起荆门战役，歼敌8000余人，解放荆门、当阳等地，迫使国民党川陕边绥靖公署主任孙震由宜昌退守四川万县，第十四兵团司令官宋希濂由沙市退至宜昌。3月中旬至4月初，江汉军区独一旅、独二旅与桐柏军区第五十八军密切配合，先后解放安陆、汉川、花园、云梦等地。
在鄂东，鄂豫军区独立师于3月11日占领麻城；22日，攻克上巴河镇。至4月底，鄂豫解放区大部分解放。至此，武汉在东西北三面陷入人民解放军的包围之中。
武汉是华中地区重要的工商业城市，和平解放武汉对以后的经济建设至关重要。毛泽东是伟大的军事战略家，深谙不战而屈人之兵之道，决定利用蒋桂矛盾，各个击破。出于争取桂系和和平解放武汉的战略思考，毛泽东在解放武汉的军事部署上作了一些调整，即进而不攻、围而不打。4月4日，毛泽东在致萧劲光、陈伯钧等人的电文中强调：“我们已和白崇禧代表刘仲容商定，黄冈、阳逻、仓子埠、黄陂、花园、孝感、汉川、蔡甸、黄陵矶之线及其以南地区，我军暂不进占，使武汉不感震动，大商巨绅不致逃跑，将来我军进占该线及武汉地区时用和平接收办法，免遭破坏。”但李宗仁、白崇禧十分顽固，坚持解放军不过江。
4月20日，南京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毛泽东决定对桂系实行歼灭的方针。4月28日，毛泽东致电林彪、罗荣桓等：“我们的基本方针是消灭桂系及其他任何反动派。但是，我四野主力还要一个多月才能到达汉口附近，接收汉口的准备工作尚未做好，因此，白崇禧和中央联络的电台暂时仍不割断，萧（劲光）、陈（伯钧）前线亦应遵守前定界线不要超越，以免刺激汉口敌军惊慌，撤走得太早。”
但随着战局的快速发展变化，毛泽东准确地判断白崇禧要撤离武汉南逃并对武汉进行大破坏的企图，要求四野尽快举行渡江作战，全歼白崇禧军事集团。5月9日，毛泽东致电林彪、萧克：“据白崇禧的意图，不是准备在衡州（即衡阳）以北和我军作战，而是准备逐步撤退至衡州以南。因此，你们全军似有提早渡江时间之必要，并且不必全军到达北岸后同时渡江，可以采取先后陆续渡江的办法。”
根据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四野先遣兵团第四十军一一八师于5月9日占领黄陂县城，并以主力集结于武汉近郊的黄陂横店、城关、杨家驿一线，作攻占汉口的准备。第四十三军和第四十军之一五三师、一二Ｏ师推进到新洲的仓埠、李集等地，并准备从团风至田家镇地带实施渡江作战。5月13日，先遣兵团占领新洲、黄冈、蕲春境内北岸的滩头阵地。15日，先遣兵团在团风至武穴间100多公里的地段上横渡长江，解放大冶、阳新等地，随即分兵迂回包围武汉。
多方协同争取张轸起义
张轸，河南省罗山县人，是国民党军界的一位元老，早年参加辛亥革命、反袁斗争、北伐战争、台儿庄战役和远征军等，先后任国民革命军师长、军长、战区副总司令等职务，是一位爱国将领。曾与中共有过合作关系，同周恩来、林伯渠、邓颖超等都有过接触，对共产党有一定的了解。张轸非蒋介石嫡系，长期受蒋排挤和猜忌，曾多次被解职，并遭到蒋介石的通缉，内心是非常不满的。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先后担任国民党第五绥靖区司令官、郑州绥靖公署副主任、武汉行辕副主任等要职，率部同解放军在中原地区作战。随着战局发展，张轸对国民党当局越来越失望，对内战感到厌倦。
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城工部领导的开封工委经过观察和分析，决定策反张轸。1947年底，开封市委常委方敬之前往张轸部开展工作。张的大女儿张世佛、女婿张尹人追求进步，积极配合。因此，方敬之的工作取得一些成效，张轸的一些亲信部属如辛少亭、涂建堂、张玉龙、鲍汝澧、张继烈、张了且、张鉴古等，先后被方敬之成功策反。
同许多国民党将领一样，张轸对起义也是反复无常，犹豫不决。最初，张轸对方敬之很不满意，表面上是方的年龄太轻，骨子里的想法是“起义不能空手，光杆司令起义没有什么影响。要有政治资本，资本大一些，以后的政治地位就高一些”。1948年7月，解放军进攻开封，国民党河南省主席刘茂恩化装逃跑，蒋介石震怒，撤了刘茂恩的职，任命张轸为河南省主席，张轸趁机收编地方武装，编成10个保安旅，约4万人。
