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毅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到了井冈山、遵义、会宁、于都等很多革命老区……但我心里一直牵挂西路军历史和牺牲的将士，希望什么时候能够实地缅怀凭吊他们。今天，我来了。”
（2019年8月）20日上午，习近平来到（甘肃省）张掖市高台县，瞻仰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碑和阵亡烈士公墓，参观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向革命先烈敬献花篮。
20世纪30年代，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英勇西征、血沃祁连，在极端艰难的情况下，同国民党军队殊死搏斗，用生命筑起顶天立地的精神丰碑，为人民留下光辉的红色印记。
在深入了解西路军战斗历史和感人事迹后，习近平动情地说，“历史就是这么书写的：为有牺牲多壮志！他们作出的重大的不可替代、不可磨灭的贡献，永载史册。他们展现了我们党的革命精神、奋斗精神，体现了红军精神、长征精神。”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习近平勉励在场的工作人员，要讲好党的故事、红军的故事、西路军的故事，让我们广大共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让我们广大人民群众深刻认识到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让我们的青少年从小就烙上红色的印记，把红色基因传承好。
——《人民日报》2019年8月24日
（一）
1936年，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为解决陕北的粮食和武器给养困难问题，决定发动宁夏战役，打通与苏联的联络。6月29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提出：“打通苏联解决技术条件是今年必须完成的任务。”并分析红军接近苏联的道路有二：一是宁夏及绥远西这一条路，距离较近，人口经济条件较好，缺点是恐怕不易造成根据地。但如能给马鸿逵主力以打击，一个时期的立足是可能的。二是甘凉肃三州这一条路，能够造成巩固根据地，缺点是距离较远，某些区域人口稀少，行军宿营恐怕有些妨碍。毛泽东还说：“远方（指苏联和共产国际——引者注）电台已通，中央的报告已发出，不久当有回电。关于西渡问题，当日内征求远方意见。”
接到国际来电后，中共中央于9月14日通知正在北上的红二、红四方面军：“国际来电同意占领宁夏及甘肃西部，我军占领宁夏地域后即可给我们以帮助。”
19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又联名致电红二、红四方面军，十分明确地指出：“向宁夏及甘西发展，重点在宁夏，不在甘西。因宁夏是陕、甘、青、绥，即整个西北之枢纽，且国际来电说，红军到宁夏地区后给我们帮助，没有说甘西。”另外，“宁夏因有贺兰山，气候比绥远、青海、陕甘北部及甘西较暖，且是产大米区域，在西北为最富。四方面军占领宁夏南部后，应顿住几个月，待明年春暖再攻甘西。实行攻甘西，亦须得到苏联协助才能攻克甘凉肃三州等坚固城池”。因此，“夺取宁夏，打通苏联，不论在红军发展上，在全国统一战线上，在西北新局面上，在作战上，都是决定的一环”。该电还提出：“攻宁夏须待结冰（无造船把握），结冰从阳历十二月开始，距今还有七十天左右。”“准备十二月初渡河。”
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蒋介石大为震惊，拟订“通渭作战”计划，企图乘红军立足未稳，将其歼灭于黄河以东的甘肃、宁夏边境地区。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根据敌我态势，决定不等12月黄河冰冻，提前进行宁夏战役，到定远营去取苏联援助物资。10月11日发布的《十月份作战纲领》，要求全军争取用一个月时间进行休整，部署迟滞南敌和进攻宁夏的准备工作，其中要求红四方面军以一个军迅速选择渡河地点，加速造船，准备过河进入宁夏。
