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昔星沙识伟姿，重逢正是盛明时。”相隔30年后与毛泽东在长沙的相会，李淑一激动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1959年9月17日，李淑一退休后来到北京。22日，她将自己两个多月前写的这首“以志永念”的《毛主席招宴蓉园喜赋》寄给了毛泽东，并表达了想要参加国庆观礼的愿望。27日，毛泽东亲笔回信。
在毛泽东的关心和安排下，李淑一参加了国庆十周年庆典观礼，实现了她多年的愿望。看到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不停地挥手致意，她不停地鼓掌，巴掌都拍红了。在人民大会堂，她还观看了沈阳部队前进歌舞团演出的五幕大型舞剧《蝶恋花》。谢幕时，李淑一在鲜花丛中，动情地说：“尽管时代不同了，咱们老一辈革命家的精神依然熠熠生辉。杨开慧、柳直荀等烈士的形象应该搬上舞台，只是将我也凑了上去，就受之有愧了。”
毛泽东在9月27日给李淑一的回信中说：“一星期后，如有时间，拟请你来此一叙。如无时间，则作罢论，尔后还有见面的机会。”可是，这个“机会”后来却一直未曾有过，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江青的多方阻拦。江青对《蝶恋花》词的发表恨之入骨，并迁怒于李淑一。她百般刁难、阻挠这首词的各种演出，连游园会中出现蝴蝶的形象都要加以反对，还将毛泽东与李淑一的合影一直扣着不给李淑一，连毛泽东接济杨开慧亲属的赠款她也从中克扣。这连管着十亿人口的伟大领袖也难断的家务事，我们也只得按下不表了，毛泽东曾自嘲地说：“现在看连自己的老婆都没有改变，还谈什么改变世界呢？”
毛泽东无疑是一位巨人，而且是巨人中的巨人。一位外国领导人这样评价说：“像毛泽东那样的人物，在一个世纪，也许一千年里只能产生一位。”有论者认为，自古至今，在出现于人类历史长河的灿若星辰的伟大人物中，根本无法找到第二位能够像毛泽东这样同时拥有政治家、军事家、哲学家、诗人、书法家等诸多称号的旷世奇才。
尽管毛泽东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他终究不能战胜生老病死的自然法则。在山呼海啸般的“毛主席万岁”声中，1976年9月9日，毛泽东“永垂不朽”了。在上海的五妹李季明家里惊悉噩耗的李淑一，“悲痛欲绝，哀号不已”。她赶回北京，与儿子、孙女一起，到人民大会堂瞻仰了毛主席遗容，向这位相交半个世纪的老友作最后的告别。当年12月26日，毛泽东诞生83周年之际，李淑一又作诗一首，以作纪念：“吴刚方罢中秋宴，忽报神州来伟人。杨柳翩跹迓迎客，嫦娥歌舞寿佳宾。更喜尘寰除白骨，又看天上耀金星。韶山千古昭红日，西岳峰高腾巨鲲。”
沉重的历史已成往事，革命的英烈却羽化登仙，成为寻访月宫的客人。毛泽东在1957年的信中还言辞恳切地对李淑一说：“你如去看直荀的墓的时候，请为我代致悼意。”并且寄去100元钱，要她代为祭奠。可是，当时对柳直荀到底怎样牺牲、殉难何处尚未弄清，更谈不上有“墓”可“看”了。
迟迟没有完成毛主席的托付，李淑一心中常感愧疚。后来，随着柳直荀烈士牺牲真相大白于天下，经湖北省人民政府批准，1979年，在烈士殉难处监利县周老嘴心慈庵，营造了柳直荀烈士纪念亭，李淑一为纪念碑题写了碑文。1980年，国家拨专款20万元，修建了直荀中学。学校建立了柳直荀烈士陈列室，供参观瞻仰。
在获悉直荀中学在短短几年内就发生了巨大变化后，1984年，李淑一热情洋溢地给学校写信予以鼓励：“你们在革命烈士洒下鲜血的土地上，辛勤地抚育老苏区人民的子弟，在这光荣而豪迈的事业中付出了不少心血，使学校建设、环境美化、教育质量都有明显的成绩，是值得庆贺的。”并热忱希望学校“在培养下一代的工作中取得更大成绩”。
