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的中心工作转移到了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经济建设上。毛泽东在全党提出了“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设想，要求在1953年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建设以前，全力开展准备工作。时任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的陈云，根据毛泽东的号召，于1951年春，南下武汉进行调查研究，为准备全面开展经济建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肩负历史重任
1951年1月2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指出，全面开展计划经济建设以前，我们要有一个充分的准备阶段，这个阶段我们必须深入调查，了解中国的基本国情，制定好经济建设的规划，然后才能正确地指导中国的建设实践。周恩来提议由他和陈云、李富春、薄一波、宋劭文组成五人小组，负责编制新中国第一个五年经济建设计划，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陈云具体负责。2月中旬，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设想，号召全党着手调查研究，切实搞好计划经济建设的准备工作。
系统地编制全国经济发展计划，对于刚刚成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对中国这个基本上是小农经济的东方农业古国是破天荒的举动。历史的重任落在了主持全国经济工作的陈云身上，这是新中国经济建设的需要，也是党对陈云的信任。
如何编制切合中国建设实际的经济计划，既没有经验，也没有必需的基础材料和数据，可谓两手空空。“必须担负起这个伟大的责任”，陈云的心中，有实实在在的压力，但更多的是热情和动力。1949年7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会议，点名让陈云负责经济计划的编制工作。为此，他到上海主持财经会议并进行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调查研究，获得了许多基本情况，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制定了许多解决问题的办法，为渡过财政困难做出了贡献。
毛泽东说：“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渡过财政困难，陈云同志是有功的”。毛泽东的评价，陈云仍然记忆犹新。
这一次，对于经济建设的准备和计划编制工作，首先必须弄清情况。系统地调查研究和搜集材料，是弄清具体情况的前提。
为了向财经委员会的干部职工把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说清楚，2月下旬，陈云主持召开了财经委员会干部会议。“现在必须开展调查研究，这是做好经济建设的准备工作和编制好建设计划的必要前提”，陈云在财经委员会会议上语言简洁、铿锵有力。他要求大家立即行动起来，“从机关中走出去”，开展调查研究，获得第一手的资料。
那么，调查研究到什么地方去，才能集中的反映实际情况呢？陈云把第一站选择在武汉。因为武汉是中国腹地的交通中心和商业中心，向来被称为“九省通衢”。南面有粤汉铁路，北面有京汉铁路，都是以此地为终点。长江和汉水在这汇合，长江上游和下游的交通运输在这里连接。南来北往，东上西下的货物在这里集散，是国内城乡物资交流的重要枢纽。
武汉经济调查
1953年3月中旬，陈云率领中央财经委员会一班人乘车南下，3月15日抵达武汉，开始了他为期半月的调查工作。
陈云到武汉后调查研究的第一件事，是武汉城乡交流和市场情况，这关系到国家计划经济建设和群众物质生活需要。他带领的一班人，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他同武汉市负责经贸工作的同志座谈，了解市场的购销情况。武汉地区收购的商品主要有三种，一是棉花，二是粮食，三是桐油、鸡蛋等土产品。这三种收购都是为了运往其它地区出售。而运入的主要是农村迫切需要的布匹和食盐等。在座谈中，大家畅所欲言，谈体会，说经验。“我们搞财经工作第一要了解群众的生活需要，第二就是收支平衡。群众的需要是我们经济工作的出发点，而收支平衡是我们财经工作的原则。武汉现在的经济工作重点是抓城乡交流”。调查中，陈云还到多家百货公司，向经理们求教。他了解到武汉地区的轻工业品大多来自上海，本地制造能力相对薄弱。在武汉调查期间，时任湖北省委书记、省人民政府主席的李先念告诉陈云说：“湖北山地农民很苦，东西出不来，可以在巴东开一个码头，轮船在那里停靠一下，对那里的人民很有好处”。陈云表示支持，说：“交通是购销中的重要一环，改善交通对经济用处极大”。
在市场调查中，陈云还非常关注老百姓所买的物品以及购买力水平。老百姓所需要的一般是轻工业品，是与生活有密切关系的产品。然而，武汉除了纺织业发展较好以外，其它的轻工业发展却非常有限。陈云意识到在全面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中，“如果我们只注重办重工业工厂，不办轻工业工厂，老百姓等着要的东西，不能供给他们，他们就不会满意”。另外，从现在来看，农民的购买力不大，但“要看到，今后几年农民的购买力要大大地提高。”
武汉市场情况的调查，使陈云初步摸清了市场上商品的来龙去脉，人民群众需要的工业品、购买力的发展水平、轻工业产品的发展方向以及交通运输对商品经济的影响。
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离不开基本建设，弄清并规范基本建设的程序，关系到整个基本建设，关系到国家建设的长远利益。陈云在这一方面调查研究花了很大的功夫。
基本建设有其基本程序。在调查过程中，陈云告诉中财委的同志，不要轻视这方面的工作，“过去解放区在这方面由于缺乏经验，动工前往往只凭热情和愿望，缺乏施工的设计和必要的措施计划，有些兴建的工程，或者中途改变，或者返工重建，造成不少的损失”。他不辞辛苦，与建筑企业经理交流，与设计管理者探询，与负责建设单位咨询，经过细致的调查，他获得这样的感受，凡是有详细的设计计划、施工计划和管理计划，工程建设就顺利，工程完成就有保障。否则，常欲速不达。基本建设应与生产管理严格分开，混在一起，势必产生相互挪用经费，造成生产成本增高，或影响工程建设的进度。在武汉，他发现生意最好的是砖瓦业，车站、仓库、机关用房和民房准备修缮，船厂、纱厂在修建，这些信息，让他感觉到了开展大规模建设的先兆。针对这种情况，他与武汉市领导交换意见时，指出：“建造费占基本建设投资的百分之五十，如不很好组织起来进行，一定会有偷工减料的，市府应有建造工程的管理机构”。
