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红 吴 翔
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北省武汉市考察疫情防控工作时深情指出：“在这场严峻斗争中，武汉人民识大体、顾大局，不畏艰险、顽强不屈，自觉服从疫情防控大局需要，主动投身疫情防控斗争，作出了重大贡献，让全国全世界看到了武汉人民的坚韧不拔、高风亮节。”武汉是一方红色热土，在党的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中共武汉早期组织，是当时国内外8个重要早期组织之一，成为创建中国共产党的一块重要基石。党成立后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兴起，京汉铁路大罢工是党领导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顶峰，其影响震动神州大地。中国工人运动的早期领导人邓中夏曾高度评价说：“以工业中心城市的罢工潮而论，当时应首推武汉。”
风雷激荡撼动江城
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这场反帝爱国运动风暴同时席卷武汉。5月5日，武汉《大公报》《汉口日报》等连续刊登北京游行示威的消息。5月6日，武昌中华大学中学部主任恽代英和中华大学学生林育南拟出一份宣传单，呼吁有血性的炎黄子孙“不应该忘记（民国）四年五月七日之事”，走上街头广为散发。与此同时，武汉各校学生纷纷举行集会、游行、演讲，并成立武昌学生团，向北京学界发电声援，同时开始联络工商各界抵制日货。5月18日下午，3000余名武汉各校学生在阅马场举行声援北京学生大会，会后，学生们手持“争回青岛”“灭除国贼”“提供国货”等字样的白色小旗开始规模宏大的示威游行。游行队伍所到之处，“众商民莫不现一直喜悦之表示，又莫不含有痛恨日人欺侮之怒气”，纷纷表示不代销日货。
学生的爱国行动终于得到了社会各界响应，武汉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姿态登上政治舞台，旗帜鲜明反对帝国主义损害中国主权的罪恶行径。5月下旬，汉口日资企业泰安纱厂工人罢工。6月5日，汉口英租界平和、荣茂两花厂工人罢工。自7日起，武汉三镇其他部分工厂、行业及外国在华企业工人相继罢工。日资企业工人纷纷离场，不为日商做工。同时，铁路、邮电工人也在酝酿联合罢工，武汉各工厂工人还在酝酿总同盟罢工。以武汉工人为主体的人民斗争给了反动当局以巨大的压力。在全国人民的反对下，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五四运动取得了伟大胜利。
群英结党播撒火种
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和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武汉地区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切实认识到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开始创建共产党组织的实践活动。
1920年夏，董必武收到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李汉俊的来信，获悉上海共产党组织的创建情况。上海党组织要求董必武在武汉创建共产党组织。董必武在复信中同意立即开始建党活动。此后，董必武与陈潭秋等为筹建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做了大量准备工作。是年六七月间，董必武与陈潭秋、张国恩、包惠僧等在武汉正式成立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第一次秘密会议的地址在武昌抚院街三号。会议讨论了如何在武汉小组开展革命活动，制定了秘密开展组织活动的制度，推定包惠僧为临时支部书记。
武汉共产主义小组为创建中国共产党作出重要贡献，逐步形成了由研究会、武汉中学和革命刊物三位一体的坚强阵地，探索出以党领团、党团结合的组织发展途径。1920年3月，董必武在武昌涵三宫街（现为武昌区粮道街297号）一所简陋的小院创办了武汉中学。董必武通过恽代英主办的利群书社，设法为学生购买了《共产党宣言》《新青年》《湘江评论》等书刊；指导学生办起《武汉中学周刊》，介绍新思想，发表反帝、反封建、推动教育改革的文章，灌输革命思想。在董必武努力下，武汉中学成为培养革命骨干的摇篮，南昌起义、井冈山革命斗争都有武汉中学毕业生参加。黄麻起义总指挥部的10位领导人中，就有5位毕业于武汉中学。武汉共产主义小组还成立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董必武、陈潭秋等经常在研究会报告自己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经验的体会。为扩大革命思想的影响，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创办了《武汉星期评论》，“以改进湖北教育及社会为宗旨”，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进行革命思想报道，促进武汉人民觉醒，团结武汉社会各界进步人士。伟大斗争锤炼了革命骨干，到1921年春，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发展到9名成员。在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领导下，1920年11月7日，武汉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武汉中学成立。在武汉党组织的多方努力下，湖北革命力量不断发展壮大。
工人运动掀起高潮
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以后，即开始深入工人之中进行调查研究，向工人阶级宣传马克思主义，极大提高了武汉工人阶级的觉悟，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使武汉工人运动呈现出全新的局面。
党的一大召开后，董必武、陈潭秋从上海回到武汉，主持成立了中共武汉地方委员会，并迅速成立了先后以包惠僧、林育南为书记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在党的领导下，武汉工人运动呈现出迅速发展的壮阔场景。1921年10月，粤汉铁路武汉长沙段工人罢工，随后，英美烟厂、湘鄂印刷厂、汉阳钢铁厂、汉阳兵工厂相继罢工，到1922年10月，湖北党组织在武汉先后成立30多个工会，宣布成立湖北省工团联合会，一波强劲的武汉工人罢工浪潮席卷而来，其参加人数之多，规模之大，影响之深，在全国极为少见，并最终引发了以汉口江岸为中心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
1923年2月，京汉铁路总工会拟定在郑州召开成立大会，各界代表160余人前往郑州参会。此时，一直标榜“保护劳工”的军阀吴佩孚撕掉了面具，突然下令禁止大会举行，并派出大批军警阻止代表入场。愤怒的参会代表冲破阻挡，进入会场宣布按计划举行会议，庄严宣告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2月4日，汉口江岸京汉铁路总工会，随着江岸分会委员长、共产党员林祥谦一声令下，江岸机器厂罢工的汽笛长鸣，仅仅几个小时，京汉铁路全线20000多名工人相继全体罢工，平日川流不息、往来繁忙的京汉铁路陷入瘫痪，犹如一条巨大僵硬的死蛇，引起了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的极大恐慌。吴佩孚恼羞成怒，电令湖北督军肖耀南采取严厉的武力镇压。
面对白色恐怖，武汉工人阶级坚持斗争，绝不屈服。工人纠察队员以木棍、铁棒与军警展开肉搏，30多名工人牺牲。林祥谦被捕后，被凶残的刽子手连砍3刀，忍着剧痛怒吼：“头可断，工不可复。”最后壮烈就义。面对军警的枪口，京汉铁路总工会与湖北省工团联合会法律顾问、共产党员施洋慷慨陈词：“我不怕人，不怕事，不怕鬼，堂堂做人，反对强暴，你们杀了一个施洋，还有千万个施洋。”凛然正气，青史永存。以汉口江岸为中心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将党领导的第一次工人运动推向了高潮的顶峰。
来源：《学习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