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晓琳
1927年夏，邓小平作为党中央秘书，筹备并参加了八七会议，他第一个来到开会的地方，接待代表，安排食宿，负责安全。他最早进入会场，最后一个离开。紧急会议只开了一天，他却在那里整整待了六天，他所做的工作为会议顺利召开和圆满结束起了重要作用。八七会议是邓小平参加的第一次中央级别的重要会议。因为这次会议在中国革命历史上的特殊地位，也因为这次会议是邓小平革命生涯的一个新起点，所以邓小平对它有着特殊感情。建国后，他曾在不同历史时期，用不同的方式，七次回忆八七会议的有关情况，为我们留下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一忆八七会议
因为八七会议是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召开的紧急会议，会场临时使用，会后不留痕迹。因此，有关这次会议的许多基本情况没有文献记载，留下许多谜，给后来的研究工作带来一定难度。50年代后期，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举办《中国共产党历史陈列》，展览中把八七会议说成是在九江召开的。周恩来总理看了之后，提出：八七会议不是在九江开的，而是在武汉开的。随后，湖北省博物馆根据文化部文物局的指示精神开始在武汉调查八七会议会址。
他们请来瞿秋白夫人杨之华的哥哥杨葆青（1927年中共中央机关在汉的许多办公房屋是他经手租用的）。但是，因会议是高层保密会，杨葆青来汉并未能找到会址。当年筹备八七会议期间，邓小平与瞿秋白、杨之华夫妇同住在汉口德林公寓（现天津路与胜利街交汇处），所以杨之华知道此事后就去询问邓小平。邓小平对杨之华说：会议是在苏联顾问洛卓莫夫家里开的。这是建国后邓小平第一次谈到八七会议。虽然简单，但他肯定会议是在汉口召开，明确了开会地点是在苏联顾问家里。
二忆八七会议
“文化大革命”中，对八七会议的研究和对会址的考证曾一度中断。1972年，武汉市文物部门继续做这项工作。为了弄清会议的基本情况，他们拟了一份征集提纲送到中央办公厅，希望通过邓小平了解那段历史。同年9月，邓小平收到中共中央办公厅转来的这份提纲。此时的邓小平已被作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派”谪居在江西新建县。9月22日，他亲笔写了一份回忆材料回答所提问题。在这份材料里他写道：“关于党的八七会议，当时我是党中央秘书，是参加了的。当时由于汪蒋合作反共，白色恐怖严重，所以会议是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举行的”，“我记得这次会议是在汉口德租界一个俄国人家里开的，……是在楼上开的。到会的大约只有二十多人，分两三天由交通分批带至会场，到后即睡在那里，不能外出，会后又分批撤走，吃的是干粮（面包）等”，他还回忆了参加会议有哪些人，会议由谁主持，主要内容是什么等等。对记不清的问题（如政治局是如何改选的），他明确写道：“我记不得了。”这是邓小平第一次笔忆八七会议。虽然事隔45年，但是记忆大部分是准确的。这份珍贵回忆材料与后来陆定一、李维汉的回忆相互印证，对会址的最终确定和会址的复原起了重要作用。1976年，八七会议会址初步恢复原貌，暂作内部开放。
三忆八七会议
就在邓小平亲笔回忆八七会议之前，1972年8月3日，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信，要求继续为党为人民工作。8月14日，毛泽东对来信作了批示，之后周总理以中央名义通知江西省委，宣布对邓小平解除监督，恢复党的生活，安排一些参观访问、调查研究等形式的活动。在这种情况下，1972年11月13、14日，邓小平参观了井冈山革命旧址。14日，在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展厅，他边走边看，就像回到了当年。当看到八七会议会址的照片时，他不由自主地反客为主，向身边的陪同人员介绍起这次会议的有关情况。介绍完后，他还对八七会议作了高度评价，说：“八七会议决定在湘鄂粤赣四省搞农民暴动，举行秋收起义，号召共产党人拿起枪杆子，同国民党反动派作坚决的斗争，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邓小平的生动介绍，给在场的人们上了一堂令人难以忘怀的党史课。这是他第一次在公开场合谈论八七会议。
四忆八七会议
