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沙的5年多时间里，“板仓杨”这块铜牌跟随杨昌济先后换了四五个地方，可不管这块铜牌挂在哪里，都有一批青年学子寻踪而来。1918年6月，这块铜牌挂到了北京鼓楼后豆腐池胡同9号。应校长蔡元培之聘，杨昌济任北京大学伦理学教授。17岁的杨开慧随全家迁居北京。
新民学会成立两个月后，毛泽东就从湖南一师毕业，从此结束了他“六年孔夫子，七年洋学堂”的学生时代。先期到京的蔡和森同杨昌济商量后，两次致信毛泽东“促驾”，说“师颇希望兄入北京大学”，“杨师自是喜兄来寓”，终使他下定决心赴京。
同年8月，毕业才两个月的毛泽东第一次来到向往已久的北京，他既是为解决工作问题而来，也是担任湖南赴法勤工俭学青年的“驻京办主任”。他先去“板仓杨”寓看望恩师，并在这里留居。可是，毛泽东既没有按照杨昌济的意愿报考北大，也没有选择出国，他品尝到了在小池塘中为“大鱼”而放入江海做“小鱼”的痛苦：没有工作，身无分文。他被杨昌济推荐到了北京大学图书馆，并在这里工作了半年之久。
“板仓杨”寓不仅是毛泽东的藏身之所，更是他精神上的栖息之地，他还收获了一份珍贵的爱情。毛泽东后来回忆说：“故都的美对于我是一种丰富多彩、生动有趣的补偿。”“也是在这里，我遇见而且爱上了杨开慧。”
1920年初，杨昌济病重住院，仍致信好友章士钊，推荐毛泽东和蔡和森：“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1月17日，病魔夺走了他50岁的生命。毛泽东以半生半婿的身份参加了守灵，并倾力帮助料理丧事。
1月28日，《北京大学日刊》发表李肖聃文章《本校故教授杨怀中先生事迹》称：先生“在长沙五年，弟子著录以千百计，尤心赏毛泽东、蔡林彬”（即蔡和森），“海内友朋爱子如怀翁者，殆无第二人”。美国学者特里尔在《毛泽东传》中如此评说：“作为老师、朋友、岳父，杨对毛的影响是别人无法相比的。”
与杨昌济、柳午亭一道束装东渡的晚清秀才李肖聃，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回国后，曾做过司法总长梁启超的秘书和代笔，其文多收入《饮冰室文集》中。1917年冬，李肖聃从北京回到湖南，曾在杨昌济家住了数日。有一次，他问老友：“学生中亦有奇士乎？”杨先生告之：有毛生泽东、蔡生和森均能“忍劳苦，制嗜欲……非常人也”。自此，李肖聃对毛泽东特别器重和赏识。杨昌济还对毛泽东说：“你的文章要送给李肖聃先生看。”毛泽东因此时常到长沙顺星桥登门拜谒李肖聃先生。返湘后的李肖聃不乐从政，以教书卖文为生，任教于湖南大学讲授儒家经籍、古文及文学史等课程，兼任省会中学国文讲席，也是湖南教育界的大腕。
杨开慧随母亲和哥哥等扶父亲灵柩南归，回到长沙后，因其剪掉辫子留了一头齐耳短发，“男不男女不女的”，被看成“过激党”，学校不收。在福湘女子中学兼教国文的李肖聃仗义执言：“什么‘过激党’不‘过激党’？她是我朋友的女儿，朋友死了，我就得照料，出了事由我负责！”杨开慧这才于1920年春进入福湘女中选修班就读。杨开慧比李淑一个子高，李淑一坐五座，杨开慧坐同一行的八座。两人都寄宿在校，住在同一寝室，床挨着床。两位同庚姑娘也从此成为同窗好友，形影不离。
入学后的第二天清晨，学校还没敲起床钟，杨开慧就飞快起床，提着一桶冷水，到浴室里洗冷水浴。李淑一发现后，惊奇地问：“春寒似剪呐，你冷不冷？”回答是：“不冷，我已经洗了好几年，洗惯啦！”在操坪里做完体操后，杨开慧很快洗了个脸，整整头发，还用手在脸上擦一擦，为的是增进血液循环。李淑一好奇地问：“开慧，你这是擦的什么粉呀？”杨开慧笑了笑，风趣地回答说：“我在擦‘自来粉’哩！”一席话逗得大家都咯咯地笑起来。
后来，杨开慧和进步同学一起，在长沙城里办起平民识字班，李淑一首先出任识字班教员。参加教课的女同学后达20多人，她们自己编印教材，轮流给穷孩子们讲课，提倡抵制洋货，宣传爱国思想。
张敬尧被逐出湖南后，在外从事驱张活动的湘籍人士相继返回。7月7日，毛泽东从上海回到长沙，看望了柳直荀，谈起了驱张的成功，谈起了杨开慧，谈起了杨开慧和李淑一的友情，也谈起了眼前的打算。自《湘江评论》被封以后，他就一直觉得没有一个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的阵地。
“湖南人现在脑子饥荒实在过于肚子饥荒，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毛泽东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创办文化书社，“以运销中外各种有价值之书报杂志为主旨”。杨开慧不顾家里经济困难，说服母亲，毅然把父亲逝世时亲友送的部分奠仪费捐赠出来，给毛泽东作为革命活动经费，支持办文化书社。9月9日，租借湘雅医学专门学校的3间房子，文化书社在长沙潮宗街56号正式开张营业。
