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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汽车制造厂“两下三上”的选址历程(三)

发布日期: 2024-04-30 来源: 《百年潮》
陶维平  刘明辉  左芳
  第三次“上马”
  1962年,部队提出两吨半、五吨、八吨的三种军用车型的供应需求。1964年,中共中央在制定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根据经济发展和国防建设的需要,要求在中国南部再建个汽车制造厂。同年,毛泽东提出三线建设的意见,第二汽车制造厂成为重点项目。为落实中央决策,1964年12月,一机部在长春召开汽车规划会议,谈论涉及组织联合公司,一种意见主张组成以第一汽车制造厂为核心、联合东北、华北、西北的长城汽车公司,一种意见主张以第二汽车制造厂为核心、联合上海、南京、武汉的长江汽车公司。会议最终确定第二汽车制造厂负责生产两吨半车型。1965年4月10日,一机部正式向周恩来作出报告,建议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在内地建设一个能生产1吨至8吨各种载重汽车的重型汽车生产基地。7月16日,一机部又向周恩来报送了《关于中型载重汽车生产基地第二汽车制造厂车厂的建设方案》。这一年的12月,中国汽车工业公司(1964年,第一机械工业部以汽车工业为托拉斯试点,成立中国汽车工业公司),决定成立由饶斌、齐抗、李子政、张庆梓、陈祖涛组成的第二汽车厂筹备处。饶斌负责筹建工作。筹备处成立前后加强了选址、建厂指导思想等方面的工作。
  铁路线的建设成为选址的关键因素。当时,中央决定建设川汉铁路。1964年10月,在四川西昌召开的三线建设方案论证会上,提出过修建铁路两个方案:一个是南线方案,从武汉经常德到重庆;一个是北线方案,从武汉经襄樊(或宜昌)到重庆。当时,南线方案呼声较高。1965年2月至4月,饶斌带队根据川汉铁路的南线方案,到四川的宜宾、泸州、内江、达县和贵州的贵阳、遵义、安顺等地踏勘。同年7月,选厂工作组由齐抗带队,第二次到湖南实地踏勘。经过踏勘后,工作组认为把厂址摆在湘西的辰溪、泸溪、沅陵三个县境内,相距约50公里,比较可行。工作组将这个方案向部局领导作了汇报,领导基本同意,并要求尽快深入地开展工作。8月,由汽车工厂设计处、建工部中南工业建筑设计院、第一机械工业部勘测公司华中勘测大队、长春汽车研究所的30多人组成的选厂工作组,对辰溪、泸溪、沅陵进行了进一步的踏勘。在踏勘和作方案的过程中,陈祖涛从北京打来电话,传达了中央提出的“靠山、分散、隐蔽”的方针,要厂址靠近大山,进洞。根据中央精神,选厂址工作组修改和补充了厂址方案,还察看了数个石灰岩溶洞,顺利地完成了任务。
  川汉铁路改线襄阳,选址工作组入鄂踏勘。到了1965年11月,党中央、国务院明确川汉铁路改线,在湖北境内建设襄渝线,选厂工作组便迁往十堰至安康一带选址。当时,一机部部长段君毅陪同邓小平前往攀枝花视察钢铁基地,提议将第二汽车制造厂置于确定修筑的襄渝铁路附近。邓小平认为理所当然,应当随铁路线变动。当晚,邓小平电话请示了周恩来,周总理说,可以同意,要报告毛泽东主席,如主席无意见,即不再专门回答。最终,毛泽东、周恩来都同意第二汽车制造厂随川汉铁路线的变化而重新选址。1965年11月3日,由齐抗带队的选厂工作组从北京出发赴湖北武汉、襄樊搜集一些必要的资料后,于11月13日离开襄樊进山。
