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认为人的才学不单来自书本，“才有从学问一方得者，有从阅历一方得者”。因此，他不仅如饥似渴地向书本求学问，读“有字之书”，而且还走出校门，面向社会，读“无字之书”， 即“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1916年暑假期间，毛泽东“游学”第一次来到板仓，一为向在家度假的杨昌济老师求教，二为饱览老师藏书。
一天晚上，大家坐在院子里乘凉闲谈，无意中谈起了也回家度暑假的柳直荀。杨昌济知道自己的高足此时正悉心研究体育问题，很自然地由“小柳”想到“老柳”，于是向毛泽东推荐了同世居东乡的同窗好友：“柳午亭先生也是一位体育运动的热心倡导者和实践者。他从日本留学归来一直住在高桥方塘冲。”毛泽东迫不及待地问：“这里去有多远？”“40多里。”杨开慧抢着说。
第二天一早，毛泽东就步行来到方塘冲，受到柳午亭、柳直荀父子热情接待。毛泽东除了向柳午亭请教体育、武术等方面问题外，还与他探讨了国家大事及文学、历史等方面的学问，彼此畅言，毫无拘谨，柳直荀也从中受益匪浅。在黄棠山庄楼上，作为武林高手的柳午亭还教了毛泽东几招八拳。
除此之外，在这一天之中，柳直荀与毛泽东还有些什么“互动”未见记载，但可以肯定的是加深了彼此间的友谊，黄棠山庄还吸引着毛泽东在这里留宿，或许他们俩晚上还一起出去捉过雀子、逮过山猫哩！
返回板仓后，毛泽东怀着喜悦的心情对杨昌济先生说，此行收获颇丰，“柳先生在体育的研究和实践上，都有较高的造诣，许多地方值得效法。”他专门写了一篇题为《体育之研究》的文章，杨昌济看后很为欣赏，认为是当时全国论述最全面、写得最好的体育论文，对促进中国体育教学改革具有重要意义。于是他推荐给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1917年4月以“二十八画生”之名发表出来。专家如此评论说：它“是我国最早以近代科学的观点系统论述体育的专论，开一代之风气。”
也就在文章发表的这一年，毛泽东就读的湖南一师因病致死的学生竟达7 人之多。对此，他极为不满。在为死去的同学举行的追悼会上，毛泽东写了一副挽联：“为何死了七个同学？只因不习十分间操！”这既是对死者的惋惜和生者的告诫，又是对学校当局的批评，唤醒学校和师生吸取“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的惨痛教训。
如今，我们无法获知毛泽东当时是怎样向柳午亭讨教体育问题、柳午亭又是怎样向毛泽东“灌输”他的体育思想的，但可以肯定的是，其《体育之研究》受到了柳午亭的启发和影响。青年毛泽东的方塘冲之行，不仅让毛家和柳家、李家演绎出名人交往史上友情的佳话，更在体育观上影响毛泽东的一生。而这种影响对中国、对他人生道路又产生的影响，“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体育思想和方针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毛泽东离开黄棠山庄后，柳午亭对其赞不绝口，再三对柳直荀说：“毛泽东不比常人，与之交往，以其为榜样，当得大益。”柳直荀谨记父亲教导，效法毛泽东，“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一年四季坚持洗冷水浴，每个星期二和星期五两天的下午到新河游泳，还跟父亲学过体操和拳术。他逐渐与原本虚弱的体质告别，身心日益强健，从而攒足了革命的本钱。
在与毛泽东的交往中，柳直荀也一步步领会到了其常说的“不仅要读有字书，还要读‘无字书’”的意蕴所在。逐渐地，他与毛泽东建立起更为紧密的联系。他经常参加毛泽东发起组织的各种活动，还常怀着钦佩的心情，用“怪杰”、“奇才”这些字眼，向同学和亲友介绍毛泽东以及蔡和森等这些学长和益友。他再也难以平静地坐在课堂里死读书了，而将视野投向关心校园以外那更广阔的世界。
1916年秋，柳直荀考入雅礼大学预科。除了国文外，该校全部采用美国耶鲁大学的教材，用英语授课。学校收费很高，学生都是寄宿，冬季穿呢制服，夏季穿白制服，平时都穿皮鞋。当时能进入这所洋味十足的教会学校读书的学生，大都是富家子弟或名流后代，读英文原版教材，用英语对话，很多人一副阔少爷作风，傲气十足。可柳直荀对时事与人生的兴趣，并没有因为安逸、优越的环境与条件而有丝毫消减。