李淑一原本活泼开朗，爱好体育，曾是一名技艺不错的排球运动员，且身体很好，几乎没有什么疾病。正当她准备亲赴周老嘴了却夙愿时，不料突患脑血栓，后来又得了心肌梗死，加之年事已高，迟迟难以成行，她只得托付子女代为前往。从海内外归来的儿女们汇聚到周老嘴，为父亲扫墓。他们用柳枝扎成一个花圈，并合作了一幅题为《洪湖独秀》的出水芙蓉画，敬献给父亲。在父亲墓前，柳晓昂含泪诵读了母亲撰写的碑文……
1995年3月初，笔者与周老嘴镇镇委书记杨大平等一起，带着湘鄂西苏区人民的一片炽热之情，来到北京三里河“部长楼”，拜望了94岁的耆宿李淑一。宽敞明亮的客厅里，最引人注目的是悬挂在墙上的两幅照片，一幅是李淑一1924年与柳直荀的订婚照，另一幅是李淑一1959年与毛泽东的合影，恰与此时正坐在轮椅上看电视的李淑一构成了一个有趣的人生组合：其时间两两相隔刚好35年。
岁月的风雨，使李淑一当年那炯炯有神的眼睛和洋溢着甜蜜感与幸福感的笑脸，演变成了现实中凝滞的目光和平淡呆涩的面庞。看到我们这些来自柳直荀生活、战斗和殉难的地方的客人，老人感到十分亲切，久久拉着我们的手。当我们将一副“直言斥奸未平贼寇身早逝；荀夫尽节永教人民泪长流”的嵌字联展开并赠给她时，老人睁大了眼睛，久久凝视着联首的“直荀”二字。
笔者怀着对这位世纪老人的崇敬之情，想请她签名留念。征得同意后，柳晓昂写好“李淑一”三个字让她照着写，并“俯首帖耳”向她说明了这一意思。老人艰难地握好笔，可连续试了三次，也只在采访本上点了几个点，留下了一串似是而非的省略号和一串无法弥补的遗憾……
两年多之后的1997年6月13日，毛泽东的最后一位诗友李淑一，以97岁高龄走完了她俯仰无愧的一生，在北京安然辞世。在6月23日举行的遗体告别仪式上，朱镕基、李岚清、李铁映、罗干、王兆国、何鲁丽等领导同志，湖南省省长杨正午，以及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办公厅、国务院参事室、中央文史研究馆等送了花圈。朱镕基、李岚清等500余人在北京八宝山参加了送别仪式。
中央文史研究馆在悼词中说，李淑一“对为革命牺牲的丈夫的刻骨铭心的爱和思念伴随了她的一生，因此有了她与毛泽东主席非同寻常的交往，以及那首感天地、泣鬼神的《蝶恋花》词”。“她的一生，将永远值得我们怀念！”
李淑一驾鹤西游的次年，迎来了柳直荀烈士百年诞辰。1998年5月30日，国务院总理朱镕基致信烈士之子柳晓昂，对柳直荀烈士和烈士遗孀李淑一给予了很高评价。信中写道：“直荀同志钟三湘灵秀，成革命先驱，忠诚为党，奋不顾身，惨作王明路线牺牲，长令后人掩史太息。淑一同志忠贞不易，艰苦备尝，得毛主席《蝶恋花》一词，传诵国门，足慰忠烈。”
柳直荀烈士之子柳晓昂，几次到周老嘴为父亲扫墓。1998年11月3日，周老嘴镇隆重举行柳直荀烈士100周年诞辰纪念大会。年逾古稀的柳晓昂从北京赶来参加大会并讲话，讲话期间还几度哽咽。会后，柳晓昂来到父亲墓前，在坟上插上柳枝，向父亲三鞠躬，含着眼泪说：“父亲，您的儿子又看您来了！”在父亲墓前，柳晓昂朗读了朱镕基的信，转达了母亲生前对丈夫的拳拳思念之心，转达了毛泽东对战友的殷殷追悼之情。
父亲柳直荀离家时，柳晓昂还只5个多月。与母亲李淑一相依为命七十个春秋的他，从儿时记事的时候起，就在脑海里镌刻下这一幕：夜晚母亲由于思念父亲而暗自流泪，有时把他哭醒，母子俩抱头痛哭。在他幼小的心灵里，最大的愿望就是快快长大，好分担母亲的痛苦，让她过上幸福、愉快的生活。可是，在那风雨如晦的岁月，这一至纯而善良的愿望实现起来谈何容易。母亲退休后，柳晓昂将她接到北京，与自己一起生活，享受着天伦之乐。在母亲归天四载之后，柳晓昂即追随而去，到另一个世界陪伴母亲，形影相依。
遥想当年，湖南的四位青年男女，以杨昌济为媒介，相互之间结成了多重关系：挚友、闺蜜、夫妻、红娘……杨开慧、柳直荀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先后为国捐躯，毛泽东以庄严、凝重的笔调写下“我失骄杨君失柳”。“我”、“君”对举，十分亲切，好像倾心交谈的口吻。两“失”叠用，兼包“杨”、“柳”，抒发了对亲人、挚友牺牲的痛惜之情和深情怀念，把一杯人间的苦酒酿成了一场漫天花雨。
