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莎玲 袁开济 杨乃论
（一）
王秀松一九〇二年九月出生在黄安（今红安）栗林嘴一个地主家庭。七岁在家乡私塾读书，老师学识渊博，思想较为进步，除教“四书”外，还教数学、地理、历史。王秀松除攻读“四书”外，还学了一些当时只有“洋学堂”才能学到的文化科学知识，接触到新思想。
王秀松一九二三年秋考入武汉中学。在董必武和其他进步老师的教育下，学习新思想，积极参加学校和社会上的革命活动，很快成为革命的积极分子。
在武汉中学，有一些进步的同乡会组织，王秀松参加了黄安县青年促进会，利用寒暑假回乡的机会，宣传改革教育，兴办农民识字学校。王秀松还亲自领导了同族长王彤宾算祖账的斗争。王氏族长王彤宾，外号“黑鱼老爷”，曾任沙河会长、沙河区长，是一个有政治后台的大恶霸地主。他家几代都掌管着王氏家族的祖田，种王氏祖田的农民，每年要向族长王彤宾交四千多担谷。这些谷除了祭祖上坟用一些外，其余都被王彤宾贪污了。一九二四年寒假，接受了革命思想的王秀松，带领贫苦农民五十余人，拿着扁担锄头，直赴沙河王家，逼着王彤宾算祖账，王彤宾迫于群众压力，接受算账。结果，王氏宗族的每个男子，不论老少，都分得了三斗谷子；余下的钱，作为办学费。
一九二五年，王秀松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五卅”惨案发生后，董必武召集在武汉读书的黄麻两县共产党员开会，传达了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王秀松学习了“四大”《关于农民运动的决议案》后，认识到发动农民，建立农协组织对于中国革命的极端重要性。他根据党的指示，决定去广州毛泽东同志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这件事遭到父亲王建禄的强烈反对，王建禄设法阻挠，不给他路费，王秀松就找本家王国郎和妻弟梅明灼各借十块光洋，于一九二六年春从上海乘海船到达广州，进入广州农讲所学习。由于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迫切需要加强对农民运动的领导，王秀松于一九二六年秋天从广州农讲所返回武汉。回汉后，王秀松托本族的哥哥王佑圆带信回家，规劝他的地主父亲王建禄不要欺压穷苦农民，不要发财致富，不要剥削人。
（二）
一九二六年十月，王秀松由湖北省农协派往沔阳搞农民运动。当时沔阳郭口乡第三区农民协会虽然成立，但屡遭反动军警的压迫和摧残。反动军警经常对农协会员绑票勒捐，如农协会员不能如数交出，则诬以种种罪名，严刑拷打。该区农协常务委员肖族望向省农协特派员王秀松反映了这个情况。王秀松便立即通告郭口乡警察局不要对农协会员用刑，并说明农协会员万一犯罪，也应通过当地农协才能逮捕。但警察局长王声涛不但不听，反而派警察数人捉拿农协常委肖施望，并企图要肖交出省农协特派员王秀松。肖施望急忙逃到农民协会报告，农民群众异常气愤，遂将王声涛等四人送往县署请愿惩办。县署总务股长傅石甫表面上答应农民代表的要求，表示愿意惩办警官，而暗地里却派反动衙役数人将农民代表颜其瑷等押在牢内。王秀松见此情况，立即与农民代表颜泽嵩同去县署与何石甫说理，要求释放授押的农民代表。县署总务股长何石甫推说不知，并威胁王秀松说，有人要组织暗杀队杀你们。王秀松毫无畏惧地说；不管暗杀不暗杀，农民代表必须放出来。何石甫见威胁不成，又唆使衙役、警察人员并勾结地痞等，串通一气，捆绑王秀松及农民代表，将他们打得死去活来。一九二七年五、六月，王秀松以省农协特派员的身份，转回黄安开展农民运动工作。
王秀松回黄安时，从武汉邀约了两位进步的女教师回乡办学。他把没收王氏家族的“祖谷”，作为办学的经费，办了七所雪花小学。有钱人家的小孩读书收学费，贫苦农民的小孩读书免费。学校废除了陈旧的孔孟之道一类的教材，学习国语、算术、图画、地理，还有自编的教材。学校成立了文娱宣传队，经常开展宣传活动；还成立了儿童团，进行革命教育，开展一些儿童团的活动。王秀松经常到学校了解情况，检查工作。
