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子潜
一九三四年中秋节后，由徐海东、程子华率领的红四方面军，在鄂北受到东北军之王以哲师和肖之楚师的追击，乃转入豫西卢氏县境内。在阴历十一月间，向陕西洛南县之三要司西进，遭遇到由豫南南阳追击的蔡廷锴部的袭击，程子华受伤，乃转向龙驹寨一带。
当时我任十七路军特务第三团团长，驻防商洛五县，负责地方治安。我团第一营营长是王俊杰，二营营长是郑培元，三营营长是李自新，步炮连连长是田作俊，全团官兵除去通讯人员外，共计一千九百余人。长短枪一千二百余支，轻重机枪十二挺，八二重迫击炮六门。分布情况是团部、步炮连和第三营之第一连，驻防商县；第一营分驻山阳、镇安第二营分驻商南、洛南、龙驹寨第三营分驻商县、黑龙口、黑山等地。防区东西绵亘四百余里，南北三百余里。
当红军进入卢氏后，我团为了巩固防区，堵击红军西上，乃命令第二营营长郑培元将该营集中龙驹寨待命，并将团部直属步炮连拨归指挥。
红军进至龙驹寨附近之楸树坪、涌峪沟地区后，第十七路军总指挥部参谋长韩威西用电话命令我说“共军四百余人，窜至龙驹寨附近，令你立即前赴龙驹寨，指挥郑培元营，在该地区将其包围剿灭。”我向参谋长报告说∶“据侦探报告，红军约一千余人，且有缴获东北军王以哲师自动步枪二百余支。我团分驻在各县，一时不能集结，仅第二营一营兵力，恐难胜任。”韩参谋长说∶“团长亲身到，就等于一团兵力，兵在精而不在多，我军人地两熟，必能获胜，你速往，勿迟疑，免误战机。”在此严格命令下，我只得服从，但在思想上是有顾虑的。一因红军实力，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质量上都比我军强大，难以取胜；二因红军所到之处，受到广大群众拥护，尤其是徐向前经陕入川时，遗留在商洛各县儿童很多，这些孩子，这时都已十五、六岁，平时做了不少宣传工作，结识了许多青年，他们知道红军是给穷人办事的，所以红军所到之处，开穷人会时，群众都争先恐后地参加，都自动积极地给红军带路和做侦察工作；三因我思想上不愿打自相残杀的内战；四因据侦察报称，红军声言，该部入陕，是循徐向前入川之路去四川，绝不与地方驻军为难，也希望地方驻军不要与红军为难等语。有此以上原因，既不愿与红军直接发生冲突，又怕违抗命令，受到罪责，除命令各营严守防地外，只希望红军履行诺言，早日离开陕境。所幸红军在龙驹寨附近逗留不到数日，即由资峪店经山阳境之竹林关，离开陕境返入鄂西郧西、郧阳一带。我得报后，松了一口大气，当即据实上报。
红军回到鄂西郧阳一带，因受到国民党追剿部队之堵击，于十一月间经上津二次进入陕境。红军在山阳境漫川关和商南县境时，到处组织穷人会，张贴消灭白军等标语。由于一九三二年冬季，红四方面军经过陕西商洛地区时，遗留下的人员和鄂豫陕边区红军地下活动的人员，一时并起，因此在很短的时间内，红军人数增加到二千余人，武器有缴获东北军和国民党军队的枪支，声势日大，从者日众。蒋介石据报，电责杨虎城将军，限期在陕西境内，将共军全部消灭（这时杨在汉中视察）。杨将军接电后，立即电令我团，全部集中，负责“追剿”，我接到电令，立即命令各营到龙驹寨集结。集中后，即经商南，向山阳漫川关追击。但我团到达漫川关时，红军已向西进至镇安地带。我团追到镇安，红军又转往安康我团追至安康，红军又离开陕境，东去郧西，总是我团到达，它已先走。追击不上的原因是我团未设兵站，每到一地，必须征发粮秣；在行军时，深恐中埋伏受到袭击，要按战备行军部署，官兵平时山地行军训练不够；更主要的是得不到当地老百姓的帮助，老百姓对我军虽无恶感，但亦无好感，较之对红军，则大不相同。相反的，红军走到那里，就在那里开穷人大会，斗争土豪劣绅、恶霸地富，不但有足够的吃用，还把恶霸地富的粮食衣物分给广大穷人；在行军时，有当地老百姓带路侦察，不怕中埋伏，官兵都是久经锻炼，能日行百余里，红军走一天，我团就要赶两天，所以始终没有赶上。所幸红军又离陕境，我团未受损失。
红军进入郧西后，受到肖之楚师的截击，复回至陕西境内之山阳、镇安等地区。由于两次入陕，人地两熟，活动扩大，“追剿”不易，“围剿”更难。杨将军据报后乃电令冯钦哉的四十二师柳彦彪旅长率景志勤团，不分昼夜，赶往山阳，与我团协同“围剿”。并电令我团归柳旅长指挥。这时红军已由山阳转往商南，柳旅长函召我到山阳汇报“追剿”情况。当时我将红军的兵力和武器装备以及红军每到一地，即召开穷人会，斗争恶霸土豪，打富济贫，深受广大群众拥护的情况，作了汇报。特别指出红军行军神速，又有地下人员的协助，在行动上忽现忽逝，忽聚忽散，其聚时不知从何来，其散时不知其何往，擅长化整为零、化零为整的游击战，我军无论在军事力量上，还是在人心向背上都无法与红军比。想以我们这两个团的兵力，将这股红军在此地区“围剿”消灭，恐非易事。请旅长考虑，作出今后“围剿”方针等语。柳旅长当时未作具体答复，令我回团部待命。旋即接到总指挥部参谋处电称∶杨将军由汉中率张汉民警卫团来商洛，亲临指挥“围剿”，令我接电后，即率全团官兵到镇安的石边崖迎接。杨将军到达石边崖与我见面后，略事询问“剿共”情况，即责以“追剿不力”，撤职法办，并立即将我押送到军法处，交处长张依中审讯。张处长曾对我说∶“杨将军将你撤职关押，有说不出的苦衷，你在军法处等于休息。请安心勿躁，不久将会官复原职。”此后情景，非我所知，当由其他参加这一战役者补充之。
（王锦山整理 一九六四年五月二十日）
（来源：《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创立和发展》、西北革命史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