此时，国民党的胡宗南等部迅速北上，已先后占领会宁、通渭、静宁等地。针对这种情况，10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急电朱德等人提出，“我们以为今后作战，第一步重点应集注意力于击破南敌，停止追击之敌”“不停止南敌，将使尔后处于不利地位。第二步重点集注意力于向北”。在具体部署中，规定红四方面军的两个军先行渡河，其余的集中阻止南线来犯的敌军。根据中革军委的命令，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于25日渡过黄河；随后，红四方面军第九军和方面军总部及第五军也渡过黄河，准备执行宁夏战役计划。
由于胡宗南等部很快到达靖远、打拉池、中卫等地，并控制靖远附近的河岸，隔断了河东红军主力和河西部队的联系。这样，红军夺取宁夏的计划已无法执行，被迫终止。西渡黄河的红四方面军3个军2.18万人，虽然控制了一条山地区，但这一带的地形和生存条件十分不利，难以长期停留。11月2日，徐向前、陈昌浩致电请示行动方针，说明“此方人稀、粮缺、水苦，大部队难以作战”，决定放弃原定夺取定远营的计划，改向西行，进行平（番）大（靖）古（浪）凉（州）战役。恰在此时，苏联为了避免与日本在绥远发生冲突，突然将援助地点改为新疆。
综合上述情况，中共中央同意了徐向前、陈昌浩所提的西进方案。11月8日电示：“徐、陈向凉州进，作战时集中兵力打敌一旅，各个击破之。”并拟订了《作战新计划》指出：“徐陈所部组成西路军，以在河西创立根据地，直接打通远方为任务，准备以一年完成之。”9日，徐向前、陈昌浩率河西部队向凉州地区前进。11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发出电令，命令红四方面军过河部队改称西路军，领导机关称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以陈昌浩为主席，徐向前为副主席，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临时改为西路军总指挥部。至此，西路军正式成立。
（二）
中共中央虽然在《作战新计划》中拟订了以西路军在河西创立根据地、打通国际的目标，但这只是一个向朱德等人征求意见的方案，尚未最后决定，中央对西路军能否完成这一任务也有顾虑。11月11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徐向前、陈昌浩询问西路军情况。12日，徐向前、陈昌浩复电中央：“依据现在敌我力量估计，我们可以单独行动，完成任务。”在这种情况下，加上共产国际已经改变了援助地点，11月13日，中央致电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并转共产国际，通报了西路军西进新疆的计划。
为实施平大古凉战役计划，西路军于11月9日按指定位置集结完毕，分三路开拔，向河西走廊挺进。对于深入河西走廊的西路军，蒋介石指使马步芳、马步青等部进行围追“兜剿”。西路军广大干部、战士坚决执行中央命令，不怕牺牲，浴血奋战。由于无根据地作依托，又无兵员、物资的补充，西路军孤军作战，虽然毙伤俘敌约2.5万余人，但在敌众我寡的极端不利情况下最终失败，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写下了悲壮的篇章。其中，比较大的战斗有以下几次。
鏖战古浪。古浪城古称“虎狼关”，地处河西走廊东端，祁连山北麓，是西进凉州、南下兰州的门户。11月14日，红九军占领古浪县城后，敌人极为惊慌，调集大量兵力，企图夺回古浪城。从16日至18日，红九军在古浪苦战3天，毙伤敌2000余人，但自身损失也达2000人，占兵力的三分之一。其中排以上干部伤亡尤重，军长孙玉清负伤，参谋长陈伯稚、红二十五师师长王海清、红二十七师政委易汉文、骑兵团团长黄高宏等壮烈牺牲。
喋血永凉。西路军进入河西走廊蜂腰部后，下一步的行动方针问题凸显了出来。由于苏联改变援助地点后，援助送达的时间和方式等都未明确，所以中央难以贸然同意西路军主力迅速西进。加上河东战局正处紧要关头，需要西路军的战略策应。基于这些因素，中央要求西路军“在现地区留住一时期”，“在永昌、甘州、凉州、民勤地区创立巩固根据地”。为了创建根据地，从11月下旬到12月上旬，西路军在永凉地区同马家军喋血奋战，历经大小战斗20余次，毙伤敌人6000余人，沉重打击了马家军，同时也牵制了敌军，配合了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但西路军也锐减至1.5万人，战斗力大不如前。
