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下半年，由于敌我兵力悬殊，加上“左”倾错误的影响，湖北地区的红军在根据地内粉碎国民党第五次“围剿”已极少可能，中共中央决定各战略根据地的主力部队在生存困难的情况下，可以实行战略转移。这样的决策，出于两种考虑，一是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减轻国民党军队对原有根据地的压力；二是为了保存有生力量，寻找新的立足点，在新的区域发展苏维埃运动。
在湖北地区，首先实行战略转移的是贺龙领导的红三军。1933年6月，国民党调集湖北、湖南两省敌军围攻湘鄂边根据地。红三军和各县区游击队接战不利，根据地再次丧失。12月19日，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在咸丰大村召开会议，根据边区斗争形势和敌我攻防态势，决定放弃恢复湘鄂边根据地、伺机返回洪湖老区的战略计划，主力红军转入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新阶段。1934年5月，红三军由湘鄂边区挺进贵州，开辟黔东特区。10月24日，任弼时、肖克、王震率领湘赣根据地的红六军团冲破国民党重重阻截，抵达贵州印江县木黄，与红三军胜利会师。经中央批准，部队进行整编，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成为苏区进一步发展的强大战略突击力量。10月，中共中央决定放弃中央根据地，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为策应中央红军长征，红二、六军团留中共黔东特委率独立师坚持特区游击战争，主力红军经川鄂边联合东进，实施湘西攻势。经1个月激战，攻占永顺、桑植、大庸3座县城。以永（顺）大（庸）龙（山）桑(植）为中心，以黔东和鄂川边为两翼的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1935年1月，蒋介石集结湖北、湖南两省80余团共11万人的兵力，对根据地发动“围剿”。5月中旬，红二、六军团调整兵力部署，以主力深人湖北，在鄂西取得忠堡、板栗园大捷，歼敌2个师部、1个旅、2个团和2个特务营。此后，红二、六军团抓住敌人新的进攻尚未到来的时机，大举东进，出击洞庭湖地区，在半个月内，将国民党的封锁线向东逼后200余里，使得长江南岸的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更加广阔。到9月，根据地已拥有近200万人，主力红军发展到16000余人。10月8日，国民党集结30万兵力向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发动新的“围剿”。红二、六军闭兵力不及敌军十分之一。湘鄂川黔省委和军委分会决定撤离湘鄂川黔根据地，向湘黔边转进，并于1935年3月根据红军总部指示，北渡金沙江，向陕北长征。
接着进行战略转移的是吴焕先、徐海东领导的红二十五军。1934年9月，中共中央特派员程子华抵达鄂东北，传达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关于红军主力实行战略转移的指示。11月上旬，鄂豫皖省委率领红二十五军由英山西返，11日在光山花山寨举行第十四次常委会议，讨论部队今后行动方针。会议决定鄂豫皖省委立即率红二十五军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名义向西转移，留下部分武装重组红二十八军，坚持鄂豫皖边区斗争。11月下旬，红二十五军沿鄂豫边界西进，于12月上旬到达陕南商洛地区，决定在此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中共鄂豫皖省委改称中共鄂豫陕省委。1934年冬，中共鄂豫陕省委指挥红二十五军南下，开辟湖北郧西与陕西镇安、山阳、旬阳4县边区，奠定鄂豫陕根据地大发展的基础。1935年2月，蒋介石调集4个旅1个团的兵力，对新生的红色区域发动围攻。红二十五军离开郧西向西挺进，以大回旋的行动，飘忽作战，连续取得攻克宁陕、佛坪、雒（洛）南的胜利，重创敌军，新建3块红色区域，成立鄂陕边区苏维埃政府和2个县、13个区、40余乡、300余村的革命政权，拥有人口近50万，鄂豫陕根据地正式形成。7月15日，鄂豫陕省委获悉红一、四方面军已在四川西部会师，即将北上，决定率红二十五军前往陕甘地区与刘志丹领导的红二十六军会合，创建陕甘宁苏区，迎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7月16日，红二十五军向陕甘转移，踏上继续长征的道路。
主力红军长征后，原有根据地在极其严峻的形势下面临重建领导机构、组建新的主力部队、领导老区人民抗击敌人“清剿”、开展游击战争的艰巨任务。