有人有枪就有了资本，张轸的胃口也大了，说“天下事未定，谁胜谁负还很难说”，他向中共提出保留部队建制和河南省主席职务、维持第五绥靖区地盘、解放军撤出他的辖区等种种无理要求，讨价还价，意在抬高身价，争取更高的地位。淮海战役结束后，国民党在江北的主力部队基本被消灭，张轸深感国民党大势已去，这才同意准备起义，乃急电方敬之速来信阳商谈起义事宜，并派张尹人为代表，同方敬之到中原局请示汇报。中原局派出处长丁一前往信阳参与起义的具体工作。中原军区副政委邓子恢还指示张轸最好是在武汉解放时举行起义，这样影响更大，效果更好些。但蒋介石下野、李宗仁代“总统”后，张轸又对李宗仁、白崇禧提出的“划江而治”“鄂、豫、湘、皖、赣五省联盟”计划抱有幻想，对起义之举又冷淡下来。对此，中原局组织部城工科工作人员仍然通过各种途径、采取各种形式进行说服工作。其他系统的党组织，还有一些民主人士亦积极开展对张轸的说服教育工作。
张轸一再拖延，犹豫不决，根本原因是私心作怪，担心共产党对他的军队进行改编，自己成为一个光杆司令。但对白崇禧的拉拢一直抱有戒心，最后终于认识到跟着白崇禧就是死路一条，加上一些亲信部属表示起义，才最终坚定起义决心。
3月，张轸奉白崇禧之命，将第五绥靖区各部改编为十九兵团，并率部撤退，在孝感、花园一带整训，不久白崇禧任命张轸为武汉守备司令部司令，但又对张轸不放心，旋改由五十八军军长鲁道源任武汉守备司令，张轸部移驻江南，担任嘉鱼至武昌一线的江防任务。
为了做好起义工作，张轸在贺胜桥设立干部培训班，在讲话中一再说明，大家都是河南老乡，父子兵，绝不做楚霸王，只要大家听命令，跟着他走，绝对没有错，他会把大家带到正路上去的。师长涂建堂在讲话中暗示，部队不再远走了，“没有办法时自有出路”。同时将随军家属送到湖南，委托程潜照看。这都为起义作了思想上的准备。
在军事部署上，将鲍汝澧、涂建堂的部队部署在金口和武昌等军事要地，然后派张尹人等从金口渡江与江汉军区联系，约定起义代号为“55555”，起义时间定在白崇禧的第七军离开武汉后，起义时全军摘掉国民党军帽徽，左臂缠白毛巾。
5月13日，国民党国防部密电白崇禧：“张轸勾结共匪、图谋叛变”，要求立即逮捕张轸及其所部师以上军官，就地解散其部队，白崇禧即以询问军情为由通知张轸到武昌。14日，张轸在武昌被白崇禧扣押，但机智地借故脱险，于15日在金口率第十九兵团所属的两个军四个师共2.5万余人宣布起义，命令驻山坡的一二八军副军长裴毓华速将部队撤到金口集中，并在马鞍山等处占领地势修筑工事，阻击国民党部队。
5月15日破晓，张继烈、张玉龙两师到达指定地点拦击白崇禧派往马鞍山与金口方向的追兵。战斗一直持续到下午，这时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已于武汉下游黄冈县团风渡江，解放鄂城、黄石、大冶，并从金牛奔赴武汉与张轸起义军汇合。白崇禧唯恐退路被切断，于5月15日下午乘坐“追云”号飞机南逃长沙，守备汉口、汉阳的鲁道源第五十八军向武昌撤退，第七军亦同时向南撤离。
5月16日上午，由黄陂滠口进入汉口的四野一一八师先头部队，由手举“天亮了”横幅的学生欢迎队伍为先导，从黄浦路经中山大道进入汉口市区，一路“万民夹道，欢声雷动，鞭炮大放”。下午18时许，一一八师先头主力部队由师长邓岳率领，从黄陂刘家庙进入汉口市区，汉口解放。17日，四野一五三师从葛店进入武昌市区，武昌解放。同日下午，江汉军区独一旅从蔡甸进入汉阳城区，汉阳解放。至此，华中重镇武汉完整地回到人民手中。毛泽东提出的和平接收武汉以另外一种形式得以实现。
张轸起义彻底打乱了白崇禧的军事部署和对武汉的大破坏计划，迫使白崇禧部仓皇南逃，对于加速武汉解放的进程，保证武汉城市的完整，起到了积极作用；并对国民党阵营造成了强烈震撼，动摇了国民党官兵的军心士气。
开辟第二条战线
为了迎接武汉解放，武汉地下党组织和周边解放区各级党组织多头并进，平行作业，互相支持，默契配合，汇成一股强大的力量。这是一条看不见的战线，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广大党团员、城工人员，大显身手，屡建奇功。
在解放大军兵临城下的同时，武汉地下市委和周边解放区城工部组织收听解放区电台广播，散发各种宣传品，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政治宣传攻势，分化瓦解敌人。武汉地下市委青年工作组把汉口的秘密印刷所设在国民党武汉守备司令部对面的中国实业银行里，把武昌秘密印刷所设在“国民政府考试院两湖考铨处”的大楼里，正所谓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总共印刷60多种、12万份宣传品；襄南地委城工部在武汉的各级组织共散发各种宣传资料9万多份。这些宣传品张贴在三镇大街小巷，被送到国民党党政军警宪特等机关，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党组织掌握和影响的《大刚报》《新湖北日报》《武汉日报》等公私营报刊，转载刊登《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等中共中央文献和新华社社论，宣传报道人民解放军八项纪律、保护民族工商业等政策，巧妙揭露国民党备战求和、划江而治的阴谋，在市民中引起强烈反响。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威胁说，《大刚报》办得跟共产党的报纸差不多。