血战高台。西安事变发生后，鉴于南京政府调集大军进逼西安，中央一度拟调西路军东返。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央又令西路军继续执行西进任务。12月底，西路军以五军开路，九军和指挥部居中，三十军殿后，再次西进，向高台、临泽开进。1937年1月1日，红五军攻克高台县城。西路军攻克高台后，马步芳急调重兵反扑。高台之战，是红军作战史上最惨烈、最悲壮的战斗之一。红五军将士以简陋的武器与10倍于己之敌恶战，坚守孤城达半月之久。在这场战斗中，红五军2800余名指战员除个别突围外，绝大部分壮烈牺牲，其中有军长董振堂，军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军供给部部长傅兰荪，卫生部部长陈春甫，政治部民运部部长盛茂吾，红十三师政委朱金畅，师长兼四十五团团长叶崇本，团政治处主任罗福祥，三十九团团长吴岱朝，三十七团政委何志余……
决战倪家营。高台之战后，西路军领导人决定放弃西进计划，带领部队东返。1月23日，西路军将高台失利的消息报告中革军委，并通报了准备东返的决定和面临的困难。24日，军委复电：“你们行动方针以便利击敌保存实力为目的，行动方向由你们自决。”“如你们决定东进，我们是赞成的。”但这时敌人发现了西路军的东进意图，调集重兵阻拦。28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召开扩大会议，研究部队的行动方针。会议认为继续东进危险甚大，决定暂时往西，调动和寻机歼灭敌人。当日，西路军回师西进，集结在临泽县城东南的倪家营。马步芳随即集中兵力，展开了全面围攻。从1月31日至2月27日，西路军在倪家营血战28天，与数倍于己的敌军反复拼杀，歼敌近万。西路军也伤亡惨重，损失达三四千人，剩余人数已不足万人。
兵败祁连山。2月27日西路军从倪家营突围后，连夜西行，转移到沙河，后来转战于威狄堡、凤凰山等地，3月7日进至三道流沟。在三道流沟，西路军近8000人被围困在狭长的地带里，与敌人血战五昼夜，部队伤亡严重，被迫于11日夜间突围，进入梨园口，准备向祁连山里转移，但敌人骑兵很快蜂拥而至。在梨园口阻击战中，不到半日，红九军仅剩的两个团千余人绝大部分拼光，军政委陈海松、二十五师政委杨朝礼等壮烈牺牲。12日夜，西路军边战边退，进入祁连山腹地，向康隆寺撤退。此时西路军总部能直接掌握的仅有第三十军一两千尚成建制的战斗人员，其余大都同指挥部失去联系，独立作战。14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在石窝召开师、团以上干部会议，决定陈昌浩、徐向前离开部队，回陕北向中央汇报西路军失败的情况，剩下的部队由李先念、李卓然等人组成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统一指挥，分散在祁连山打游击，保存现有力量，等到援西军过黄河后再去会合。
石窝会议后，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确定了分兵三路的方案：将红三十军剩下的1000余人编为左支队，由三十军政委李先念、军长程世才带到左翼大山打游击；将红九军剩下的700余人编为右支队，由九军军长王树声、参谋长李聚奎带到右翼大山打游击；剩下的伤员及妇女、小孩千余人，组成第三支队，在祁连山区活动。右支队和第三支队先后被打散，王树声、李聚奎等人后来分头走向延安，孙玉清被俘虏押解到西宁后英勇就义。李先念、李卓然率领的左支队，历经千辛万苦，于1937年4月底走出祁连山，到了星星峡，把剩余的400余人带到了新疆。5月4日，在陈云的带领下，西路军余部离开星星峡，乘汽车向迪化（今乌鲁木齐）进发，后组建成“新兵营”，培养了一批军事技术骨干。全国抗战爆发后，西路军余部分批返回延安。
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对西路军的安危极为关怀。1937年2月下旬，组成以刘伯承为司令员、张浩为政治委员的援西军前往增援。援西军在抵达镇原、平凉地区时，得知西路军业已失败，才没有继续前进。随后，中共中央利用统战关系，竭尽全力营救被俘人员和收容失散人员，使数千名西路军干部、战士先后回到陕甘宁地区。
（三）
西路军所属各部队，是经过中国共产党长期教育并在艰苦斗争中锻炼成长起来的英雄部队。在极端艰难的情况下，在同国民党军队进行的殊死搏斗中，西路军的广大干部、战士视死如归，坚持近5个月之久，创造了可歌可泣的不朽业绩，在战略上支援了河东红军主力的斗争，西路军精神万古长存。
