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信华
在《新青年》话语演进过程中，思想先驱们始终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主导着《新青年》话语演进的逻辑和方向。《新青年》话语共同体的变化呈现为《新青年》话语的演进与思想主张的进步。在《新青年》话语共同体内外互动的演变过程中，一个以《新青年》杂志为平台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团体聚集而成，并在激烈的时代浪潮中进一步演进成为中国共产党创立的组织骨干，从而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奠定了干部、机构等组织基础。
一、从“小圈子”到“大舞台”
陈万雄曾在他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一书中对《新青年》的编撰队伍作过介绍。欧阳哲生也指出，应以编辑、作者的变化为依据来划分《新青年》的发展阶段：第1至3卷为第一阶段、第4至6卷为第二阶段、第7至9卷为第三阶段、季刊和不定期刊为第四阶段。这些论述从整体上勾画出了《新青年》话语主体演进的轨迹，颇具哲思。然而对《新青年》话语主体——即作者队伍，却并未作全面的考察与分析。
从1915年9月15日创刊到1917年1月，《新青年》出版了两卷。这算得上《新青年》初创时期。这一时期，陈独秀作为杂志创办者和主撰，不仅承担大量的撰稿任务，还要不断地扩大作者队伍。总体上看，《新青年》前2卷的核心人员相对稳定，且作者队伍逐步扩大，这有助于《新青年》的成长与发展。
从1915年9月15日到1916年2月15日，《新青年》（时名《青年杂志》）一共出版了6期，是为第1卷。第1卷作者群体并不大，一共只有20位，以至于主撰陈独秀时常要在同一期中刊载多篇自己的文章。这些文章或是译作，或为介绍西方文化之作，真正独立创作的作品很少。这大概与初创时期《新青年》杂志的作者队伍资源不够充分，而作为主撰的陈独秀又必须要保证《新青年》杂志的基本内容有关。这些作者大多与陈独秀一样，同属安徽籍。陈万雄曾总结：“《青年杂志》的初办是以陈独秀为首的皖籍知识分子为主的同人杂志，且相互间具有共事革命的背景。”
从第2卷起，《新青年》杂志的作者队伍逐步扩大。第2卷新增作者有胡适、刘半农、李大钊、杨昌济、陶履恭、苏曼殊等13位。这些新作者是“日后成为杂志主要作者并且有贡献于新文化运动的作者”。《新青年》第1、2卷的作者大多数都是安徽籍，与陈独秀或有一面之缘，或有合作共事的经历，或有师生之谊。作者群体主要集中于陈独秀的个人视野之内。有论者曾指出：“就作者而言，《新青年》第1卷几乎是清一色的皖籍。第2卷虽然突破了‘地域圈’，但仍局限于陈独秀个人的‘朋友圈’内。”陈万雄说得更清楚：“从第2卷起，《新青年》已突破皖籍作者为主力的局面，作者群大为扩大。虽则如此，以讫于第2卷结束，该志‘圈子杂志’的色彩仍旧浓厚，因该卷作者是与主编陈独秀大都熟稔和有一定交谊的朋友。”不过，这种情形到第3卷就发生了变化。1917年1月，陈独秀北上就任北大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也被移师北大。3月，《新青年》杂志第3卷第1号出版。此后，《新青年》杂志进入了以北京大学为依托、以北大新派师生为支柱的新阶段。具体而言，《新青年》第1至3卷共出现60位作者，其中第1、2卷的作者数量为36名，第3卷的作者数量为24名。仅从数量而言，第3卷的作者队伍数量逐步增加。
此外，第3卷的作者队伍中的北大人也越来越多。其原因有两个：一是将北大教授变成自己的作者。诸如蔡元培，1916年年底正式出任北大校长；章士钊，1916年年底出任北大伦理教授；陶孟和，1914年就任北大教授，且从第2卷起就为《新青年》撰稿了。二是将自己的作者变成北大教授。如刘半农，1917年夏任北大法科预科教授；胡适，1917年夏任北大文科教授；李大钊，1918年1月任北大图书馆主任，1920年任北大教授；杨昌济，1918年6月任北大伦理学教授；高一涵，1918年进入北大任教等。由此可见，自第3卷始，《新青年》杂志已在陈独秀的“朋友圈”之外具有社会影响力，其作者队伍已经从安徽的革命“小圈子”走向了北京大学的思想“大舞台”。
二、从“自由组合”到“有组织的团体”
