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新宇
运用高超的战争指导艺术以劣胜优、战胜强敌，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战争实践中锻造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军事法宝。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和党中央领导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历史性决策，指导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敌我力量极其悬殊条件下打赢了这场立国之战。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是中国人民站起来屹立于世界东方的宣言书，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重要里程碑，对中国和世界都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在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之际，回顾总结新中国的开国领袖在这场战争中的战略指导艺术，对于我们今天赓续弘扬伟大抗美援朝精神，有效应对风高浪急、日趋复杂的新风险新挑战，具有重大现实启示意义。
统筹政治大局和战略全局，以非凡气魄和胆略作出出国作战重大决策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同年10月初美军悍然越过三八线，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朝鲜党和政府请求中国直接出动军队给予援助。刚诞生不久的新中国政权，面临着十分艰险的战争抉择和严峻考验。毛泽东和党中央站高望远，在毅然下定出兵朝鲜决心的同时，精心筹划战争规模、战争方式等，实现了以小战止大战、以外线作战达成内线防御目的。
坚持维护长远利益处理好“打”与“建”。抗美援朝战争决策，极其难以下定。经过全面衡量利弊，毛泽东和党中央正式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主要考虑是“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维护我们的长远利益。首先，坚持以打促建、以建促打，保障国家长治久安。毛泽东指出：“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从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一目标出发，毛泽东和党中央统筹“抓建设”与“保生存”两大任务，把军事战略重心从东南转移到东北，以反侵略战争为国家建设提供安全保障，以国家建设为打赢战争提供物质支撑。其次，发扬伟大国际主义精神，支持世界民族解放运动。毛泽东把抗美援朝战争纳入时代大势中来考量，一个重要用意是打击国内国际反动气焰，避免东方乃至世界革命可能出现不利局势。历史证明，这场战争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有力推动了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事业。
坚持以局部战争制止更大规模侵略战争。为了维护国家的总体和平，避免或减少对国家政治全局的干扰冲击，毛泽东在决策出兵朝鲜问题上精心设计，尽可能把战争控制在有限范围内。首先，确定以“志愿军”而不是“解放军”的名义出兵，这就避免了给美国对中国宣战以口实。其次，将战争限定在朝鲜半岛区域，这就促成了战争规模的局部化。再次，严格限定战争目的，在第五次战役之后将战争目的由彻底把美国军队驱逐出朝鲜转变为恢复战前状态，这就减少了战争越打越大甚至引发世界大战的风险。最后，坚持不打则已、打则必打痛打怕对方，通过狠狠教训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使其深刻认识到惹翻了中国人民是“不好办的”，这就真正达到了以战止战的目的。
坚持以外线反击作战达成战略防御目的。从实践看，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场边境自卫反击作战，大都是坚持敌可以来、我就可以去，在敌人对我发动军事入侵、我们取得自卫反击权力后，采取外线反击作战打败敌人。毛泽东和党中央在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战争决策的同时，也明确采取境外作战方式，以外线反击作战达成战略防御。历史证明，这一决策是十分必要、正确的。为了支援朝鲜政府和军队、维护我国东北边疆安宁，志愿军必须到朝鲜境内迎战“联合国军”。如果等到美国把朝鲜政府和军队完全打垮后我们再出兵，我们只能做边境线上迎战美国的准备，并且必须随时防止美军突然越过鸭绿江，把战火烧到中国东北，这将使我处于很大的战略被动。从更长远来看，如果美国从朝鲜战争的胜利中受到鼓舞，战争野心会进一步膨胀，这将大大降低我国安全系数，增大国家安全隐患。
毛泽东毅然作出出国作战的战略决策，深刻启示我们：兵者国之大事，战争决策事关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在战争“打不打”这一决策问题上，关键是要从战略大局出发，坚持军事服从政治，坚持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
力争掌握战争发展演变的主动权，做好战争准备、开局、转换和收局
毛泽东和党中央深刻认识和把握战争规律，娴熟利用战争中的不确定性，领导志愿军立足最坏可能做好战争准备，并根据战场发展变化灵活调整作战计划，适时转入战略反攻、战略防御，周密筹划战争收局，推动战争枢纽有序转换、战争阶段有机衔接，导演了一幕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战争活剧。
立足最坏可能提前进行战争布局。在抗美援朝战争准备上，毛泽东强调立足于最困难最复杂情况，未雨绸缪搞好战略预置，特别是展开作战力量布势，确保初战必胜。朝鲜战争爆发不久，毛泽东和党中央迅即决策组建东北边防军，调集4个军及3个炮兵师等部队，摆在中朝边境地区（后又增调1个军），同时又在二线、三线调集6个军作为战略机动部队，做好应付复杂局势的准备。对于我军参战后可能面临的战争局势，作了三种估计：一是在朝鲜境内歼灭和驱逐美国及其他侵略军；二是在朝鲜不能大量歼灭美军，战争形成僵局；三是能够在朝鲜坚持作战，迫使美国通过谈判解决问题。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态度是争取第三种情况的出现，防范和准备出现第二种情况，后来确立的总原则是“在稳当可靠的基础上争取一切可能的胜利”。这些充分的战争准备工作，使摆在中朝边境的我军兵力对敌军形成相对优势，为志愿军初战一举取胜打下了基础。
把握先机灵活推动战争阶段转换。毛泽东善于见微知著，综合各类信息特别是战场上敌我态势，科学预判战争发展走向，准确把握战争关节枢纽，以先发制人举措推动战争进程向有利于我的方向发展。出兵朝鲜之初，毛泽东和党中央抓住完全出敌意料的突然性，下令志愿军调整作战方针，由原定的防御作战转为在运动中歼敌，立即发起战略反攻并连续进行几次战役，打了“联合国军”一个措手不及。随着战争在三八线地区出现相持局面，毛泽东适时制定“持久作战、积极防御”作战方针，志愿军以阵地战为主要作战形式，作战与谈判紧密配合，由此转入战略防御阶段。这一阶段，毛泽东指示我军提高警惕，做好谈判期间应对敌人来自空中、地面以及海上进攻的准备，不断巩固了我军战线。最终的结局是，我们越战越强，这就为后来胜利实现停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根据敌我力量消长筹划战争收局。早在1951年6月，毛泽东和党中央综合考虑国内外形势及战场力量态势，为志愿军确定“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成结束战争”的战略方针，决定通过政治谈判结束战争。战争结束目标是恢复战前状态，全力把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这既适应我国政治大局的要求，又与敌我双方力量对比状况基本相符。其后两年多，我们围绕这一战争目的进行不懈斗争，终于迫使美国于1953年7月27日签订停战协定，抗美援朝战争至此胜利结束。
毛泽东驾驭战争发展进程的经验做法，深刻启示我们：兵无常势水无常形，不确定性是现代战争的突出特征。我们必须大力增强驾驭战争能力，以科学的主观指导来克服战争发展不确定性，使其向着有利于我的方向发展演变。
（来源：北京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