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红色金融史编写组
毛泽东谈到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时，曾指出：“红军时代的洪湖游击战争支持了数年之久，都是河湖港汊地带能够发展游击战争并建立根据地的证据”，充分肯定了周逸群、贺龙、万涛等领导的湘鄂西党组织创建湘鄂西革命根据地，进行漫长艰苦武装斗争，动摇打击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势力，带领人民群众翻身当家作主取得的革命经验和打下的革命根基。
大革命失败后，1927年秋，湘鄂西地区沦入湖南何键，湖北胡宗铎、陶钧等国民党军阀的黑暗统治中。国民党军厉行“清共”“清乡”，提出“招来天下刀客，杀尽共产党人”的血腥口号，大肆残杀共产党员、农协领导人、群众骨干并株连家属，很多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倒在血泊中。新军阀还与帝国主义、买办势力、地主豪绅等相互勾结，依靠军事镇压和政治迫害，横征暴敛、恣意敛财，农村中人口占5—10%的地主、富农，占有70%以上的土地，田租“对半开”“六四开”。军政机关腐败不堪、中饱私囊，征收苛捐杂税，名目高达40—70多种。外国商业资本更是加大商品倾销和经济掠夺，日本三菱洋行、茂木洋行、安布洋行、日沙洋行，英国太古洋行等列强资本，大量输入油、糖、蜡、火柴、布匹、肥皂等日用工业品外货，廉价掠走粮、棉、丝、茶，本土手工业品、土特产日益受到排挤。官商囤积居奇，垄断食盐、粮食等关乎群众生计的日用必需品。军阀混战不断滥发公债，官票、汉票、市票等劣币杂钞充斥市场，金融紊乱使当地商业雪上加霜，处处萧条败景，民不聊生。
1927年8月，根据党中央八七会议制定的“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中国共产党在湘粤赣鄂四省组织发动秋收暴动，开展武装斗争。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已是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的贺龙坚定地站在共产党和工农大众一边，毅然率部参加领导了南昌起义，并担任起义军总指挥。在起义部队南下途中，贺龙经周逸群、谭平山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南昌起义后，贺龙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于1928年初到达湘鄂西，领导发动荆江两岸年关暴动和湘西起义，与周逸群、邓中夏、段德昌、贺锦斋带领游击队开创湘鄂边革命根据地，后与1930年开创的洪湖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以湖北洪湖地区为中心，包括湘鄂两省西部、鄂北、鄂西北、长江中游和汉水流域的湘鄂西革命根据地。
1930年7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组建，1931年3月，红二军团根据中央指示改编为红三军。1931年12月，湘鄂西苏区召开第三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湘鄂西省苏维埃政府正式成立。湘鄂西革命根据地鼎盛时期覆盖58个县市，面积4万平方公里，人口370万人，苏区党员数量达到22740人，其中贫农占50%，工人占22%。
根据地建立后，在外有强敌压境、内则百废待兴的艰苦环境中，为了打破敌人经济封锁，改变群众的悲惨命运，新成立的苏维埃政府旋即开展土地革命，广大农民在分配到的自家土地上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苏区政府还大力组织开展经济金融建设，创办兵工厂、被服厂、制盐厂、五金制造厂、印刷厂、造币厂等公营工业。
