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自立
“一个人不怕短命而死，只怕死得不是时候，不是地方。中国人很重视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为了个人升官发财而活，那是苟且偷生的活，也可以叫做虽生犹死，真比鸿毛还轻。一个人能为了最多数中国民众的利益，为了勤劳大众的利益而死，这是虽死犹生，比泰山还重。人只有一生一死，要生得有意义，要死得有价值。”邓中夏在狱中留下遗言，用富有哲理的话语坦露人生信条和价值取向。他为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为争取最多数中国民众的利益而死，他的死重于泰山。
“罢工工人心目中的灯塔”
邓中夏，字仲澥，又名邓康，1894年生于湖南省宜章县，曾任中共第二届、五届中央委员，第三届、六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他接受过多年传统文化教育，文史学问扎实。就读北京大学期间，他的思想发生转变。“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也深深影响到邓中夏。1920年10月，他参加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开始投身革命。同年，他组织平民教育讲演团前往长辛店，看见灾民“那种憔悴枯黄的面色，千孔百结的衣服触在我的眼内，我的心就感着不快，表出一种痛苦的同情，不知在车上的那一种谈笑快乐心，和画画的兴趣，飞跑往那里去了，光觉得心中难受，好比我也在饥饿困苦中”。邓中夏认为，改善工人生活，首要是提高工人文化素养，从而激发其革命觉悟。为此，他创办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教授工人及其子弟知识，并使工人认识到，他们创造的东西最多，生活却最苦、最穷，这是世界上最不公平、最不合理的事。1921年5月，邓中夏指导长辛店工人建立工人俱乐部（即工会）。该俱乐部是北方铁路工会组织的雏形。后来，邓中夏利用在长辛店的经验，指导了天津、唐山等地铁路工人的组织和斗争，奠定了北方职工运动的基础。
邓中夏被誉为“罢工工人心目中的灯塔”。在长辛店，他与工人同吃同住，同工人交朋友；在上海工人大罢工期间，他与工人一起罢工集会，行走在斗争第一线；在香港海员大罢工期间，他身先士卒，时刻保持同罢工工人的亲密联系。1922年，开滦煤矿工人大罢工进入紧要关头时，邓中夏咬破手指，在一块白布上写下血书，“亲爱的同志们：你们一定要坚决同英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斗争到底，争取罢工的胜利”，鼓舞了工人们的斗志和信心。在同工人交往过程中，邓中夏认识到工人群体蕴含强大力量，他们受“三座大山”压迫，革命意志最坚决；他们分布集中，便于组织、形成强大战斗力；他们与农民有天然联系，便于与农民结成联盟。尽管工人数量占全国人口比重较低，邓中夏仍认为，“工人在社会上所占的地位，实在比任何群众尤为重要”。
推动工农联合的倡议者
邓中夏是工农联合的倡议者。经历数次工人运动实践，邓中夏深刻认识到，“工人阶级要想得到解放，更非联合农民共同奋斗不可”。他分析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认识到中国经济基础仍差不多完全是农业，“新式工业不过在几个通商口岸与铁路矿山及其附近有些罢了。农民至少占全国人口三分之二以上，中国不革命则已，欲革命我们不教育、煽动、领导这占人口大多数之农民积极地参加，哪有希望”。当时，党内一些人轻视农民革命，邓中夏则讲，“中国农民在这样军阀征徭，外资榨取，兵匪扰乱，天灾流行，痞绅鱼肉种种恶劣环境的当中，生活的困苦，家庭的流离，何时何地不是逼迫他们走上革命的道路”，断定农民是工人天然的同盟军。
邓中夏要求各级党、团组织分出精力，开展农民运动。他讲究运动策略，注重争取实际利益，他认为，“群众如果没有经济的利益作中心，要他们团结与组织，比在石田上播种要他生长出嘉苗良穗尤为难能”。因此，他主张让农民通过运动解决生活实际问题。邓中夏提出，调动农民革命积极性的关键，在于组织农会。他主张在农会中设立与农民休戚相关的机构，使农民意识到农会为自己谋利，增强参与农会的热情。针对农民私有观念深的实际情况，邓中夏强调口号和行动不能“左倾”，不宜使用“共产革命”等口号，而要使用农民能接受的诸如“限田”“限租”“推翻贪官劣绅”“打倒军阀”“抵制洋货”“实现国民革命”等口号。在行动方面，他主张要求减租和改良待遇，要求普遍选举、组织民团、集会自由等。
强调团的政策须与党保持绝对一致
毛泽东同志曾指出，“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的一部分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邓中夏也很重视青年力量，是青年工作的热心者。他参加并组织多个进步青年团体，领导数次青年革命运动，常年在青年政治团体工作。1920年11月，他加入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12月，根据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局要求，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1923年8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邓中夏被选举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临时中央局委员长，主持团中央工作。他强调，团的政策须与党保持绝对一致。