针对李淑一《菩萨蛮·惊梦》词中的“征人何处觅？六载无消息”，毛泽东由写实转入想象，回答了“征人”的去处：“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烈士忠魂永存，亦是对生者的最大安慰，以此回应李淑一词中的悲恸和惘然。有人曾写诗赠给李淑一：“报国无庸泪湿纱，死生不计党为家。‘柳’枝虽折‘李’犹在，千古争歌《蝶恋花》。”在词中的“我”（毛泽东）仙游二十一载之后，在即将跨入21世纪的门槛之时，“君”（李淑一）最后一个姗姗赶去，到天国与先她而去的亲人和故友相会，与诗国盟主继续酬唱奉和，为绵延大半个世纪的人间传奇画上了句号。
在李淑一寿终正寝的当天，其侄女黄昕和侄女婿邱昶和泪写下96句长诗（暗合李老享年96大寿），题为《君随杨柳去 千古蝶恋花》，发表于1997年 7月28日《人民日报》（海外版）上，概括了李淑一不平凡的一生，以及她与毛泽东的真挚情谊——
丁丑五月，初九凌晨。姨妈仙逝，山海悲鸣。九秩沧桑，日月慨慷。桐园女士，大任天降。相夫为国，义举一方。马日事变，结缡参商。良人远征，贤内匡襄。胡虏未平，勇赴国殇。柳絮李枝，忠义双双。主席佩慰，誉满潇湘。执教长沙，以校为家。培养桃李，教德永嘉。追忆往昔，不胜幽遐。填《菩萨蛮》，飞鸿京华。主席读毕，感慨有加。如椽巨笔，答《蝶恋花》。词中之“君”，姨妈名下。万人争谒，词坛奇葩。悠悠天地，何堪君亡！君随杨柳，长逝轻飏。广袖为舞，桂酒飘香。索寞不再，恩爱绵长。人谁无死，千古流芳！
毛泽东的《蝶恋花·答李淑一》词，感情细腻丰沛，不落窠臼，融人间至痛之哀情于超旷崇高的热情之中，交织痛失、缅怀、欢欣、慰藉于一体，集浪漫夸张、沉挚质朴、宏伟壮阔、缠绵深婉于一身，无论是在毛泽东个人的词作之中，抑或置之于历代悼亡名作之列，都能显示出光彩卓然、独步不群的姿态。该词问世后，有关的歌、舞、剧、画等也相继出现。
1957年8月21日，国画大师傅抱石作为新中国第一个美术家代表团团长率团访问东欧回国暂留北京，受邀前往陈毅元帅家做客。席间，爱好诗词的陈毅深情诵读毛泽东所作《蝶恋花·答李淑一》，傅抱石感慨良多，开始酝酿创作。有一天，他陪外宾游南京玄武湖，初春的柳条在风中摇曳，激发了他无限的想象力和创作力——用杨柳象征杨开慧、柳直荀二位烈士。
翌年7月底，傅抱石完成了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高度结合的画作《毛泽东〈蝶恋花·答李淑一〉词意图》，“以浩大壮观的胸襟，激情挥洒的笔墨气韵，使天上人间情融意汇，为革命烈士和人民革命奏起了一曲赞歌”。9月5日，该画正式入选莫斯科“社会主义国家造型艺术展”，并进京预展，中国美术家协会专门就此召开座谈会。作品发表于《新文化报》、《中国画》等主流杂志，为后来盛行的毛泽东诗意画创作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
除了1959年为北京新建的人民大会堂所绘的巨幅山水画《江山如此多娇》之外，傅抱石下工夫最多的恐怕要算1958年创作的《蝶恋花》了。傅抱石之子、画家傅二石说：“这幅画在四尺宣纸上的立轴，可算是一幅人物画，因为画面的主体是两个神话里的人物——嫦娥和吴刚。他着力刻画了这两个人物的神情、动态和衣着。因原词有‘泪飞顿作倾盆雨’句，便用他拿手的技巧逼真地画出了倾盆大雨的效果。嫦娥随着杨柳飘向太空，吴刚捧出桂花酒相迎。天上和人间是靠强劲而密集的雨丝相连接的，而嫦娥身后纷纷扬扬的柳叶更是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可说是构图处理上绝妙的一着。全画极富浪漫主义色彩，技法上大胆而富于创造，应该说是一幅很有分量的诗意画。”