中国共产党在开始领导中国革命时就高度关注金融领域，早在中共三大《党纲》中就提出“铁路、银行、矿山及大生产事业国有”“划一币制，禁止辅币之滥发及外币之流通”；在中共六大的《政治决议案》中，深刻指出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区域“实行经济封锁，利用自己的强大威力（银行、公司、军舰、军队等等）”，决议将“没收外国资本的企业和银行”作为中国革命的十大政纲之一，在《关于土地问题决议案》中明确作出“国家由农业银行及信用合作社经手办理低利借贷”“统一币制”等金融制度决议。
随着湘鄂西根据地的逐步形成和推进，银行机构也随之建立。湘鄂西党组织根据党中央的决议要求，陆续建立金融机构，摆脱国民党金融体系的制约和帝国主义列强的金融盘剥，发行工农民主政权的纸币（或债券），活跃赤白区域间的商品贸易，从1930年初到1931年末，成立了石首农业银行、监利县苏维埃政府金融机构、沔阳县苏维埃政府金融机构、鄂西农民银行、监利县农民银行、鹤峰县苏维埃银行、鄂北农民银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湘鄂西特区分行等，财政金融工作成为发展根据地经济的有力保障。1932年12月19日《关于湘鄂西具体情形的报告》提到的数据显示，红三军指战员的生活费一个月为10万元，红军医院仅药费每月至少需2万元，湘鄂西联县（省）苏维埃政府的关税、营业税收入每月大约在2万元左右，其余收入来源于摊派、打土豪等途径。由此看出，仅靠税收远远不足以支付军政费用，必须通过建立银行收拢现金来进口战略物资，发行纸币、为工农业生产提供低息贷款等金融手段来活跃根据地经济、扩大财政收入来源，以满足湘鄂西革命战争的需要。
一、洪湖苏区金融机构
洪湖苏区是湘鄂西党组织、苏维埃政府和红军指挥部等首脑机关所在地，是湘鄂西根据地的革命中心。因此国民党新军阀对这里的革命势力尤为忌惮，军事上着力“清剿”，经济上实行“铁桶般封锁”。洪湖苏区在重重困难中，为支持和保障前线部队，想方设法开展经济建设和经济斗争，建立金融机构、采取金融举措早早就被提上了日程。洪湖苏区创办的银行随着党政机构的变化而变化，由各县自办银行到联县政府银行，后又升格为国家银行分行，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的分支机构。
1.石首农业银行。1930年随着红军不断取得胜利，洪湖苏区各县陆续成立了苏维埃政府，1930年2月，石首县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创立石首农业银行，发行面额为1元的信用券。石首农业银行主要支持了石首县苏维埃政府开办棉花、百货、理发、鲜鱼肉等13个合作社，通过供应信用券便利商贸交易，提供低息贷款活跃经济，石首县苏维埃政府的财政来源逐渐从单一依靠没收豪绅地主、反动资本家的财物和战争缴获财物，转变为依靠税收和公益费为主。
2.监利县苏维埃政府金融机构。1930年3月，监利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召开，大会通过的经济问题决议案中提出了“焚毁豪绅地主的一切契债薄（簿）据，统一币制度量衡”“创办农民银行、低利借贷所”“举行农业借贷，并组织各种合作社，以后借债比重高不过二成”等政策主张。为尽快活跃和发展经济，监利县苏维埃政府在农民银行成立前，先在政府内设立管理金融的机构，以政府名义发行了“监利县苏维埃政府信用券”，有1角、2角两种券别。同年8月，监利县农民银行正式宣告成立。
3.沔阳县苏维埃政府金融机构。1930年7月，沔阳县第一次工农兵贫民代表大会召开，成立沔阳县苏维埃政府。县政府内设财经委员会，专司金融和财税收入及军政开支之职，并开始发行“沔阳县苏维埃政府信用券”，面额有1元、5角、2角、1角4种。
4.鄂西农民银行。1930年春夏之交，洪湖地区五县均成立了苏维埃政权，革命形势较好。1930年4月，为统一和加强对鄂西各根据地的领导，鄂西特委领导召开鄂西第一次工农兵贫民代表大会，成立鄂西苏维埃五县联县政府，内设土地、财经等委员会，同时还成立了鄂西农民银行，任命戴补天为行长。该行在石首县小河镇冯家潭子创办了制币厂。