  厂址确定于六里坪至将军河一段。选厂工作组在离京前曾到铁道部了解了铁路情况,铁道部第二设计院设计的川豫线(后来叫襄成线,即现在的襄渝线)在湖北境内有南线和北线两个方案,厂址选择在铁路线南北两方案的讨论与博弈中展开。南线方案始于安康,经平利、竹溪、竹山、房县到朱家坡,北线是从安康起,经旬阳、白河、将军河、鲍家峡、黄龙、十堰、六里坪、草店、三官殿到光化。根据两个铁路方案,选厂工作组先后踏勘了光化、丹江、郧县、十堰、黄龙、房县、竹山、竹溪、平利、安康、汉阴、石泉、白河、将军河、六里坪、浪河店、老营、谷城、盛康、石花街等地,了解了许多情况,搜集了大量资料,于12月3日返回北京。1965年12月,选厂工作组了解到襄渝铁路采用北线的可能性较大后,便第二次进山,踏勘了谷城、盛康、石花街地区及老营、戴湾、丁家营、浪河店、十堰、郧县、六里坪、白浪、花果、黄龙、将军河、白河一带,在十堰附近重点看了顾家岗、叶家湾、李家边、茅箭堂、陈家岗、马路坑、白浪堂、郑家湾、余家湾、方块、十堰、头堰、二堰、三堰、五堰、狗盆、狗咀、张湾、花果等地。选厂工作组两次到鄂西北、陕南一带、踏勘了20多个县镇,先后跑了80多个单位和部门,搜集了铁路、公路、航运、地形、地资、水文、地震、气象、洪水、水源、电源、山水库、工业、农业等方面的大量资料,根据可用地面积、铁路修建时间、抗震等级等因素,结合1966年襄渝铁路定线湖北,最终得出结论:十堰到将军河一带可以建厂。
  具体分厂选址过程中的设计理念博弈。在作厂址方案过程中,对于“靠山、分散、隐蔽”的方针如何理解和怎样贯彻,是一个难以调和的难题。“靠山、分散、隐蔽”的主要特点是:山势越是陡峭,峡谷越是窄小,对空隐蔽越是有利;工业建筑要一贴、二埋、三嵌、四散、五藏、六进洞、七伪装;一个建筑群的总面积应控制在20000平方米上下,几个建筑群应布置在相邻的山沟里,建筑群之间的空间距离不得少于1000米。对于以上意见,出现了很大分歧,部分人坚持贯彻,部分人持怀疑和否定的态度。1966年8月3日,一机部部长段君毅来到现场,察看了地形,听取厂址汇报后指出,工厂布置要“靠山、分散、隐蔽”,但要适当的分散,适当的集中,这样大的汽车厂不让敌人发现是困难的,都进洞也进不起,因此要积极防空。并强调说,你们汇报的最分散的方案,已经分散到了极点,隐蔽和分散是需要的,但也要看生产的合理性,要算经济账,最隐蔽的方案可能是最浪费的方案,基建投资增加三分之一就不干了,第二汽车制造厂的成本要同第一汽车厂比较,分散后仓库和动力站房要增加多少?运输费要增加多少?厂房小了生产是否可行?他还提出,做方案时要广泛发扬民主,可以展开辩论,不要片面的用“备战”压人,同年8月中旬,国务院对国家建委党组《关于在“三线”建设中,进一步贯彻“靠山、分散、隐蔽”的方针,加强对空隐蔽问题的报告》的批复指出:在三线建设中,既要坚决贯彻“靠山、分散、隐蔽”的方针,又要从实际出发,区别对待,对不同的建设项目提出不同的防空隐蔽要求。对于国防尖端和重要民用骨干项目,必须采取切实可靠的防空隐蔽措施,要害部分和关键设备要尽可能就近进洞下地,并且要千方百计力争不影响或少影响建设进度,不增加或少增加投资。
  第二汽车制造厂最终确定分布于镜潭沟、东沟、大炉子沟、小炉子沟等地。筹备处根据所掌握的80条沟和地块的条件,按照汽车生产的工艺路线和特点,划分了发动机、底盘、总装冲压、技术后方四大片,并发动参加选址的近百人的专业队伍,大家动手做厂址方案,共提出了40多个方案,经过讨论归纳修改后,向老营审查会议推荐了西一、西二、西三方案,就是摆在堵河以西的方案,从小峡口至将军河附近的南沟一段的范围内,长度约13-45公里,占了6-17条沟,其特点是山高沟窄,隐蔽条件最佳,但生产经营条件较差,基建投资也高,东一、东二方案就是摆在堵河以东的方案,从茅坪附近的梁家沟至花果附近的陈家沟一段的范围内,长度约10-22公里,占8-10条山沟,其特点是山低沟宽,“山、散、隐”的条件差,但生产经营条件较好,基建投资也较低,这个方案同现在的实际情况是比较相近的,以及中一、中二方案,就是开发堵河以西和堵河以东有条件的山沟,从花果附近的视堰沟至鲍峡附近的两河口,长度约44-59公里,占了11-14条山沟,其特点是利用堵河东、西两边山高沟窄的山沟,分散的比较突出,隐蔽条件也好,但分散后生产经营条件差,基建投资也高,共七个厂址方案。