邓中夏指出，青年责任重大、使命光荣，他向广大青年发出号召——“成群结队的，到民众间去，完成我们重要的光荣的使命”。邓中夏认为，文学应当为革命服务，“须多做能表现民族伟大精神的作品”，“儆醒已死的人心，抬高民族的地位，鼓励人民奋斗，使人民有为国效死的精神”；“须多做描写社会实际生活的作品”，“彻底露骨地将黑暗地狱尽情披露，引起人们的不安，暗示人们的希望”。他希望青年像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离开“艺术之宫”，到民众间去，创造民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启发民众斗争意识，激励民众革命热情。
用生命维护党章尊严
百年来，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取得一个又一个辉煌成就，原因在于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邓中夏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突出贡献，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曾就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分别阐述。他认为，“除打倒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以外，也应该对与其有密切关系的买办阶级实行革命”。他对各社会阶层作了具体分析，指出工人、农民、兵士是革命的动力，而小资产阶级虽有革命要求和倾向，惟势力不集中，只能作为革命的助手。
1923年，“二七惨案”后，陈独秀对工人运动的态度日趋消极。他认为，工人阶级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很幼稚，资产阶级力量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因此，国民革命应以资产阶级为主体。他甚至提出“中国国民党应该是国民革命之中心势力，更应该立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的错误观点。邓中夏发表《我们的力量》，驳斥这种说法。他强调，“中国将来的社会革命的领袖固是无产阶级，就是目前的国民革命的领袖亦是无产阶级”。同时，他也不认同“天然领导论”“政权不是从天外飞到我们工人手中的，是要我们从实际政治斗争中去一点一滴的以至于全部的取得”。邓中夏认为，领导权的问题实质是哪个阶级能够领导中间阶级，取得中间阶级群众的问题。他强调，工人阶级要以适当的口号和政策，联合国内一切革命势力，建立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实现工农商学大联合。关于革命道路，邓中夏既不同意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界限，抹杀两者区别，毕其功于一役；也不认同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隔着“万里长城”，民主革命只能由资产阶级领导，先建立资产阶级政权，经过很长一段时间后，再向社会主义转变。他主张建立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联合的民主主义的专政，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向社会主义发展。
因为当时党仍处于幼年阶段，革命经验不足，所以邓中夏对某些问题的分析尚不完备，一些表述较为粗糙。但是，其革命理论一定程度上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产生、丰富和完善作出重要的历史贡献。
“就是把邓中夏的骨头烧成灰，邓中夏还是共产党员！”1931年1月，邓中夏在六届四中全会上被错误撤销了一切职务。尽管蒙冤受屈，他没有自暴自弃，更没有接受敌人拉拢。1932年秋，邓中夏开始担任全国赤色互济总会主任兼党团书记，从事我党地下工作。1933年5月，他遭法租界巡捕逮捕，旋因叛徒出卖，真实身份暴露。国民党中央党部收买法租界巡捕房，将邓中夏引渡解往南京。在狱中，敌人把他安排在“优待室”，并派曾与其共事的叛徒余飞等人做说客，拿他两年来遭遇的不公经历做文章，劝他改弦易辙，被邓中夏严词拒绝。眼见他不为所动，敌人恼羞成怒，疯狂折磨邓中夏，并蓄谋将其杀害。9月19日，邓中夏向党中央写信表示：“同志们，我快要到雨花台去了，你们继续努力奋斗吧！最后胜利终究是属于我们的。”两日后，在雨花台刑场上，邓中夏高呼着“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慷慨就义，年仅39岁。
邓中夏是工人运动的领导者、工农联合的倡议者、青年工作的热心者。他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如革命对象及动力、革命领导权、革命道路等都提出独到见解，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产生作出重要的历史贡献。斯人已逝，浩气长存。
来源：中国档案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