1978年，武汉市文物部门为了更准确地再现八七会议的历史，将拟复原开放的会场拍成照片，送请邓小平审定。此时，邓小平已是第三次复出，恢复了党政军领导职务，工作十分繁忙。3月25日，时任武汉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兼文教办主任的邓垦向在京筹备八七会址纪念馆的工作人员转达邓小平对复原陈列方案的意见。邓垦说：“昨天我见到小平同志，请他看了八七会址复原的照片。根据他的回忆，参加八七会议的人员是分三批进入会场，由交通员带进去的，一次人不能多。办事的少数人去得最早，走得最晚。他是最先去，最后走的。到会只有二十多人。他说当时武汉是大热天，都睡地铺，开会时甚至连门都不能开，进去了就不能出来。他强调说：搞这个纪念馆就是为了革命传统教育，宣传会议解决了什么问题，完成了什么历史任务。复原要体现当年艰苦奋斗的精神。”邓垦还转达了邓小平对会场的布置及桌子、凳子等具体问题的意见。
武汉市文物部门根据邓小平的回忆并参考其他当事人的记忆，进一步修改、完善，复原会场，同时，遵照邓小平关于办纪念馆的指示精神，举办了八七会议辅助陈列。1978年8月7日，八七会议会址纪念馆举行隆重的落成典礼，正式对外开放。
五忆八七会议
1978年8月9日，一份人民日报编印的《情况汇编》放到邓小平的案头。这份《情况汇编》的“理论宣传动态”栏目刊登了题为《八七会议到底在哪里开的?》的文章。为了弄清史实，有关人员请邓颖超同志阅。邓颖超批示道：“据我知道是在汉口开的。邓小平副主席和李维汉都是参加了这次会议的人，向他们核实一下就明确了。”随后，人民日报将《情况汇编》和邓颖超的具体意见报送邓小平。邓小平于8月9日在人民日报的来函上写下了这样的话：“我只能肯定是在汉口原法租界一幢一楼一底的小洋房里开的，那条街几号不记得了，可能李维汉同志回忆的起。”这次回忆仅涉及会址所在地。他再次提到会议是在汉口原租界的洋房里开的，并提供了李维汉了解情况的线索。
六忆八七会议
1979年10月，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举办的《党史陈列》在禁闭了13年之后重新开放。
在举办这个陈列过程中，为了更准确地说明历史，反映历史的真实，拟增加两件重要展品，一件是八七会议参加者名单，一件是遵义会议参加者名单。这两次会议在中国革命史上极其重要，究竟哪些人参加了，当时史学界一直没有搞清楚。中国革命博物馆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并附上初步掌握的名单，请他帮助鉴定。信是1979年9月11日发出的。当时邓小平重新工作不久，工作很忙，工作人员以为他不一定有时间来处理这样的具体问题，想不到9月17日批复就下来了。邓小平亲笔写道：“参加遵义会议的名单是确切的。八七会议名单，大体差不多，我也记不清楚了，可能李维汉知道清楚些，他当时是中央秘书长，似乎也参加了八七会议，可问问他本人。”工作人员如获至宝，多年来搞不清楚的两件重要史实解决了。后来，八七会议辅助陈列在没有掌握会议记录之前也是按照中革博所定的名单和排列顺序对外展出的。
七忆八七会议
1980年7月15日，邓小平故地重游，重返八七会议会址。此时的三教街41号已是一座革命纪念馆，一楼举办有辅助陈列，全面反映八七会议的背景、经过和意义，二楼恢复了开会时的面貌。53年过去了，当邓小平再次站在会场时，眼前的一切勾起他许多难忘的回忆。他对工作人员说：“当时我们二十几个人是分三天进来的，我是第一批进来的。当时我在这里待了六天，最后一个走的。”他告诉工作人员，会议可能是在靠后面的房间开的（此时会场恢复在靠街面的前房）。湖北省委书记陈丕显问他：“怎么样，像不像？”邓小平说：“记不得了，基本上像。”在一楼辅助展厅，他看得很仔细，对会议的记录、会议的翻译、代表名单、共产国际代表、他当时的身份等问题一一作答，还对何时决定召开这次会议、会议的报告、各地武装起义等问题一一作了介绍。
这时的邓小平已是76岁高龄。53年前的那次重要会议在他脑海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迹。在重返会址之前，1980年5月20日，他亲笔题写了“八七会议会址”六个大字，寄往武汉。今天，作为事件的亲历者，他的现场回忆是最具体、最详细、最生动、最直接的一次，工作人员了解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史实，澄清了一些不符合历史的问题。这次回忆大大推动了八七会议的研究和宣传工作。
邓小平七次回忆八七会议，对这次重要会议的研究宣传、会址的考证复原、纪念馆的建立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从中我们看到一代伟人非常珍视这段历史，体现了他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的精神。八七会议会址是邓小平生前唯一的一个既是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又亲自题写纪念馆馆名，又实地参观视察的革命旧址。如今，纪念馆已按照邓小平的指示精神大力开展革命传统教育，成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来源：《百年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