  1966年10月7日,第二汽车制造厂总体布置方案现场审查会在老营胜利召开,参加会议的有45个单位,400余人。专业技术人员分别向大会作了详细汇报,会议分两段听取总体方案及有关专题介绍,第一阶段分批到十堰、黄龙、鲍峡、陈庄等地进行实地察看,第二阶段学习方针政策,并讨论建厂方针和总体布置方案。在讨论过程中,包建厂的同志,对堵河以西的西方案和横跨堵河的中方案进行了抵制,认为中方案不利于组织生产,西方案建设周期拖长,不符合多快好省总路线精神,经过激烈辩论,意见逐渐接近。26日,白坚副部长作了总结发言,同意东方案,建厂范围是:东起白浪,西抵堵河,北至刘家沟,南到视堰沟,东西长20余公里,南北10余公里。1967年2月,第一机械工业部原则上批准了老营现场会议纪要。专业分厂的选址及其原则。按“四片一疏散”和按总成从毛坯到装配基本封闭的生产原则,以底盘、发动机、冲压总装和技术后方为中心,划分四片,分散布置,并将有关附配件厂进行疏散布置。总装配和冲压(车身、车架、车轮、冲模)等专业厂放在厂区东部的狗培、镜潭沟、寺沟等处;底盘(车桥、减速器)、锻工,可锻铸铁、传动轴等专业厂放在厂区北部的大岭沟、赵家沟、东沟、后槽、刘家沟等处;发动机、传动箱和灰铸铁等专业厂,放在厂区西部的花园沟、安沟、视堰沟和头堰等处;技术后方(刃量具、设备制造、设备修理、通用铸锻、动力后方)专业厂,放在厂区中部的吕家沟、周家沟、袁家沟、大炉子沟、小炉子沟等处。对于专业厂的选址及其原则,白坚在老营会议总结时认为,这个方案贯彻了“靠山、分散、隐蔽”与经济合理相结合的原则,按照汽车工业生产的特点,把23个专业厂组成4大片,形成一个分散布局但又是有机联系的整体。
  关于第二汽车制造厂的选址之争。虽然老营会议决定了东方案,但争论一直不断。少数人持反对意见,坚持西方案,并提出要到北京向上级反映情况。到文化大革命时期,又有人对老营会议的决议提出了质疑,要求重新审查并选定厂址。为此,中央有关部门分别于1967年4月和1968年6月到二汽现场,召开了两次厂址调整会议。会议认为老营会议所确定的厂址和总体布置基本上是合理的,所以按照“基本不动、适当调整”的原则,对厂址作了局部的调整。这一结论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支持,1968年9月,时任国家计委主任的李先念将湖北省《关于二汽车厂厂址问题的报告》批给时任国家计委副主任的余秋里。10月6日,李先念主持国务院业务组会议,讨论为第二汽车制造厂装备新设备和解决投资等问题。会议决定措施费由财政部拨给。设备,物资部库存有的,可先调拨;不足的另行下达指标,由第一机械工业部自行安排制造。10月28日,李先念签发国务院批准第一机械工业部关于加速第二汽车制造厂建设的报告,要求有关省市和部委动员各方力量支持第二汽车制造厂的建设。11月,李先念在与周恩来研究工作时,请示第二汽车制造厂厂址设置问题,周恩来表示二汽要在湖北郧县十堰地区建设。这才让选址之争画上了一个句号。有了这一锤定音,二汽的建设速度明显加快。1969年8月,李先念在一机部军管会提请国务院批转《关于加速第二汽车厂建设的报告》的请示上批示:特急。10月28日,国务院正式批转了这一报告。批转文件指出:这是国家三线建设的重点项目,各方面要大力协同,紧密配合,保证一九七二年按期完成成批生产军用越野车的任务。
