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兴亡，匹夫有责。”1919年5月4日，在首都北京爆发的震惊中外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犹如在黑夜沉沉的中国发出的一声响亮春雷，立即震动全国，“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吼声响彻大江南北。消息传到湖南，全省人民群情激奋。时任长沙修业小学历史教员的毛泽东领导的新民学会，成为长沙学生运动的中坚力量。一向密切关注国事的柳直荀，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以满腔的爱国热忱，投身于五四狂飙之中。
作为雅礼大学学生会会长的柳直荀，带头组织进步同学，冲破学校的禁令和阻挠，参加新民学会组织的“五七”国耻纪念游行，可游行队伍被反动军阀张敬尧派军警强行驱散。柳直荀满腔悲愤，无法抑制。
回到学校后，望着那被高墙铁门紧围的尖脊拱窗的洋楼，柳直荀仿佛看到一个个帝国主义恶魔在朝他狞笑。他领着几个进步同学，不顾重重阻拦，又将“请救国家之危亡！”“打到列强！”“日本佬，滚回去！”等红红绿绿的标语，贴到校园的墙壁和电线杆上。五四运动的滚滚洪流，终于冲进这个平静得像古井般的“独立王国”，激起壮阔的革命波澜。
上面提到的张敬尧，1918年3月率北洋军入湘当上湖南督军兼省长后，他的三个兄弟张敬舜、张敬禹、张敬汤也“鸡犬升天”，当官作恶。他们取的是圣贤帝王的名字，干的是磨牙吮血的勾当，时谚称：“堂堂乎张，尧舜禹汤。一二三四，虎豹豺狼。”湖南人民从心底发出共同呼声：“张毒不除，湖南无望。”
为了遏止北京五四爱国运动扩展到湖南，张敬尧严密封锁消息，扣发北京发来的电报，同时采取高压政策，借“过激党”之名大肆搜捕爱国学生。但是，群众的爱国情绪愈益奋发，学生的爱国运动进一步发展。
5月中旬，北京大学的学生运动骨干邓中夏，受北京学生联合会委派回到故乡湖南联络，并商讨改组湖南学生联合会问题。经过毛泽东等人的紧张筹划，5月28日，湖南学生联合会以它崭新的姿态宣告成立，会址设在长沙落星田湖南商业专门学校。由于毛泽东已不是学生，会长由该校学生、新民学会会员彭璜担任。为了方便工作，毛泽东从修业小学搬到这里居住，日夜忙碌着。这时，湖南学联就成了这一场斗争的前线指挥部，毛泽东成了“这个富有战斗性的新的学生组织的实际领导者”。
作为湖南学生联合会的重要成员之一，柳直荀与毛泽东一起，废寝忘食，奔走于各学校之间，开展爱国宣传活动。著名诗人萧三在回忆中说：“湖南学生联合会的负责人彭璜、柳直荀等，都是毛泽东同志的朋友、新民学会会员。毛泽东同志自己实际参加领导学联的工作和长沙以及全省的蓬蓬勃勃的革命运动。”柳直荀也立马横刀，冲锋陷阵。
湖南学生联合会成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发动长沙各校学生于6月3日实行总罢课，声明要“力行救国之职责，誓为外交之后盾”。各县学生纷纷响应，风起云涌的学生爱国运动席卷全省。然而，张敬尧贴出杀气腾腾的《告诫学生训令》，居然将学联的罢课宣言全部覆盖。
年逾不惑的楚怡小学教员何叔衡念着“训令”，冷笑着说：“嗬！‘张毒’真想下毒手了！”大家怒气冲天，柳直荀也气愤地说：“什么‘省长训令’、‘督军命令’！我们一概不理它！照样游行示威！”湖南一师学生夏曦等人也齐声说：“对！我们搞我们的！”只有毛泽东没有做声，他在默默思索着如何实行民众大联合。
此时，雅礼大学的“洋大人”们也横施淫威，倾巢出动。他们称雅礼是外国人办的学校，省学联管不着，企图阻止学生罢课，并扬言要将柳直荀等几个学生开除。平时沉默寡言的柳直荀义愤填膺，义正词严地说：“救亡图存，匹夫有责。国家陷于沦亡，岂止学籍被开除，连生存亦将难保。我们别无选择，唯有抗争到底！”柳直荀和同学们毫不畏惧，据理力争，校方无可奈何，又实在抓不到什么别的把柄，只好不了了之。柳直荀大手一挥，同学们一排排昂首挺胸地走出了雅礼大学的校门。
为了扑灭学生的爱国烈火，张敬尧命令各校提前考试，提前放假，以瓦解学生组织。湖南学联针锋相对，立即作出决定，号召“既经罢课，就绝不受试。”放假期间，柳直荀多次带领讲演团，到长沙城里几个学校和东乡一带开展宣传活动，声泪俱下地控诉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罪行。
抵制日货也是学联的中心内容之一，柳直荀参加并领导了这一斗争。在6月25日的数千人抵制日货示威游行和7月7日的近万人烧毁日货游行示威大会中，柳直荀高高的个子，光亮的头皮，跑前跑后忙个不停，十分引人注目。
在开展爱国宣传和抵制日货的同时，柳直荀和校内的爱国同学一起，吸取北京、上海等地经验，在雅礼大学校园也成立了一个“救国十人团”，并开展“爱国储金”活动，学生们“减餐捐款，为国储蓄”，分途挨家挨户宣传国耻之重，日货之害，提倡国货。看到群众的反帝爱国意识日益高涨，柳直荀兴奋地说：“中国好比一头睡着了的狮子，一旦醒来，就无敌于天下。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唤醒民众。现在，我们的民众正在觉醒！”