第一，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在高台危急时，红五军军长董振堂率领干部战士宣誓：“我们要流尽最后一滴血，战斗到底！为革命牺牲是光荣的。革命一定能成功，自由幸福的日子一定能够到来！”当西路军面临绝境时，徐向前、陈昌浩向中央毅然表示：“我们坚信胜利前途，并号召全军斗争到底，现虽日食一餐，眼前无水，而绝不灰心，准备战斗到最后一滴血。”后来，徐向前写道，“硬如铁石的戈壁滩上，响着我军坚定不移的步伐，像一道钢铁洪流，滚滚向前。这些来自鄂豫皖边、川陕边和宁都暴动的儿女，赤胆忠心，顽强不屈，目标只有一个：为了胜利，为了明天。任何饥饿、严寒、风暴、伤病、死亡的阴影，都吓不倒他们。他们不愧是中国共产党缔造和领导的红军队伍，不愧是全心全意为人民利益而奋斗的猛士。这样的部队，的确难得啊！”
第二，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西路军孤军西进时，河西走廊天寒地冻，广大将士缺衣少食，弹药有耗无补，面对数倍于自己的马家军英勇奋战。西路军喋血沙场的7000余名将士及遭马家军残杀的6000余名伤病员和被俘官兵，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证明了这种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同时也正因为有了这种精神，西路军左支队才在绝境中不溃散，在祁连雪山中跋涉40多天，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冲破马家军追堵，胜利到达新疆；失散的5000余名西路军将士，历尽曲折艰险而不动摇，终于回到党的怀抱。毛泽东在1937年12月接见回到延安的西路军领导人李先念、李卓然、程世才等同志时就曾肯定地说：“西路军是失败了，但这不是说西路军广大的干部和战士没有努力。他们是英勇的、顽强的。经常没有饭吃，没有水喝，冬季没有棉衣，伤员没有医药，没有子弹就用大刀、矛子和敌人拼杀。”他还说：“西路军战斗到最后，由你们带领一部分同志，排除万难到达了新疆。这种坚定的行为，除了共产党人领导的红军，是其他任何军队也做不到的。”
第三，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西路军西进河西走廊，打通国际路线，是为了取得物质和技术支援，壮大红军，抵抗日本帝国主义这个大局；此后，中央先是指示西路军停在永昌、山丹地区，以一部出民勤，给敌人造成策应河东红军西渡黄河的假象，从而吸引敌人重兵防堵，造成胡宗南一部孤军追击河东红军之战机，策应了山城堡战役的胜利。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央几度指示西路军东返、西进，走走停停，也都是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这一事关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大局。西路军将士顾全大局，严守纪律，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第四，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这一精神在西路军失败后奔赴新疆或返回延安的过程中，体现得最为充分。历尽艰险回到党的怀抱的5000余名西路军将士，全都得到过群众的帮助。有的群众甚至以舍弃身家性命相救。例如1937年4月下旬，左支队800多人辗转一个多月走出冰天雪地的祁连山，来到安西县蘑菇台子。看守榆林窟的道士郭元亨看到红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很受感动，将自己多年积蓄的粮食捐献出来，化解了西路军的燃眉之急。程世才为此给他打了一张收条。不久，马家军来此搜出了这张条子，郭元亨因此遭受残酷折磨。1961年，已成为装甲兵副司令员的程世才写信证明此事，并表示深切感谢，安西县委妥善安置了郭元亨的生活和工作。这成为了西路军与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的传世佳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