王秀松除办雪花小学，教育培养革命的新一代外，还办于农民读书的贫民夜校。许多贫苦农民，白天干完活，晚上就来读书。贫民夜校的教材是自编的，如工人创造世界等。此外他还运用革命歌谣，启发农民的思想觉悟。如“穷人真可怜，缺油又缺盐，勤扒加苦做，无吃又少穿，日子似黄连。”“叫声我姐妹，不要把急着，黑暗地狱努力来打破，再走光明路，姐妹才能快乐。”“姐妹要同心，同把政权争。”等等。王秀松在农民觉悟提高的基础上，开展农民运动，秘密成立农民协会、妇女协会。在栗林嘴妇女协会成立大会上，他说：“革命成功了，妇女就不受压迫了。到那时，百事用机器，百事用电，没有穷人，共同富裕。”他用革命胜利后的社会主义美景教育妇女，鼓励她们投身革命，为妇女的解放积极斗争。
王秀松经常在家乡栗林嘴沙河边的树林里开农运积极分子的秘密会议。他多次向到会的同志们讲：“革命就要不怕死，怕死就不能革命。莫看我们今天革命艰苦，流血牺牲，只要我们坚持革命到底，我们是一定胜利的。再过二十年，请看革命的好处。”他这些充满革命英雄主义、乐观主义的讲话，使同志们受到教育和鼓舞。这些参加会议的积极分子四处串联，开展农民运动，建立农民协会，由农协的骨干建立了有七八十人，三十多条枪的农民自卫军队伍。
一九二七年“七·一五”汪精卫叛变革命后，黄麻两县成为敌人血洗的重点。在那白色恐怖的日子里，英雄的黄安人民“一颗红心永向党，头断血流不投降！”仍然坚持斗争。王秀松、戴壳敏、汪奠川、刘文蔚、桂步蟾等同志，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不怕杀头，不怕坐牢，带领广大群众，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三）
一九二七年党的“八七”会议召开，给黄麻人民极大鼓舞。中共黄安县委根据长江局、湖北省委拟定的暴动计划的精神，立即制定了黄安暴动计划。于九月下旬至十月间，在黄安的七里、紫云，麻城的乘马、顺河等区，多次召开了千余人的群众大会，宣传“八七”会议精神，贯彻执行县委的暴动计划。这时，王秀松也积极组织栗林嘴、沙河一带的农民和农民自卫军，发动“九月暴动”。他组织农民自卫军几十人攻进沙柯王家地主寨子，大地主王彤宾、王建泽、王昭祺仓皇逃窜。自卫军开仓分粮，分财物，闹得一片火红。栗林嘴，邓家畈，漕门、钟家田、高桥，桃花一带的农民都赶来了，整整分了一天，贫苦农民都喜气洋洋。
“九月暴动”之后，中共湖北省委根据黄麻两县党组织汇报的情况，决定在黄麻地区发动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当时，曹学楷、吴焕先、戴季英、王秀松、詹才芳等同志，分别在黄安县的七里、紫云、高桥、桃花等区领导武装起义。
按照总指挥部的命令，黄安南部的桃花，永河、二程、高桥等区，立即进行紧急战斗动员。在高桥区的动员大会上，王秀松、詹才芳作了简短的讲话。他们着重指出：按照总指挥部的命令，今天晚上我们就举行暴动夺取黄安县城，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我们一定要把对国民党反动派，土豪劣绅的千仇万恨凝集在刀口枪尖上，不怕流血牺牲，勇敢杀敌，把红旗插上黄安城。桃花、高桥一带的农民自卫军腰扎皮带，肩扛长枪，胸前佩戴着鲜红的“赤化带”，同手持大刀、冲担的武装农民，雄赳赳、气昂昂地向黄安城挺进！
十一月十三日午夜时分，紫云、七里坪、二程，高桥、桃花的农民自卫武装从东西南北，按预定计划包围了黄安城。王秀松，詹才芳等率领的农民自卫军从南门攻入城里，同起义大军胜利会师。
黄安县历史上第一个红色政权——黄安县农民政府正式成立了！在成立的大会上，曹学楷、王秀松、吴先筹、陈定候、戴季伦、田开寿等九名委员登上主席台，宣布就职。