在毛泽东的推动下，由湖南学生联合会发起的湖南各界联合会于7月9日成立，它以“救国十人团”为基层组织，实现了湖南历史上第一次全省各界大联合。7月15日，在400多个救国十人团的基础上，湖南各界救国十人团联合会筹委会成立，柳直荀被选为副总干事。他的工作更加繁忙了，经常往返于各学校、工厂和街道之间，有时甚至通宵达旦。
“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他的生。逆他的死。”7月14日，湖南学联创办、毛泽东任主编和主要撰稿人的《湘江评论》创刊号横空出世，首印2000份，当天销售一空；加印2000份，不到3天也告售罄。从第2期起改印5000份，这在当时的湖南其印刷量是很大的，但仍不能满足需要。柳直荀不仅自己阅读，热情宣传，还将刊物寄给在国外的朋友，以扩大影响。
《湘江评论》以其精深的议论、彻底无畏的战斗风格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反响，自然也引起了反动派仇视，只出到第4期（第2期附有《临时增刊》第1号），第5期刚刚印好尚未发行，8月上旬就被张敬尧查封，其主办者湖南学联也同时被勒令解散。
“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毛泽东不再认为强健个人体魄是解救中国之关键。帝国主义是军阀的后台，军阀是帝国主义的走狗。面对张敬尧的残暴行径，毛泽东明确地把驱张运动视为爱国运动的继续和深入。早就痛恨张敬尧并与其进行过斗争的柳直荀，在毛泽东直接指导下，进行驱逐张敬尧的秘密活动。
湖南学联被解散后，毛泽东和学联的一些骨干分子住到了湘江对面的湖南大学筹备处——岳麓书院半学斋，转入地下活动。一天，从城里过来的夏曦讲起了张敬尧强迫一女校长为妾的丑闻，朋友们听了十分愤怒，很多人主张上街游行，声讨“张毒”，柳直荀是最为激烈的一个，他大声吼道：“走！到督军署去，闹它个天翻地覆！”
被毛泽东评价为“叔翁办事，可当大局”的何叔衡，连忙按住柳直荀的肩膀，示意他说话轻一点。这时的他才猛然意识到，毛泽东正在里面的一个小屋经受着煎熬——他最爱的母亲刚刚去世。大家都放低声音，想让毛泽东安静地休息。
突然，房门开了，毛泽东像往常一样大步走了过来。他问柳直荀：“你刚才声音蛮大的，又听到了什么新闻？讲给我听听。”柳直荀有点抱歉地说：“没有什么事，我们在扯乱弹呢！”可他的眼睛瞒不过毛泽东，他接着与大家讨论起了搞“民众大联合”的事情。毛泽东安排柳直荀到铁路工人里面去、夏曦到黑铅炼厂和造币厂去，他自告奋勇地去找码头工人……
经过一段时间的宣传、发动，长沙城又突然活跃起来了。10月下旬，湖南各界救国十人团联合会正式成立，柳直荀当选为总干事。11月16日，在毛泽东的领导下重建湖南学生联合会，恢复公开活动，柳直荀当选为评议部部长，负责重要决策。成立大会发表了重组宣言，提出湖南人民对于国事应“自主自决”，与媚日卖国的张敬尧公开叫板，按何叔衡的说法，叫作“给‘张毒’下了一份战表”。
12月2日，重新恢复的湖南学联联络各界代表齐集教育会坪，举行第二次焚毁日货示威大会。作为这次活动的组织者和指挥者之一的柳直荀，一改平日穿着土布长衫光着和尚头的模样，而是特地穿着一身藏青色学生制服，戴着崭新的学生帽，跳上用几张方桌搭起的台子，对着上万的人群发表演讲。此时的他，口若悬河，声如洪钟，不时赢得阵阵掌声和欢呼声。突然，张敬尧的四弟张敬汤率领军警千余人端着刺刀和长枪包围会场，张敬尧骑马带领一连大刀队挥动着大刀冲进会场……
张敬尧的野蛮武力镇压，更加激怒了湖南人民，全省以此为导火索开始大举驱张。在毛泽东的组织领导下，柳直荀等学联骨干和各界联合会负责人立即召开一系列紧急会议，研究对策。12月6日，学联公开发表“张毒一日不去湘，学生一日不返校”的驱张宣言，长沙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一致总罢课。毛泽东在楚怡小学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组织各界驱张代表团，分赴北京、天津、上海、武汉、广州、衡阳等处请愿联络，争取全国的同情和支持。毛泽东亲率代表请愿团赴北京，何叔衡去了衡阳……
根据安排，柳直荀和夏曦留在长沙，主持平民通讯社，并负责与赴外地的代表团联系和筹款，四方奔走，继续发动群众。柳直荀利用父亲柳午亭的声望，联络在长沙的省议员、名流和绅士，搜集有关张敬尧的罪行材料，组织有关揭露“张毒”的通讯。
手无寸铁的小学教师，挑战手握重兵的一省之督，在常人眼里无疑是一场“小石头”与“大水缸”的碰撞。然而，碰撞的结果是，“小石头”砸烂了“大水缸”。在四面楚歌和八方声讨之中，张敬尧于1920年6月狼狈逃出长沙，灰溜溜地滚出湖南。第一次成功领导驱张这一有广泛社会影响的政治运动后，毛泽东作为一颗政治新星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柳直荀也在斗争中崭露头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