第2、4卷的作者队伍中，已有北大教授的身影，然此时作者队伍的凝聚却仍然脱离不了陈独秀的个人关系网。如蔡元培、章士钊都曾经与陈独秀共事革命，陈独秀曾在上海和日本协助章士钊办《国民日报》和《甲寅》杂志。不过，自《新青年》第4卷起，其编者和作者队伍发生了重要变化：由陈独秀一人主撰、主编，转变为由北大同人共同编辑和撰述。
《新青年》第4卷第3号社告发布启事宣称：“本志自第4卷1号起，投稿章程业已取消。所有撰译，悉由编辑部同人共同担任，不另购稿。其前此寄稿尚未录载者，可否惠赠本志，尚希投稿诸君赐函声明，恕不一一奉询。此后有以大作见赐者，概不酬货。录载与否，原稿恕不奉还。谨布！”陈万雄曾把《新青年》第1、2卷称为“同人杂志”，因其作者队伍基本上是源自陈独秀曾共事革命、宣传新思想的朋友、师生。而《新青年》则将第4卷第1号明确为“同人杂志”的肇端。从作者队伍的构成上来看，《新青年》的自我定位是准确的。第4卷新增了钱玄同、周作人、罗家伦、沈兼士、沈伊默、傅斯年、王星拱、林玉堂、汤尔和、俞平伯、张厚载等19位作者。第5卷新增了邓萃英、易乙玄、冰弦、宋春舫、李剑农、陈衡哲、陈达才、沈性仁等8位作者。这些新增作者要么是北大教授，要么是北大学生，或是与北大教授、学生有密切关联。这些人与《新青年》编辑部共同构成了“同人杂志”时期的话语主体，影响着《新青年》话语体系的演进。
据不完全统计，从第1卷到第7卷，《新青年》一共刊登了135位作者的文章、诗歌或译作。这些作者构成了《新青年》阶段性“话主”群体，除了极少数的作者——如易乙玄等——以反对新文化、新思潮的身份出现外，大多数作者的思想趋向是一致的：宣扬西方民主与自由、平等与博爱、科学与进步的精神。尤其从第4卷第1号起，《新青年》公开宣告转变为“同人杂志”，其作者队伍主要以北京大学为轴心而拓展开来。从第4、5卷作者队伍的形成、编辑者与作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来看，这一时期的作者队伍以各自的兴趣为中心，以北京大学为金字招牌，吸引新思想的倾慕者和追求者，进而形成了新思潮的“自由组合”。
不过，编辑第6卷时，情况发生了变化。1919年1月，《新青年》第6卷第1号明确公告：“本杂志第6卷分期编辑表：第一期陈独秀；第二期高一涵；第三期钱玄同；第四期胡适；第五期李守常；第六期沈伊默。”这表明：《新青年》“同人”在编辑方针上达成了基本共识。第7卷作者队伍进一步扩大，特别是1920年5月的第6号“劳动节纪念号”，刊登大量社会调查。这是《新青年》思想演进的又一个转折点。“劳动节纪念号”第一次在中国大范围、公开地纪念“国际劳动节”，呼应着世界范围内对“国际劳动节”的纪念和对劳动民众的关注。没有事先周密的策划和筹备、没有组织起来的作者队伍，仅靠个人魅力和有限的几个“思想同人”之间的互通有无，是无法顺利地完成“劳动节纪念号”的编撰和出版的。事实上，1920年4、5月间，维经斯基以俄文报纸《上海生活报》记者的公开身份来到中国。在上海，维经斯基会见了陈独秀、戴季陶、李汉俊、沈玄庐等，协助筹建社会主义青年团和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围绕着这些工作而聚集起来的人员，如杨明斋、李汉俊、陈望道、李达等，基本上形成了日后《新青年》杂志的新生力量。这意味着《新青年》杂志作者队伍，逐步从“自由组合”，经过“思想共同体”，进入“有组织”的历史演进阶段。
三、从“思想同人”到“阶级同志”
自第4卷第1号后，《新青年》作者队伍以北京大学的教员和学生为主，同时吸引全国各地活跃的青年知识分子和学生，《新青年》话主群体逐渐形成了一个初具组织形态的同人团体。《新青年》人也如此自我定位。不过，“同人杂志”时期的作者队伍，其思想每向前进一步，就会发生一部分分化；而思想每前进一步，又会有新的作者加入进来，从而推动《新青年》话主的群体转型。其中，俄国二月革命、十月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五四运动、中共上海发起组的成立、中国共产党的创建等重大历史事件，构成了《新青年》及其“同人团体”形成与演化的背景。同时，在世界政治思想演变和实践过程中，这个团体也不断地发生着分化。从第7卷第6号起，逐渐脱去其“思想同人”外衣，迈向“主义同志”境界。1920年5月出完第7卷第6号后，《新青年》因陈独秀与群益书社之间的矛盾而暂时停办。
