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花前月下，喁喁私语，卿卿我我，男欢女爱是情窦初开的人生第一佳境；琴瑟和鸣，长相厮守，相濡以沫，白头偕老是人类情爱史上的另一境界的话，那么，这种芸芸众生都能享受到的正常生活，对于李淑一来说却是那样近乎残酷的吝啬。 然而，正是这种“吝啬”，在风雨飘摇之中，却让李淑一用血泪和汗水演绎出了一段艰苦备尝、忠贞不贰的爱情佳话。
李淑一与柳直荀早年有约，一定要培养两个子女到大学毕业。在一天天的盼望、期待和思念中，李淑一把孩子拉扯长大，抚养成人。饱经风霜和劫难而后渐露曙光：女儿柳挹群1945年毕业于湖南国立师范学院音乐系（后定居美国），儿子柳晓昂1950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后在国家计委工作）。
李肖聃1951年在病中赠长女李淑一的诗中，对她的那份忠贞和执著倍加赞赏：“谁如仙子舞灵葩，门有阿仪蕴圣华。崭角佳儿通电掣，知音娇女在天涯。自夫亡命归依母，哀父衰年又顾家。弟侄百端都累汝，他年应作画图夸。”她也得到了毛泽东主席“抚孤成立，艰苦备尝，极为佩慰”的称赞。
毛泽东一直关心李淑一一家。早在延安时，他就向从长沙来的同志打听过她的情况。新中国成立后，他又先后打电话问安，还派儿子毛岸英以及杨开智、王海容等亲属前去看望，并询问她生活有什么困难。李淑一感慨地说：“毛主席运筹国家大事，还对我这样无微不至的关怀，使我感激之情无以名之。”
李淑一教授国文和历史多年，学识渊博，能诗善文。有鉴于此，新中国成立初，有人请求毛泽东将她推荐到中央文史馆。揆情度理，以毛泽东与柳直荀和李淑一的情谊以及他所处的地位，向一个部门推荐一位先烈遗孀又有何妨。再则，把李淑一这样一位有功有才之人举荐到文史馆工作可谓才尽其用，并不违反原则。可是，毛泽东却因曾几荐未纳而选择“未便再荐”，把原因归结为“文史馆资格颇严”。为此，1954年毛泽东致信秘书田家英，宁肯以自己的稿费相助。
从古人“外举不弃仇，内举不失亲”，到伯乐相马，再到赛场选马，其要都在一个“公”字。毛泽东不因私谊而废公事，不因感情而弃公道，正是对公与私边界的严格恪守。毛泽东的“未便再荐”，折射出一代伟人的清风与正气，形象生动地告诉领导干部什么叫公正处事，该如何秉公用权、公心对人。习近平总书记告诫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为的就是涵养共产党人的尚公、奉公精神，以严护公道、以严守正道。
中国科学院院士汪猷，是李淑一的妹夫。作为中国科学界的代表，他曾七次见到毛泽东。1955年底，正在北京开会的汪猷应邀来到中南海，宴会时与毛泽东同桌，说起了李肖聃。当毛泽东得知他是“李老师”的女婿时，马上关切地问起李淑一的近况，说起李肖聃的学识和为人，谈起当年难以忘怀的往事，还不时给汪猷夹菜。
从这些细节中，汪猷真切地感受到了毛泽东的不忘旧情，也感受到了领袖的博大胸怀。在旧中国贫困潦倒以致失业的他，在新中国受到领袖的亲切关怀，他的心中产生了强烈的对比感。这种感受使他心中升起一种把自己的一切献给社会主义祖国的崇高情感，从而为促进中国有机化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世往日迁，沧海桑田。可对亲人故友的怀思，永远是生者心中一个难解的结。1957年l月，《诗刊》创刊号首次刊发毛泽东在“马背上哼成的”诗词18首。时任长沙市第十中学语文教员的李淑一反复朗读，爱不释手，抚今思昔，不胜感慨。她回想起当年毛泽东曾填过一首《虞美人》词赠给杨开慧，但她只记得开头两句了，于是便给他写信索取词的全文，以慰思念故友之情。同时，还附上她在1933年夏填写的《菩萨蛮·惊梦》一词，送请毛主席指正。
5月11日，毛泽东给李淑一亲笔回信，洋洋洒洒写了4页信笺。针对老友来信中的一句“好久未写信向您请安了”，毛泽东在回信一开头便提出了严肃“批评”：“过于谦让了。我们是一辈子的人，不是前辈后辈关系，你所取的态度不适当，要改。”意思是说李淑一不应当用“请安”的字眼，足见毛泽东的谦逊、坦诚和亲切。