为了壮大声势，毛泽东硬是请了新任湖南省长兼督军的谭延闿为文化书社亲笔题写牌匾并剪彩，一时人来人往，热闹非凡。毛泽东、易礼容等在门口接待前来道贺的嘉宾，杨开慧、柳直荀等在柜台上忙个不停。后来，柳直荀成了这里的常客，经常到此购买和阅读各种宣传马列主义的书刊，有时还替店里义务帮忙。他还经常向周围的同学推荐文化书社及其书刊，他所在的宿舍变成了传播革命真理的阵地。
文化书社纯属文化传播性质，与商业谋利无关。文化书社这张“网”，不仅是文化传播网，同时也是革命联络网。经营文化书社，是毛泽东为自己从事的秘密活动寻租地盘。文化书社的成功，也增进了毛泽东的务实精神与兴趣。是年冬，他受陈独秀委托，在湖南创立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文化书社成为他筹备活动的联络地点。10年后，身为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的谭延闿后悔地说：“晓得如此，我当时剪么子鬼彩啊，还不如把他抓起来枪毙了。”
1920年9月，毛泽东应聘担任湖南省立第一师范附属小学主事（校长）。“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毛泽东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道路。他开始以主要精力从事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组织俄罗斯研究会，团结和培养革命骨干。
柳直荀经常参加俄罗斯研究会的活动，直接聆听毛泽东讲述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他认真阅读马列著作和介绍马列主义的文章，牢牢记住了《共产党宣言》中的这句话：“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10月，毛泽东在组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同时，也在审慎物色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发展对象，采取“注意找真同志，只宜从缓，不可急进”的建团方针，然后再从中选择优秀分子充实共产主义小组。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最快意的事情，大概是呼朋携友，观览名胜古迹了。在他的提议下，杨开慧与柳直荀商量，利用青年喜欢游山玩水的特点，组织“星期同乐会”，每逢星期日组织郊游，吟诗作文，交流思想、工作和学习情况，有时也邀请信仰无政府主义的人参加。毛泽东借机经常向大家宣传马列主义和先进文化思想。
这年深秋的一个星期天，杨开慧约了一批同学，和毛泽东、柳直荀邀集的十多位青年在灵官渡会合。渡过湘江后，登上岳麓山顶，一路纵情谈笑，来到云麓宫，大家被庙内大柱子上的一副对联所吸引：“四面云山来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这副对联，正好表达了此时此地大家的心情，不觉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彼此会心地微笑，莫不沉浸在登高望远、忧乐在心的思潮之中。他们或席坐草地，或徘徊树下；或热烈讨论，评论时事；或畅谈心得，吟诗抒怀；或敞开心扉，交流思想。青年们非常敬佩毛泽东，今天有机会又同他在一起，讨论得格外起劲。
自此以后，他们每周都搞一次这样的郊游，并且还排了次序，“轮流坐庄”，每次由一个人负责召集。长沙近郊的名胜古迹，到处留下了“星期同乐会”会友们的足迹。他们相聚天心阁，纵论爱国情怀；他们露宿爱晚亭，畅谈社会改造；他们泛舟碧浪湖，展望美好未来；他们击水湘江里，抒怀远大志向……在毫无拘束的讨论和交流中，毛泽东寻找“真同志”，在谆谆善诱中，引导青年信仰马列主义，走上革命道路。
杨开慧满腔热情地参加毛泽东进行的一系列革命活动，竭尽全力支持，成了他工作上的得力助手。有时候郊游，她还夹着一包书笑盈盈地走来，向会友们推荐文化书社新到的进步书刊。杨开慧在工作中不断锻炼成长，1920年冬成为全国最早的一名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女团员。柳直荀也和刘少奇等成为最早的一批团员之一，入团以后，他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更加刻苦地学习马列主义，更加热情地投入到各种实际斗争中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