1920年9月1日，第8卷第1号复刊，从5月到9月，短短三个月时间里悄然发生着巨大改变。维经斯基来华后，社会主义青年团、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中俄通讯社、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等马克思主义研究和传播的组织先后在上海成立。其核心成员有陈独秀、李汉俊、李达、杨明斋、周佛海、陈望道等人。与此同时，《新青年》杂志出版发行了第7卷第5号和第6号。除陈独秀外，其他人并没有成为《新青年》第7卷第5、6号的主要作者，甚至都不是新增作者。这大概与维经斯基在上海活动的时间有关。各种组织可以在维经斯基来华之后，边讨论边实践。但是，对于杂志编撰而言，显然需要有更长时间的准备与策划。
尽管如此，当我们把目光投向1920年9月的第8卷第1号时，就会赫然发现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核心成员，皆转身而为《新青年》的作者，且是《新青年》第8、9卷新增作者的核心构成。这些新增作者基本以译介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苏维埃俄国革命与建设等方面的情况为主。如李汉俊、震瀛、杨明斋、李达、陈望道等，都曾参与编译“俄罗斯研究”栏目，在当时无疑都倾心于俄罗斯新生活和新社会。除了张慰慈外，李汉俊、李达、杨明斋、震瀛、陈望道是中共上海发起组成员和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员；杨明斋还协助维经斯基推动建立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也是中共早期党员之一；而李汉俊、李达、周佛海等则是中共一大代表。尽管这股力量看起来还很弱小，却意味着《新青年》杂志有了新的思想方向，新“同志们”与“北大同人们”的思想分歧来得迅猛而激烈，以至于陈独秀与北京同人们在《新青年》编辑方针的问题上争执不下。
即便上海编辑部中增加了新成员、作者队伍中有了新血液，即使《新青年》第8卷第1号杂志事实上被改造成了中共上海发起组的刊物，但《新青年》第8、9卷仍与北京大学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检视第8、9卷的作者名单和杂志栏目安排，可以发现上海里弄中的年轻人表现得非常克制，对北京大学的教授们尊重有加，并无意喧宾夺主。比如第8卷中，北京同人们的文章仍然是排在目录最显著之处，而新增作者中，仅李达曾在第8卷第5号上发表了《马克思还原》的论文，新生力量多集中在“俄罗斯研究”或“社会调查”栏目。这些栏目并非不重要，只是从杂志发行、出版的版面安排而言，很显然这些安排在杂志最后的两个栏目是比较灵活的，从当时的重要性来看，远不如事先预约好的正式论文来得关键。尽管如此，但北大的教授们对此却并不满意。
不过到了第9卷，情况继续变化。北京同人的文章越来越少，上海同志的文章越来越多。1921年5月第9卷第1号的作者中只有鲁迅、刘半农等几位，文章篇数与篇幅都很少。比如鲁迅的《风波》（小说创作）、刘半农的《伦敦》（一首小诗）等。第9卷作者队伍中新增作者几乎全部属于当时的马克思主义支持者和宣传者，如李达、李汉俊、成舍我、戴季陶、施存统、新凯等。抛开各人若干年后的政治态度和信仰主张的变化，这些人构成特定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团队，且其人数逐渐增加。与此同时，北大同人则逐渐淡出《新青年》的历史视野。1921年7月，《新青年》杂志出版第9卷第3号。同月底，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一大代表李达、李汉俊、周佛海、陈公博等都是第8、9卷的新增作者。而陈独秀、李大钊作为中共创始人，则长期以来都是《新青年》杂志的主编、主撰和主要作者。其他如杨明斋、李季、施存统等则是中共早期组织上海发起组成员和一大后的党员。
尽管此时《新青年》仍发挥着文化界统一战线的功能，但作者队伍的重新组合，鲜明地展现了其构成已从“思想同人”转向了“阶级同志”。正是这一伟大转变，为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奠定了组织基础和人事骨干。1922年7月，《新青年》出完第9卷第6号后休刊。1923年6月，《新青年》以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的面目重新面世，其作者队伍全部来自中共党内理论家，是为《新青年》季刊。此时，中共已成立两年，一支真正的“无产阶级同志”的队伍形成了。
来源：《党史天地（2020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