在鄂豫皖边区，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以后，国民党仍以56个团的正规军和大批反动民团共10余万人继续对根据地进行划区“清剿”。1935年2月3日，受命统一领导边区武装部队的省委常委、皖西北道委负责人高敬亭召开干部会议，传达鄂豫皖省委指示，重建红二十八军，高敬亭任军政治委员（不设军长），统一领导鄂豫皖边区党政军工作。1935年春夏，红二十八军以鄂东北和皖西北为两大战略支点，跳跃往返，多次取得歼灭敌人的重大胜利。在主力红军逐步完成由运动战向游击战转变的同时，鄂东北道委和皖西北道委把发展便衣队组织的工作提到战略高度加以加强，明确规定:便衣队是地方党政军三位一体的组织，是以地方工作为主的武装工作队。便衣队的中共支部一般履行相当于区委的职责，担负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的任务;便衣队又是苏维埃政权的代表，负责执行土地革命政纲和苏维埃法令;便衣队更是全副武装的游击小分队，伺机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经过边区党、政、军、民的共同努力，便衣队健全和完善了一整套对敌斗争策略和科学系统的组织原则，很快成为坚持游击战争的一支坚强的重要力量。便衣队的组织形式和行动方式，是鄂豫皖边区党和红军、人民群众的一大创举，为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武工队”和“两面政权”的建立提供了直接的可供借鉴的经验。1936年2月，卫立煌就任豫鄂皖边区“清剿”总指挥，重新调整兵力部署，对鄂东北地区红军加强了进攻。中共鄂东北道委决定采取由内线单纯防御转为外线大胆出击，跳出包围圈，打击敌军后方的战略。在这一战略指导下，鄂东北独立团在鄂东北南北两片地区灵活跃动，使国民党军陷人大部队找不到红军踪迹，小股入侵又屡遭红军围歼的窘境。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命令国民党军加紧向南方游击区进攻，妄图尽快消灭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鄂豫皖红军游击队因直接威胁武汉、南京，被列为“秘密清剿”的重点地区。1937年4月，卫立煌继任豫鄂皖边区督办公署督办，企图在三个月内完全“根绝红患”。6月初，敌军开始发动大规模“清剿”，红军仓促应战，虽然杀伤不少敌人，但自己损失严重，多数地方武装和便衣队也遭受不同程度的伤亡，游击根据地大部被摧残。但是，在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红二十八军、游击师和便衣队仍同敌人进行顽强斗争，终于将游击战争坚持到底。
在湘鄂赣边区，1934年8月上旬，中共湘鄂赣省委总结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的教训，决定恢复红十六师作为边区主力部队。11月，省委以鄂东南为主攻目标，指挥红十六师主动进击，在通山、崇阳等地取得一系列战斗胜利。到1935年6月，红十六师发展到3个多团约5000人，恢复和新建6块苏区，开创了三年游击战争时期比较兴盛的局面。就在这时，国民党集结60余个团的兵力，对湘鄂赣省委驻地形成严密的大包围圈，并筑起3道纵深防线，逐步向内紧逼，企图将红十六师一举“剿灭”。由于湘鄂赣省委和红十六师领导人对敌情缺乏足够的重视，没有作任何思想、物质和军事准备，陷入重围。6月15日，红十六师被迫突围，损失惨重，总兵力锐减四分之三，第四十六、四十八两个主力团基本解体。游击区形势因此急剧恶化，边区游击战争进人最艰苦的阶段。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加紧进攻南方各游击根据地。年底，红十六师转进鄂东南，与省军区独立闭会合，游击大冶、鄂城、武宁一带。1937年1月，两支红军在通山）崇（阳）边界遭国民党湖北省保安团优势兵力进攻，伤亡惨重，被迫向赣西北转移。2月，红十六师改名为湘鄂赣野战军。4月，湘鄂赣野战军在铜鼓胆坑和宜丰同安战斗中受挫，全军仅剩200余人，除一部转往外线开展白区工作外，其他人员顽强地在黄金洞、九宫山、冷水坪等小块游击根据地和若干外围支点坚持斗争。
从1934年秋到1937年7月，湖北地区新老革命根据地的军民开展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他们坚持党的领导，紧紧依靠群众，采取符合当地实际情况的对敌斗争策略和战术，不断粉碎国民党优势兵力的军事“围剿”、经济封锁和政治诱降，终于渡过难关，迎来了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新局面。
来源：《中国共产党在湖北90年（节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