黄麻起义的胜利，黄安红色政权的建立，使得国民党反动派、地主豪绅惊恐不安。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黄安反动势力趁鄂东军主力去南乡开展工作之际，勾结驻河口之敌三十军独立旅秦进忠部进犯黄安城。那天晚上，一片漆黑，守城部队在留守司令刘镇一同志统一指挥下，以一当十，顽强战斗，奋勇还击。王秀松等率领部分守城自卫军，在黄安县城西边的稞子山上，在煤油桶里燃起鞭炮，噼里啪啦，轰轰隆隆，鞭炮声，喊杀声，连成一片，震天动地，攻城的敌军以为是农民赤卫队的援军到来，吓得慌忙逃窜，敌人的疯狂反扑被打退了，保卫黄安县红色政权的战斗赢得了胜利。
为了扫除对黄安红色政权的威胁，王秀松决计智取敌人盘踞的河口。
但河口镇被敌人严密封锁，不让群众出入。王秀松要一位同志装扮成“病人”，他们把竹床翻个面当作担架，让这位同志睡在竹床上，身下隐藏着一些枪支，由农民自卫军抬着“病人”向着河口徐徐进发。到了河口镇前，守河口的敌人不让进，王秀松说这位“病人”是河口镇帮人做杂货生意的汪国亨的侄儿，是进城看病的。守城的敌军不信，立即叫来杂货店的汪国亨。汪国亨来到河口镇口，还没弄清是怎么一回事，王秀松故意大声地说：“老表，你侄儿在乡下病了。”汪国亨一看是王秀松这些人，心里明白了。于是假戏真做，叫他们赶快抬进城“治病”。敌人信以为真，让王秀松率领的农民自卫军混进河口镇。
夜半时分，镇外的农民自卫军向河口守散发动进攻，王秀松率领的农民自卫军在镇内积极配合，里应外合，内外夹击，很快消灭了守河口的敌军。后来汪国亨向别人谈起此事，赞不绝口：“王秀松好大的胆量！”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五日夜间，国民党匪军任应岐部的一个师，悄悄地从宋埠出发，向黄安县城奔袭。农民自卫军与敌军激战数小时，打退敌人多次进攻，终因敌众我寡，被敌突破城门。黄安城陷入敌手，成百上千的共产党员、干部和群众惨遭杀害。
王秀松并没有被反动派的大屠杀吓倒，他认为：“只要把群众组织起来，一切事情都好办了，没有群众武装，我们生存不下去。”他利用吴泰山家的秘密地洞，作为革命的联络点，经常在这里开秘密会议，印发传单。领导吴云店、六家边、漕门、栗林嘴、沙河一带的党组织和革命群众同敌人斗争。
在那白色恐怖的岁月里，王秀松风餐露宿，野菜充饥。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他带领的一部分农民自卫军队伍，经常四处转移隐蔽，神出鬼没，给敌人以狠狠打击。在艰苦的革命斗争宁，特别是在任应岐、王彤宾反动派四处搜寻、追捕、围剿中，王秀松无所足惧，克服重重困难，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他曾经编了这样一首歌谣：“柴山野洼是我房，青苔石板是我床，红薯蕨根是我粮，任何困难吓不倒共产党。”
王秀松闹革命的名声愈大，国民党反动派任应岐、王彤宾愈是害怕他。沙河王家大地主王彤宾，勾结国民党反动派任应岐，当上了沙河民团团民，悬赏二千光洋捉拿王秀松，通风报信者，赏一千光洋。并威胁栗林嘴群众，不交出王秀松，毁灭整个村子。同时，任应岐、王彤宾还委任王建禄为沙河民团一支队队长，并威逼王建禄：如不交出王秀松，就要交出你王建禄的脑袋。在任应岐、王彤宾的高压、威逼之下，也为了维护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王建禄答应捉拿儿子王秀松了案。
一九二九年四月的一天，王秀松只身潜回家里，王建禄知道了，大骂王秀松大逆不孝，是个败家子，还训斥王秀松道：“你读书用了我这么多钱，让你去当共匪?”王秀松把手枪往桌子上狠狠地一放，大声说道：“任何人不能阻挡我走革命道路。”又对王建禄郑重地说道：“你不要看到国民党反动派一时势力大，他们终究要失败，革命总是要成功的。最好你走，放弃一切。”王建禄看到这情景有些害怕，不敢，也无力捉拿王秀松了案。只好悄悄溜出家门，躲起来了。