5.湘鄂西联县政府农民银行。1930年新军阀之间爆发蒋冯阎中原大战，驻湘鄂西地区国民党军队大部分调往中原前线，湘鄂西根据地的战争压力有所缓解，取得了难得的发展时机，到下半年，洪湖革命根据地的范围不断扩大，红色区域覆盖了湘鄂西的广大地区，9月鄂西特委扩大为湘鄂西特委后，苏区行政、财经、金融迫切需要统一管理，鉴于此，10月上旬，湘鄂西特委迅即在监利城召开第一次紧急会议和湘鄂西第二次工农兵贫民代表大会，成立湘鄂西苏维埃联县政府，周逸群当选为联县政府主席。
两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和法令，从政治、经济、金融上制定了统一的政策措施，《土地革命法令》和《保护工农法令》中规定，要“统一币值”“取消高利贷、典当业”“政府设立农民银行，办理储蓄借贷”“没收外国的一切资本、企业、交通机关和银行，由国家经营管理”等；在《中共湘鄂西特委第一次紧急会议关于苏维埃经济政策决议案》中关于建立银行，作出如下规定：“由联县政府建立农民银行、发行纸币、调剂苏区经济、办理农民储蓄借贷事业等，但禁止各县滥用纸币。各县已发出各种纸币、信用券应设法收回，统用‘鄂西银行’纸币。”鄂西农民银行被赋予统一湘鄂西苏区货币、发行货币的重任和职权；在湘鄂西的金融组织体系建设方面，要求“在联县政府监督与保护之下，银行建立单独系统，湘鄂西设总行，总行在各县设分行，在各区设支行或汇兑所，下级银行绝对受上级银行支配”。
根据上述决议要求和政策精神，1930年10月之后，鄂西农民银行升格改称为“湘鄂西联县农民银行总行”，总行设在石首调关，行长仍为戴补天，各县原有的银行改组为分行，接受总行的垂直领导，各区还设立了支行和兑换所，但仍以“鄂西农民银行”名义统一发行货币，流通于以洪湖根据地为中心的24个县。银行成立后办理汇兑、储蓄、低息贷款等业务，积极支持苏区工业、农业和商业的发展，支持建立生产和消费合作社，切实促进经济兴旺、解决人民生活困难。
6.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湘鄂西特区分行。随着红三军不断攻克军阀统治区，到1931年6月，湘鄂西第三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召开，成立湘鄂西省苏维埃政府，湘鄂西联县农民银行总行升级为省属的湘鄂西省农民银行，到1931年11月，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湘鄂西特区分行，戴补天继续担任行长。分行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湘鄂西特区分行”名义发行1角、2角、5角、1元4种货币，根据地纸币发行、金融机构和金融业务都走向了统一。该行纸币由原“鄂西农民银行制币厂”印制，厂名改为“湘鄂西省苏维埃政府赤色造币厂”。
洪湖根据地苏维埃政府、银行发行的纸币除上面提到的“信用券”“信用条”，还发行过“借券”类币种。1931年7月，洪湖苏区发生了特大洪涝灾害，国民党敌军趁机蓄意破坏堤坝，长江支流堤坝多处决口，为了整治因洪水灾害而冲毁的堤坝，1931年冬，湘鄂西省苏维埃政府决定发行30万元的湘鄂西省苏维埃政府水利借券。水利借券由赤色造币厂印制，面额全部为1元。苏维埃政府规定水利借券“能够出售，但不能购买货物”，体现了债券的基本属性。
二、鄂西北苏区金融机构
鄂西北根据地位于鄂、豫、川、陕四省交界的武当山区。1931年6月，经过艰苦转战，贺龙率领红三军，一举攻克鄂北重镇——房县，创建了以湖北房县为中心的鄂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迅即成立鄂西北临时分特委、房县苏维埃政府，任命柳克明（柳直荀）任书记兼房县县委书记。后鄂西北根据地扩大至房县、均县全部，竹山、谷城、保康、南漳等县的部分地区，先后成立了3个县、20个区、182个乡的苏维埃政府。
当时，鄂西北苏区货币市场极为混乱，革命根据地流通旧政权、军阀和商号等遗留下来的杂钞、市票和银币、铜币，制约了根据地生产生活和经济的发展，严重地影响了革命战争的后勤供给。1931年7月，根据中共鄂西北临时分特委决定，鄂北农民银行成立，任命红七师政治部主任、县苏维埃政府秘书胡苏黎担任行长，王守训任经济委员，负责银行的具体事务。银行以红军没收地主所获7斤2两黄金和4缸元宝为准备基金发行货币，统一根据地货币，禁止市面流通杂钞劣币，以冲破敌人的经济封锁。