人民解放军大军压境，国民党内部是一定会发生分化的，这为开展策反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策反的重点是“三府两局一会一司”，即国民党湖北省政府、汉口特别市政府、武昌市政府和武昌省会警察局、汉口市警察局、湖北省参议会以及武汉警备司令部。江汉区委城工部余杰与湖北省参议会副议长艾毓英建立工作关系，亲自出面劝说湖北省第六区原行政专员蒋铭出任武昌市长，并与地下市委互相配合，策反了省会警察局长胡慎仪和汉口市警察局长李经世。解放军进城后，胡慎仪将所保存的警员名册、枪支弹药、文件档案等全部移交。鄂中地委城工部和天（门）京（山）潜（江）县委城工部，利用同宗同族同乡同事等关系，策反了汉口市长晏勋甫和市政府秘书长杨锦昱；襄南地委城工部派人策反了汉口市警察局保警总队队长胡武。这些官员的策反对于维护“真空”时期武汉的治安发挥了重要作用。地下市委青工组派党员胡铭心策反了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书记长陈良屏，陆续交出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组织系统表，成员背景及分工，直属特务组织，省、市党政军联席会议记录等核心机密材料。此外，党组织还策反了武汉警备司令部第三副司令兼平汉路局局长邬浩，国民党国防部绥靖总队副总队长兼第六大队长方步舟，中统局武汉区汉口分区主任徐行，在国民党特务组织这个反动堡垒中打开了缺口，为策反工作书写了传奇篇章。
统战工作是党的三大法宝之一。毛泽东指示中原局：“应设法派人秘密至武汉方面与地方绅士及资本家联络，散布和平空气，稳定他们不要逃跑。”
党组织首先争取张难先、李书城等湖北地方耆宿，成立武汉市民临时救济委员会；积极发挥民主党派如民盟、民建的作用，组建“星期六聚餐会”，成为党组织联系工商金融界人士、开展统战工作的重要阵地。秘密党员华煜卿请回已去香港的既济水电公司总经理孙保基，保证了三镇水电的正常供应；市委常委江浩然成功做好鄂南水电公司总经理黄文治的工作，成立“应变”委员会和工人纠察队；在各级党组织的共同努力下，著名水利专家陶述曾、棉花研究所专家张天翼、水稻专家邓克典、城市建筑专家鲍鼎、武汉大学校长周鲠生、华中大学校长韦卓民、民生实业公司化工厂总工程师黄超、留英医学博士陈世彬等留在武汉，为以后科教文卫事业的发展保存了一批精英人才。
白崇禧准备在撤退前对武汉进行大破坏，提出“应变”措施。武汉地下市委乘势利用“应变”口号的模糊性和合法性，在企业、学校、机关、银行等组织“应变委员会”“护厂护校委员会”等合法机构，提出“保产活命”“保厂护产”“上下一致，保护城市”等口号，领导群众开展反迁移、反破坏、保卫大武汉的斗争。
反迁移斗争首先从军工厂开始，武汉被服总厂、第三十兵工厂、海军造船厂等厂工人，采取“泡蘑菇”战术，先是拖延时间，白天拆机器，晚上再安装；接着要求增加路费、搬运费、安家费、遣散费等，不给就停工。兵工厂工人在仓库中找到百余条坏枪，立即修好，发给工人纠察队。平汉铁路工人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暗中破坏了火车轮渡码头的过江轨道，将6台自动车床和14台大功率火车机车及一些重要器材隐藏起来。汉口广播电台职工实施“调包计”，将已经装箱待运的电台设备截留下来。湖北建设厅系统的职工把破旧交通器材装上车船，应付敌人，却将部分轮渡开往鲇鱼套隐蔽。申新纱厂工人将装车的设备全部卸掉，第一纱厂工人提高力资，每箱设备要100块银元，比买一箱机器还贵，资本家被迫放弃搬迁。敌军要炸武泰闸，水淹武昌城，党组织领导群众进行现场斗争，制止了国民党的罪恶阴谋。
反迁移、反破坏斗争取得伟大胜利。武汉解放后，三镇迅速恢复了供电、供水、通航和通信等，广播电台立即播出了党和人民政府的声音，这为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创造了条件。
（来源：《党史天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