在即将开展的大规模经济建设中，如何正确的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是陈云一行调查的重点。调查中，武汉市市长吴德峰对中央和地方两个方面的问题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他说，武汉是一个大城市，许多项目自己都作不了主，没有机动，最近“自来水也被中南拿走，统一的太多了，武汉市还干些什么事呢？”这引起了陈云的警觉。随后，他了解到铁路运输和轮船运输，中央一级和大行政区一级也管理得太多太紧，地方上没有一点机动的权力。在进一步调查中，陈云还发现，经济建设开始以后，注意力肯定要从财政、金融、贸易方面转移到工业方面来，地方的工业建设的摊子较大，要发挥地方的积极性，要从中央分一部分权给地方，分一点工厂让地方管理。这样既有于集中统一又有利于因地制宜，两个方面都能兼顾。
准备大规模的经济建设，需要考虑和解决公营经济和私营经济的关系，陈云真正做到了“细中有细，心中有数”。在与武汉工业部门的负责同志们座谈，交换武汉工业发展的情况中，他了解到，在武汉轻工业中，国营的比重很小，相反私营的比重很大。从武汉纺纱厂来看，纱锭国营的只占百分之三十，而私营却占到百分之六十。随即，他特地邀请了一些资本家谈生产经营的情况，进而了解到资本家的愿望是政府搞重工业，他们搞轻工业；政府搞原料工业，他们搞制造业，政府背包袱，他们获利益。陈云从中感到，这种愿望不符合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共同发展的原则。在调查研究公私关系时，资本家一方面担心自己的私营工业能否合法发展，同时也要求给予他们更多的赚钱途径和赢利方式，要求在赚钱赢利行业，由他们自己干，国家少来争利。陈云则意识到，这种思维方式和情况一定要改变，“公私两方面要同时发展，国家必须占一个相当的比重”，“我们现在不是把资本家搞掉，他们也可以发展，但我们也要发展，而且我们要有更大的发展”。3月底，陈云等结束了武汉调查，回到了北京。
调查成效显著
1951年陈云的武汉调查，受到毛泽东的充分肯定。毛泽东说，陈云同志的工作之所以“总是那么切合实际，总能抓住事物的本质，总能找到问题解决的方法，是因为他善于深入调查研究，这是很好的工作作风”。
毛泽东之所以肯定陈云，是因为武汉调查产生了许多积极的成果，为准备大规模经济建设，为党的决策获得了第一手资料。
1951年4月4日，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陈云指出，两个五年计划要建设什么，在国防、工业、农业、水利方面，大概一年投资多少。在交通方面,也要有计划，要修多少铁路、公路，要计算出每公里花多少钱。工业方面我们要开发石油，生产化肥，制造发电机，建设发电厂等等。要计算我们的财力，同时计算经济、文化、国防的需要，人民生活的需要。两天之后，4月6日，陈云参加政务院第79次会议，讨论城市经济发展时，他说：从武汉市场的商品调查，可以发现，轻工业的发展对城市工业发展的影响很大，“上海这个城市的工业比较发展，因为这个地方是具备了普遍的工业调剂的条件，而武汉的工业所以不发展，也就是因为没有这个条件。今后人民的购买力提高了以后，上海的工业是很有前途的”。5月16日，在党的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陈云发言说，财政收支平衡，经济建设投资，这两项都是大事。但是，“做财经工作的同志只注意了这两条，我想对于中国经济最大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因为土产品和手工业品的问题是关系全国人民的问题”，如果把城乡交流搞好，这才是问题的核心，“做经济工作一定要抓住这一条，不抓住这一条就等于没有做事情，至少等于没有做大事情”。
在基本建设工作程序方面，陈云从武汉回到北京后，同薄一波、李富春一起修改并批准了中财委拟订的《基本建设工作程序暂行办法》，并于3月底颁发给各大行政区、华北五省二市以及内蒙古自治区财委及中财委所属各部、署和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等遵照执行。规定了基本建设计划的拟订与核准、设计工作的步骤与内容、施工的条件与拨款、工程的决算与验收等制度。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基本建设工作条例。对国家一五建设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在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方面，陈云回到北京后，进行了深入的思考。4月6日，在政务院会议上，他总结了工业方面分一部分让地方管理的三大好处：“可以积累资金；可以培养干部；在管理方面地方更为注意。”他指出：“许多工业由地方去管有好处，现在一些由中央管的，也应考虑移出去，这样会合理一些，会好一些。中央只在其生产数字、生产计划和技术上予以指导和帮助，其它由地方去发挥积极性。不仅工业如此，其它方面也可考虑分一部分去，如贸易方面的土产公司既可由地方去领导。全国物价由中央制定，但一定限度内，应给地方以机动权，它可以根据当时的情况予以必要调整，这样对全局有好处。现在各方面都应如此，在中央领导下尽量发挥地方的积极性”。
为了妥善解决中央和地方在财政经济中的管理职权问题，1951年4月，陈云主持起草了《关于划分中央与地方在财政经济工作上管理职权的决定》。这个《决定》在5月4日获政务院通过。《决定》指出：“现在完全有必要，而且已有可能，在继续保证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统一领导、计划和管理的原则下，把财政经济中一部分适宜于由地方政府管理的职权交给地方政府。这是既有利于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又有利于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领导方针”。这个决定，明确了在当时的条件下，中央与地方共同分担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责任，从而进一步调动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推动了全国范围内经济建设准备工作的进行。
陈云的武汉调查，虽然只有短短的半个月，但是他在这次调查中获得了丰硕的成果，为全国大规模经济建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来源：武汉党史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