王秀松知道这个反动的父亲不消灭，就会给革命带来极大危害，为了打击敌人的反革命气焰，农民自卫军四处搜捕王建禄，均未捕获。一九二九年秋天的一个夜晚，王秀松潜回家中，询问母亲。“父亲在哪里？”母亲说：“在标岗。”接着他急切地催促妻子梅伴松说：“快走！快走！百事不要，快跟我走！”梅伴松还在犹豫，她担心自己跟着王秀松，怕他受到牵累，一起被敌人害了。王秀松对梅伴松的这个意思是早就理解的，王秀松说，“怕什么？生是革命人，长的是革命心，革命人生死不悔，生死不忘革命。”梅伴松、王秀松带着两个孩子，深夜离开了栗林嘴。第二天清晨，王秀松亲自派自卫军十余人包围了标岗，在王幼保家的楼上柴火里，逮捕了王建禄，农民自卫军把王建禄押到董家岭子（沙河店）就地镇压了。
王秀松大义灭亲的举动，立即传扬开来，人们编歌赞扬道：“共产党员王秀松，一颗红心似火红，率队革除恶霸父，为的人民不受穷。”
（四）
一九二八年十月，红三十一师和鄂东党的主要负责人集会，重新组织鄂东特委。王秀松当选为中共鄂东特委书记，吴光浩、曹学楷、徐朋人、戴克敏、徐其虚、詹才芳、戴季英、王树声等为委员。会上，有人提出党的工作重心应放在城市，特委机关应设在白区的错误主张，当即遭到王秀松等多数同志的反对而被否决。鄂东特委的重建进一步加强了党对武装斗争和柴山堡地区工作的领导，使党领导的红军在黄安、麻城、光山三县边界逐步得到发展。不久，鄂东特委决定派红三十一师第一、第二两个大队南下黄麻老区，配合群众斗争。到年底，七里、紫云、乘马、顺河等区的大部分地区，重为革命势力所控制。柴山堡西边之观音堡等地，也由于红军经常活动，工作逐步开展，成为割据区域；百沙关、郭家河的红枪会首领罗明高等经争取后与红军建立了秘密联系。罗山南部宣化店和孝感北部汪洋店一带的革命斗争也在迅速发展。边界武装割据斗争取得了越来越大的胜利。一九二八年冬，鄂东特委从黄麻地区一年多来的斗争经验和毛泽东同志领导创建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实践中，深深地体会到：弱小的革命武装,只有走井冈山的道路，在敌人统治薄弱和群众、地理条件有利的边界地区，实行固定区域的武装割据，才能胜利发展。同时，邻近的豫东南和皖西党组织又都在积极准备发现武装起义。因此，鄂东特委提出“学江西井冈山的办法”，准备创造东起皖西、英山、霍山、西至武胜关，鄂豫边界的整个大别山脉的武装割据，并通过中央巡视员曹壮父于十二月十五日向党中央提出建议，要求把黄安、麻城、光山、商城、六安等县划为鄂豫皖特区，以创造整个大别山脉的武装割据。但是，当时的中央没有听取这个正确的建议，不同意当地红军在边界割据。鄂东特委没有执行这个错误意见，继续为创建鄂豫皖根据地而斗争。特委积极同邻省各县联系。除先后派徐子清、徐其虚等去商城帮助工作，并于一九二九年二月三日周豫南特委举行联席会议，共同计划在商南发动武装起义。不久又和皖西之六安、霍山、英山的党组织取得联系。
在鄂东特委和王秀松的领导下，割据地区进一步扩大，黄安、麻城、罗山、孝感、黄陂的部分地区，建立了区一级的工农政府，七里坪于一九二九年二月二十八日召开工农兵代表会议，经正式选举成立区工农民主政府，作为革命基层政权的农民委员会，已经普遍建立。黄安、麻城还分别成立了县农民委员会。七里、紫云、乘马、顺河等工作较好的地区，已开始分配土地。
一九二九年四月，鄂东特委改为鄂东北特委，王秀松为特委委员，负责组织工作，后调任特委黄陂县办事处主任。
一九三〇年春，王秀松同志调部队工作，任团政治委员。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王秀松同志任红四军政治部秘书长。
一九三二年春，张国焘以“肃反”为名，将王秀松同志逮捕。一九三二年九月，被杀害于河南光山县白雀园。
来源：《湖北英烈传（第一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