为了怀念杨开慧、柳直荀烈士，1962年，中央美术学院教授王熙民精心创作了《蝶恋花》大理石浮雕。1964年8月的一天，在中国美术馆的第四届全国美展布展大厅，“深入文艺界”的江青突然来到现场，迎面看到《蝶恋花》，不由停步，眉头紧锁，质问道：那个女人是谁？当听回答说是杨开慧烈士时，江青怒目，拂袖而去。第二天，王熙民就接到作品遭退的通知，《蝶恋花》从此被打入冷宫。在新中国60周年华诞之际，第十一届全国美展的壁画作品在中央美院展出，一尊两米多高的汉白玉浮雕《蝶恋花》公开亮相，尘封了47年的艺术作品才得以与世人见面。 毛泽东诗词在中国现代诗坛上独领风骚，也吸引着一代又一代音乐工作者，激励他们谱写出一篇篇绚丽的乐章。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毛泽东诗词歌曲在历史上占据了绝无仅有的位置，虽然烙下了特定时代的印迹，但又具有超时代的艺术魅力。仅《蝶恋花·答李淑一》一词，就先后有李劫夫、瞿希贤、赵开生、卜再庭、唐再炘等著名作曲家加以谱曲。其中，李劫夫和瞿希贤均采用艺术歌曲的形式加以创作，而赵开生、卜再庭和唐再炘则分别借鉴了苏州评弹、湖南花鼓戏和京剧的音乐特色加以创作，作品均呈现出不同的韵味，各有千秋，广受欢迎。
赵开生1958年谱曲的《蝶恋花·答李淑一》，采用昆曲曲调为基本素材，以委婉而略带悲凉的情绪，起伏跌宕的旋律，使歌曲极富抒情性色彩和叙事性情境，经上海市人民评弹团演员余红仙演唱风行全国，周恩来曾给予很高评价。粉碎“四人帮”后，余红仙随团到全国各地以及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地演出，优美动听的演唱倾倒了无数观众，一些外国媒体称赞其是“中华的神韵妙音”。
瞿希贤谱曲的《蝶恋花·答李淑一》，其旋律基本以我国民族五声调式为基础，采用了不同调式的转换，使歌曲的音乐增添了丰富的色彩和表现力。李劫夫谱曲的《蝶恋花·答李淑一》，是一首有高度艺术价值的歌曲，深沉、委婉、旷达、激情，既有浓郁的民族风格，又表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情怀，是毛泽东诗词歌曲中难得的好作品。
在“文化大革命”中，以往的抒情歌曲几乎全都被批判为“黄色歌曲”、“靡靡之音”，大批优秀的作品遭到封杀，全国上下一时无歌可听、无歌可唱。在这个特殊时期，毛泽东诗词歌曲作为可以公开演唱的抒情歌曲，自然而然地填补了这个空白，成为当时的流行歌曲。虽然“诗词歌”没有对“文革”的针对性，但它毕竟也算是“最高指示”，因此，正如一些“毛主席语录”被人们各取所需地用于不同目的一样，一些“毛主席诗词歌曲”也被派上了不同的用途。
在“文革”大规模武斗期间，战死的人都被本派视为“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而牺牲”的“革命烈士”，通常都要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会后一般还要车载遗体游行示威。在这样的追悼会和游行、祭礼中，《蝶恋花·答李淑一》便成了“追悼烈士”的通用哀乐。因词中有烈士上天后“吴刚捧出桂花酒”的句子，当时一些人说起某人在武斗中被打死了时，便有“喝桂花酒去了”的戏谑说法。
关于这首歌，还有一个有趣的传说。据著名经济学家杨小凯在《牛鬼蛇神录》中所述，1967年春，毛泽东下令把关押的“联动分子”全部释放。在接见被释放的“联动分子”时，江青要求他们改变反动观点，“而我们的同志的回答却是齐声唱起歌曲《蝶恋花》，把我们‘敬爱的江青阿姨’气得吐不过气来！”
历史翻过了新的一页。这首“江青最忌恨的歌曲”，在新时代仍然绽放着独特的艺术魅力，成为音乐舞台上百听不厌的保留节目。李谷一、张映哲、宋祖英等众多著名歌唱家，用不同风格演唱过《蝶恋花·答李淑一》，给这首歌曲的诠释注入了新鲜血液和时代气息。他们的成功演绎，使得毛泽东诗词歌曲不仅风靡于歌唱舞台，更是走进了千家万户。《蝶恋花·答李淑一》这首脍炙人口的歌曲历久弥新，将千秋万代传唱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