“大作读毕，感慨系之。”读到李淑一的词后，毛泽东的心潮跌宕起伏，几十年来的新思旧念一齐涌上心头。几个月前，他刚刚为女英雄刘胡兰重新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此刻，又使他追思起另一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女性——自己的爱妻杨开慧。李淑一信中所提到的那首凝结着他与杨开慧美好爱情的《虞美人》词，一直珍藏在他心田里，并一直不愿向外公开。
对于这首词，三位知情者中，杨开慧已魂飘天国，不可能再“泄密”。面对老友的请求，毛泽东这样解释说：“开慧所述那一首不好，不要写了罢。”如今看来，毛泽东所说可能是托词，有其难言之隐。李淑一的来信，触动了他那根敏感的神经。端坐在书桌前，这位被剪不断理还乱的感情生活困扰着的花甲老人，对先前那清纯的婚姻生活，对杨开慧的真挚爱情，发出了声声感慨。他神思飘然，几十年的眷恋之情凝聚笔端，写下了别具一格、情真意美的悼亡之作，这就是“有《游仙》一首为赠”，接着便抄录于信中，但没有说明用的什么词牌。
“卅年化雨鱼离水，一阕新词《蝶恋花》。”收到毛泽东的来信和赠诗后，李淑一的心灵得到了极大的慰藉。她认为该词情文并茂实为不朽之作，就在课堂上向学生作了详细讲解。学生们相互传抄，这首词便传开了。
有人请求拿去发表，李淑一表示：“这是私人唱和，如果要公开发表，得经过毛主席同意。”征得同意后，《蝶恋花》词最终首先公开发表于1958年1月1日湖南师范学院院刊《湖南师院》（今《湖南师大报》前身）第四版文艺副刊版，成为唯一一首经毛泽东本人同意，首先在地方刊物尤其是内刊发表的作品。随后，《文汇报》、《人民日报》、《诗刊》等报刊相继转载，一时间轰动全国，并传到了国外。李淑一也因此收到了国内外许多来信。
1958年1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时，题为《蝶恋花·游仙，赠李淑一》。同年《诗刊》1月号（25日出版）刊载时，题为《蝶恋花·游仙（赠李淑一）》。1963年1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毛主席诗词》时，征得毛泽东同意，删去“游仙”，改“赠”为“答”，成为今题。李淑一赠诗在前，毛泽东作“答”在后，这样就更合乎情理，按照李淑一的说法是“更切词意了”。
另需说明的是，当时毛泽东诗词有竖排和横排两种类型的版本，在横排表示词牌和词题的关系时，有用圆括号的，有用方括号的，还有用破折号的，“百花齐放”。后来，随着标点符号中引进了外来的间隔号（·），书写和排印才逐渐统一和规范化。
毛泽东所作的这首词，初题《游仙》，信中还特地解释说：“这种游仙，作者自己不在内，别于古之游仙诗。但词里有之，如咏七夕之类。”这里所说的“咏七夕”指的是宋秦观的《鹊桥仙》，词中云：“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词里写牛郎织女在七夕相会，只是讲仙家生活，作者自己并不在内。而毛泽东的这首词，用新鲜奇特的想象，开辟了亘古未有的新意境，时而现实，时而仙境，腾挪跌宕，神采飞扬，使缠绵哀怨的或虚幻附会的这一游仙诗体裁获得了新生。充溢于其中，最可歌可泣、最打动人心的，是浓郁的仙情与对烈士的缅怀和崇敬之情。
《蝶恋花》作为词牌名，取自梁简文帝萧纲诗句“翻阶蛱蝶恋花情”，双调，上下阕同调，押仄声韵，共60字。王臻中、钟振振主编，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鉴赏》诠释《蝶恋花·答李淑一》词曰：“本篇守谱押用一部仄韵，句句皆叶。按‘柳’、‘九’、‘有’、‘酒’、‘袖’与‘舞’、‘虎’、‘雨’本不同部，此盖用方言取叶。毛泽东同志1958年12月21日批注道：‘上下两韵，不可改，只得仍之。’”这是毛泽东诗词中唯一上下阙不同韵的词，诗人宁愿转韵也要用《蝶恋花》这个词牌。正是由于他能正确处理继承与创新的辨证关系，恰当突破旧韵律，而作点灵活变通，达到了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统一。