柳直荀因又名克明被人称为“明少爷”，但他却没有“富二代”的派头。他常常穿着土布长衫，剃着和尚头，脚蹬方头布鞋，一副土里土气的样子。他生活节俭，待人诚恳，主动和学校的校工接触，和一些洗衣工、清洁工、理发师傅关系特别好。他与他们聊天相谈甚欢，帮他们写家信乐此不疲，还抽空教他们识字、记账、打算盘。有一次他居然把学校的地球仪搬去，热情、详细地向大家讲解世界地理知识，让他们相信了“美国就在我们的脚底下”。他还有个最大嗜好：露天睡觉，一年四季睡在学生东寝室二楼外面一个半圆形的阳台上，而学校居然还破例默许了他的这一“特权”。
中国早期的教会大学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西方传教士为传教在华开办的高等教育机构，兼备教育与宗教的性质、传教与办学的功能，传教士肩负着布道者与教育家的双重角色。雅礼大学也是这样。可柳直荀不信教，不做礼拜，不读《圣经》，并大胆冲破学校禁令，坚持阅读《新青年》等进步书刊，“追求时髦”用白话文而不用呆板的文言文写作文，还经常走访农村，了解贫苦农民的生活和劳动情况。
在利用寒假走访了长沙东乡一些农村后，柳直荀的心里受到了极大震撼。回到家里，他对母亲说：“我看到许多农民吃不饱穿不暖。我们兄弟姐妹都长大了，应该把我们小时候穿过的衣服，清一些送给贫苦人家的孩子们。”善良的母亲完全理解儿子的心情，同意了他的意见。
在学校里，柳直荀抓紧时间学习，努力钻研学术，顽强刻苦地坚持体育锻炼，积极组织集体活动，热心为同学们服务，先后被推选为学校体育会长和学生会会长。在他的带领下，雅礼的体育运动得到普及，无论是球类、田径，还是拳术、体操、游泳，都搞得很活跃。在参加毛泽东等人组织的橘子洲头、爱晚亭等地的聚会中，在“同学少年，风华正茂”的遨游中，柳直荀逐渐树立起“身无半文，心忧天下”的高尚情怀。
在那个很重视个性张扬和抒发的时代，毛泽东的周围逐渐聚集了一批志同道合、才华出众的热血青年。1918年4月14日，一个普普通通的星期天，以毛泽东和蔡和森为主要发起人的新民学会，在长沙岳麓山脚下一座竹篱斜护的古朴农舍、蔡和森寓居处正式成立。其发起原因之一为，“诸人大都系杨怀中先生的学生，与闻杨怀中先生的绪论，作成一种奋斗的和向上的人生观”。新民学会成立时的22个“基本会员”，除长郡中学学生罗章龙外，其他都是杨昌济在湖南一师任教时的先后学生。可以说，杨昌济是新民学会的精神导师。
这是“湖南上空升起的第一颗红色信号弹”。这个满怀抱负、豪情洋溢的群体，以定期开会和通信的方法，讨论国家大事和世界局势，研究十月革命经验，寻求改造中国的道路和办法。柳直荀和毛泽东保持着非常密切的联系，经常参加新民学会组织的活动，毛泽东有时也亲自到雅礼大学来找他，商量事情，安排工作。
在同工农群众的广泛接触中，柳直荀还看到广大群众以及他们的子女由于贫穷而被剥夺了学文化的权利，大多数人目不识丁，因而备受欺骗愚弄。1918年暑假，他组织雅礼大学的几位同学，借马王街修业小学的房子，办起了一个平民文化补习学校，招收没有能力上正式学校的贫苦劳动人民的子女，不收学费，还无偿发给课本和学习用品，深受欢迎和好评。许多贫苦的劳动群众看他们真心为穷人办事，不仅把孩子送来，自己也时常抽空来听课。毛泽东被修业小学聘为历史教员后，经常到补习学校来与柳直荀会晤，并对他们的教学给予指导。
在雅礼大学，柳直荀还创办和主编了《救国周报》，宣传爱国思想。每出一期，大家就沿湘江边和城内小吴门、天心阁、湘春街一带分头叫卖，售价每份铜元两枚。
1918年皖系军阀张敬尧督湘任湖南省长后，为捞取钱财，不惜出卖民族利益，准备把省办第一纱厂廉价卖给日本人。根据毛泽东“我们要紧紧抓住这一事件大做文章”的提议，柳直荀立即在《救国周报》上发表题为《湖南人民誓死反对出卖湖南第一纱厂》的声讨文章，最早揭露张敬尧的罪行，激起湖南各界公愤，致使其阴谋未能得逞。
初生牛犊不怕虎。这张小小的《救国周报》便成了张敬尧一伙的眼中钉，只办了4期就被禁止发行。柳直荀也遭特务捉拿，在湘雅医院同学张维那里躲了几天才回学校。据柳直荀的同班同学、曾任长沙市政协副主席的袁鹤皋回忆，有一次，柳直荀还护送毛泽东到湘雅医院，以躲避张敬尧逮捕，并与张维、龙伯坚商量，让毛泽东住进了病房，几天之后才设法离开。
“在行动中去学习，在学习中去行动。”柳直荀在本子上端端正正地写下了这句话。在毛泽东的影响、感召和指导下，柳直荀逐步走出课堂，奔走呼号，摇旗呐喊，在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初步交锋的实践中，开始树立起为改造黑暗的中国社会而献身的人生观。他认为，成就任何事业，都要有坚强的毅力。他经常勉励自己：“最后之成功，当归功于最后之努力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