  对于争论,参加过选址工作的李学诗同志曾说:关于第二汽车制造厂的厂址当前有很多不同看法,如果撇开当时的历史条件,以现在的观点,从工业布局和经济效益方面对厂址作技术性的分析比较,肯定会发现许多问题和不足之处。但是从当时的政治形势、经济形势和当时的方针政策方面来看,老营会议能够对厂址作出这样的决定是非常不容易的,而且是一个大胆的富有一定远见的决定,与机械行业同期在西南、西北的三线地区所选定的厂址相比,遗留的后患是比较少的。结合后来第二汽车制造厂的发展实际来看,李学诗的这一评价是中肯的。
  老营会议结束后,1966年11月20日,饶斌带领二汽筹建处从老营搬到十堰一处叫十堰垭子的地方,并正式挂牌办公,因为生产军车,一机部通知二汽为二级保密厂,对外公开的名称是:东风机械厂筹备处。
  1969年4月1日二汽革委会决定,从即日起,二汽所属单位对外称红卫厂,并启用代号:通用铸锻厂(5720厂)、设备修造厂(5721厂)、设备制造厂(5722厂)、刃量具厂(5723厂)、动力厂(5724厂)、冲模厂(5725厂)、车身厂(5740厂)、车架厂(5741厂)、车轮厂(5742厂)、总装配厂(5743厂)、车箱厂(5744厂)、底盘零件厂(5745厂)、钢板弹簧厂(5746厂)、木材加工厂(5747厂)、铸造一厂(5748厂)、发动机厂(5749厂)、铸造二厂(5750厂)、车桥厂(5751厂)、锻造厂(5752厂)、锻模厂(5753厂)、传动轴厂(5754厂)、水箱厂(5760厂)、标准件厂(5761厂)、化油器厂(5762厂)、仪表厂(5763厂)、轴瓦厂(5764厂)。代号透露出二汽的特殊性和重要性,见证了一段艰苦创业、奋发有为的峥嵘岁月。
  1967年4月1日在大炉子沟举行第二汽车制造厂开工典礼大会,同时红卫5720厂通用铸锻厂在大炉子沟工地上启动二汽开山第一炮,建设机修车间(后因工厂布局调走,通用铸锻厂调至周家沟)。
  这一天,二汽建设委员会主任饶斌以洪亮的声音宣布“二汽建设破土动工!”当时参加二汽开工仪式的有几百人,有一机部的领导、二汽建设者以及施工单位。整个开工仪式历时两个多小时,在仪式上,还有来自郧县(今郧阳区)的工农兵文工团表演文艺节目,然后宣布开工,与会人员一起拿着铁锹挖土奠基。但由于当时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二汽开工不久就被迫停工。
  到1969年1月,二汽建设指挥部将通用铸锻厂(5720厂)列为先上马的重点,要求提前建成投产,以便为二汽全面开工建设提供条件。那一年,正值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二汽创业者们怀着对毛主席的热爱和对九大的祝贺,制作了一枚毛主席大像章。这枚大像章凝聚着二汽创业者的智慧和汗水,标志着二汽第一炉铁水的诞生,也象征着二汽铸造工业的启航。1969年9月28日,在红卫大炉子沟,动力厂(5724)打桩奠基,破土动工,建设热工车间,二汽建设现场开始大规模施工,拉开了二汽建设生产的序幕,这一天成为东风公司成立的纪念日。红卫大炉子沟成为东风公司艰苦创业大规模建设,拉开二汽生产序幕的重要遗址。
  (来源:《百年潮》202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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