战争形势恶劣、制作货币的材料和工具很是缺乏，鄂北农民银行工作人员因陋就简，发行白竹布制作的1角、2角、5角、1元4种面额的油布币，后来又用丝皮纸黏合的纸张作为货币材料，制作了面额为100文、200文、500文、1串文4种，铸造和发行印有马克思和列宁头像的两种版别1元银币。
为保证发行的纸币能得到群众的广泛信任和认可，鄂北农民银行信用券以苏维埃政府富农特捐及累进税、所收公益费为担保，在各县设有分行，各区设有兑换所，持券者可随时随地前往兑现。同时，鄂北农民银行还针对信用券发行宗旨、保证担保、低利借贷、银元随时十足兑换等专门出台了《信用券条例》印制在纸币背面，公之于众。
一元券。巩固苏维埃政权、扩大红色区域，是当时革命的中心任务，鄂北农民银行配合革命宣传，在发行的1元券上印有革命口号，背面右侧为“武装保护苏联打倒帝国主义”、左侧为“扫除封建势力消灭军阀混战”。
银币。继井冈山红军造币厂制造了墨西哥“工”字银元问世后，鄂北农民银行制造和发行马克思头像和列宁头像两种版别的银币，首开红色政权自己设计银元图案的先河，利用银元这种硬通货宣传马列主义和革命信仰。银元的银料主要有三种来源，一是打土豪派捐款；二是红军没收地主豪绅的财产所得；三是红军战场上缴获的金银。所得杂银统一送交鄂北农民银行制造银元。
印有马列头像的两种版别银元，主要在房县境内发行和流通。造币厂每天可生产120枚银币，但只生产了两个月，1931年9月，红三军奉命撤离房县，当年底敌军重兵围困苏区，鄂北农民银行随之转移，以上两种版式的银币合计共铸造1万枚左右。
三、湘鄂边苏区金融机构
除了洪湖苏区和鄂西北苏区发展过红色金融事业，湘鄂边根据地也发行过借券、创办银行、发行纸币，但都规模较小、发行量较少。1928年至1933年，贺龙、周逸群领导的工农红军在桑植、鹤峰、五峰、石门、宣恩、建始等地创建以鹤峰为中心的湘鄂边革命根据地，1929年鹤峰苏维埃政府宣告成立，为解决红军东进的经费问题，鹤峰县苏维埃政府向当地商人、居民发行1万元银元借券，次年连本带息以银元的方式都加倍返还给群众，在当地留下了极好的声誉和口碑。
由于湘鄂边根据地与其他苏区相距较远，未能连成一片，始终处于独立发展之中。如何解决本地经济金融问题，湘鄂边苏区必须独立面对。湘鄂边根据地的中心——鹤峰根据地革命形势较为巩固、群众基础较好。1931年3月，为加强根据地经济建设，鹤峰县第三次党代会和第三次苏维埃代表大会讨论决定建立鹤峰县苏维埃银行，任命鹤峰县苏维埃商会主席袁建章为行长，主营货币发行、贷款发放业务。因当时反动统治的封锁很紧，买不到纸张印制货币，银行选用白竹布作货币材料，盖县苏维埃政府大印和行长名章发行，面额有1串文、500文、200文、100文4种。最初发行的货币，先在行长袁建章开办的食盐供销社、“姚厚记”商号、“王柏记”商号等处投入流通使用。为消除持币群众的顾虑，迅速提升银行信誉，行长袁建章在很短时间里，组织筹集了大量银元铜币供持票者在专设的货币兑换点随时十足兑现，还通过扶持贷款方式帮助困难农户购买谷种和农具，搞活城乡市场，组织队伍秘密往返赤白区域开辟“贸易走廊”，换回苏区急需的药品、食盐、布匹等物资。这一系列举措，很大程度上打破了敌人的经济封锁。
除银行外，湘鄂西根据地还先后建立了石首农业银行印钞厂、鄂西农民银行制币厂（后升格为“湘鄂西省苏维埃政府赤色造币厂”）、鄂北农民银行印钞厂、鄂北农民银行造币厂，虽然货币的印铸工艺、设计工艺、制版工艺、印制工艺都比较落后，缺乏技术人员，缺少必要的原材料和铸造设备，但工作人员都坚持因陋就简，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生产了湘鄂西根据地多种材质、版式货币，为巩固苏区政权、活跃经济活动作出了非常了不起的贡献。
来源：中国金融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播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