从毛泽东回信的手迹中还可发现，过录《蝶恋花》一词时发生了以前从未有过的现象：错字、掉字和重句，足可看出他当时运笔时不平静的心情和对杨开慧的深厚感情。他刚写了“我失”两个字，就不由自主地写了个“杨”。是的，他失去的，是他亲爱的夫人杨开慧。他回过神一看写错了，而如果在“杨”字前另添写“骄”字似为不恭，因此在“杨”字上工工整整地圈了一下，重新写上“骄杨”。在写这第二个“楊”（繁体）字时他仍心潮未平，“日”中间的一画抖动了两次，真是写“楊”惊心了！
而当写到“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这里时，毛泽东好像被长袖舞空的场面陶醉了，不自觉地又写了一个“忠魂舞”，而且写得是那样认真！打上句号后，遐思返回大地，他清醒过来，一看多写了，就圈去了重复的“忠魂舞”。再看，还漏写了个“娥”字，就势加上后，才接着写。在写下“泪飞”后，他把浓烈的情思和沉稳的理性压缩在一起，一笔一顿，一画一念，跌跌宕宕地写完了“顿作倾盆雨”。
对照毛泽东的复函可以看出，广为流传的《蝶恋花·答李淑一》词手迹，其实并非毛泽东单独书写，而是根据其信中的赠诗与信末的署名和日期拼合而成，并且有几个版本。对照起来看，都改动了原来的书写格式，一是改变了词首字的上下位置，二是改变了原作的分页方法。
1962年9月1日，在中南海菊香书屋，毛岸青、邵华请求父亲书赠《蝶恋花·答李淑一》词，作为对母亲杨开慧的怀念。毛泽东悬肘奋笔，写下“我失杨花”。毛岸青和邵华以为父亲下笔有误，加以提醒，毛泽东深情地说：“称‘杨花’也很贴切。”这就是我们如今所见到的“杨花”版，无标点符号，整篇一气呵成。“骄杨”——“杨花”，情感丰富、文思泉涌的毛泽东何故在这两个字上反复游移，大做文章，这也许是他留下的又一个永久的谜了。或许，在毛泽东的形象思维中，那“轻飏直上重霄九”的正是杨花和柳絮，正是烈士忠魂的物化象征。
另有一幅鲜为人知的毛泽东手书《蝶恋花·答李淑一》词“骄杨”版，有标题，有标点符号，标题说明中有“淑一以一首《蝶恋花》赠我，是她怀念她的被国民党杀害的柳直荀同志——她的丈夫而写的”之说。所署时间为1961年10月16日，当在“杨花”版之前，词未写有“赠给胜利”字样。
应该指出的是，毛泽东在小序中误记了词牌，李淑一所写的那首词，不是《蝶恋花》，而是《菩萨蛮》。另外，毛泽东在这里提到柳直荀是“被国民党杀害的”。无独有偶，美国学者特里尔著、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5月出版的中译修订本、全球销量最大的《毛泽东传》，在谈到《蝶恋花·答李淑一》词时，也把柳直荀之死与杨开慧之死相提并论：“毛的这首词是答赠他的一位友人（同毛一样，她的爱人也是在三十年代死于蒋介石的屠刀之下）的。当时他们四人同在湖南从事共产党活动。”
新中国成立后，书报中也不时出现柳直荀被国民党、被蒋介石杀害的说法。李淑一便写信询问内务部长谢觉哉。他1956年4月26日回信说，“估计直荀同志是在战斗中死的”，“牺牲地点是沔阳或监利”。因为是作为烈士的证明材料，李淑一当时把信交给了湖南省的民政部门，拿走前还拍了照片。此后，包括毛泽东诗词注本在内的很多出版物都说柳直荀在“洪湖战役”中牺牲。
最早发表《蝶恋花》词的《湖南师院》，在《关于毛主席词的说明》中说：“柳直荀烈士是毛主席的老战友，1932年9月牺牲于湖北洪湖革命战争中。”6天之后的《人民日报》以及24天之后出版的《诗刊》刊载时，“编者注”不知何故改为了“1933年在湖北洪湖战役中牺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12月出版的《毛主席诗词》沿袭这一说法，直到1974年3月版和1976年1月版只是把牺牲时间改为“一九三二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