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清宣统《长桥柳氏族谱》载，柳氏系长沙望族，其鼻祖为“坐怀不乱”的“和圣”柳下惠。元大德年间，柳下惠后裔柳庆叟由湖南浏阳徙居长沙长桥沙溪塘山（今长沙县星沙镇泉塘街道长桥社区沙溪组），为长桥柳氏开宗之祖。从派系诗“昌世廷先启，正大克树家”来看，“克”字派为长桥柳氏第十八代孙，故柳直荀派名克明，乳名明伢子，家人和乡邻常称他为“明哥”。父亲为“大”字派，本名柳大谧，字午亭，且柳午亭成为其常用名。
据柳午亭1946年所撰《自传》中说，其祖祖辈辈“皆习科举之业”，“每代专做教书的工作”。“先世居长桥之白马嘴有一个时期，稍有田产。至曾祖父因负债受逼，将其住宅及田产全寄卖去，遂成赤贫。祖父南阶公以教书积资所得，又购置方塘冲之住宅并田租十一石建十屋。”“我父襄丞公家居授徒近四十年。”世代书香，家学渊源。
21岁的柳午亭又子承父业，其教书生涯与长子柳直荀生年同步。受康有为、梁启超维新思想影响，在省城长沙做了5年家塾教师后，柳午亭辞去教职，考入实行新学的南京陆师学堂，希望能为国家整军经武、逐步强盛贡献一份力量。可修学刚满一年，他就对学堂诸事“深感失望”，愤而退学。
柳午亭与杨昌济（杨开慧之父）、李肖聃（李淑一之父）为“交情三世久，春色两家分”的挚友，3人于1903年春一道东渡日本，寻求兴邦之道。临行前，杨昌济改名怀中，意为身在异邦，心怀中土。从长沙乘船启程同行的湖南30多名留学生，其中还包括后来蹈海自杀的爱国志士陈天华，以33岁的杨昌济年龄最大，学识也最渊博，故被大家尊称为“怀翁”。
在日本留学期间，柳午亭曾陪同在日本进行“排满革命”的长沙老乡黄兴会晤孙中山，使得黄兴创办的华兴会和孙中山创办的兴中会合并为同盟会；他还曾向同乡、八拳宗师王润生学得八拳绝技，击败日本柔道家吉田道次而轰动扶桑。
经济学本科毕业、法律学研究生肄业的柳午亭，1913年应湘督谭延闿电促回国后，见民国政府换汤不换药，大失所望。他不屑与贪官污吏为伍，便揣着司法总长梁启超颁发的《大律师证书》，从京城回到方塘冲，隐居乡间，译文教书。虽然他也教过日语，但更多时间教的是体育，曾任湖南大学及湘雅医学院体育教授，体育和武术理论研究及实践反倒成了他的专业。
在当地人们眼中，东乡两家出了两个志趣相投、不愿做官的“怪人”，一个是柳午亭，另一个便是杨昌济。在日本留学时，杨昌济主攻教育学。后去英国修学，专攻哲学、伦理学，获文学士学位后，又考察游历了德国、瑞士等国，深受西方文化熏陶。1913年春归国后，杨昌济胸怀“欲栽大木拄长天”之志，数次辞谢做官而从学，以教书育人作为自己的天职。他将家从板仓冲搬到长沙城，还将一块用隶书镌刻着“板仓杨”三个大字的1尺来长、3寸多宽的铜牌挂在寓所门上，被人称为“板仓先生”。他的博学和高尚人格，像磁石一样，吸引了一批进步青年在自己周围。
杨昌济任湖南省立第一师范伦理学教员讲授修身课时，要求学生“高尚其理想（立一理想，此后一言一动皆期合此理想）”，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毛泽东很喜欢杨昌济老师的课，而且假日课余时常和蔡和森、张昆弟等同年级的同学去“板仓杨”寓，求学聆教，讨论问题。
杨昌济以他的慧眼，通过对毛泽东深入的观察和了解，发现这个性格潜沉冷静、行为洒脱不羁的湘中青年，却原来是个出类拔萃的学生、来日的栋梁之才。在1915年4月5日的日记中，他对这位“农家”学子的家世和履历作过一段详尽的记载，并作出了“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的评价，这也使得他们之间逐渐建立起一种特殊的师生关系。
与毛泽东相同的是，小他5岁的柳直荀这时也正处于求学探索时期。辛亥革命爆发后，13岁的柳直荀走出家门，到两三公里外的高桥新办的国民学校读高小六年级，这里没有了私塾中死读经书的沉闷，没有了束缚学生的清规戒律，柳直荀感到视野开阔了很多。远在日本的父亲多次给他写信，宣传欲求国家和民族振兴的民主主义思想，鼓励他精通学艺，锻炼体魄，“将来做改造社会之健将”。父亲的鼓励，给了他强大的学习动力。
1912年1月1日，柳午亭在日本会晤过的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制度，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政府。柳直荀对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充满了敬意，对肇建民国的功臣黄兴则更是引以为豪。可不久，政权便落入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手中。这些变故，让幼小的柳直荀看得眼花缭乱。不过，真正让他印象深刻的是大人们都说的“皇帝没了”。是年秋，柳直荀考入长沙的广益中学。
路，在少年柳直荀的脚下延伸。他肩挑简单的行囊和书籍，搭着轮船，风尘仆仆地赶往他所向往的省城长沙。夕阳的余晖把湘江染得血红，潮湿的空气中回荡着装船卸货的号子和汽笛声。正准备下轮船时，柳直荀突然看到，一艘悬挂着膏药旗的快艇长驱直入，将躲避不及的一只小划子撞翻，快艇上的日兵发出一串浪笑。轮船码头上，几个洋监工手持木棍、皮鞭，正呵斥、驱赶着光着膀子扛着“猪肉”、“猪鬃”等字样箱、筐的中国苦力——这就是号称开风气之先的长沙留给柳直荀的第一印象，这也给他上了生动的第一课。“我们中华民国，这是怎么了？”他嘴里喃喃着，心里疑惑不解：“父亲留学的日本，怎么是这样的呢？日本人凭什么在中国的国土上这样野蛮无理呢？”
从乡村来到城市，成为柳直荀人生的转折点，决定了他一生的方向和道路。在这更加广阔的新天地里，他认真学习数学、地理、自然常识等新鲜课程，逐渐接触了时事，还经常受到一些进步教师爱国主义思想的熏陶，眼界一下子开阔了许多。与如今的有些学生住在学区房不同，柳直荀和他的大弟柳瑟虎一起，就寄居在“板仓杨”寓，不仅不用付一毛钱房租，还有一个免费的“家庭教师”。当时是否兴补课不得而知，但近朱者赤，柳直荀得到杨先生很多指教，并同杨开智、杨开慧兄妹过从甚密，情同手足。
“贯通古今，融合中西”的杨昌济，“是一根往旧中国的躯体中输入新鲜血液的导管”，其爱国之烈、学问之深，远非村学究所能比拟。他“以直接感化青年为己任，意在多布种子，俟其发生”，注重从世界观引导学生，当然也影响到了柳直荀。杨昌济对于新文化运动和新思潮特别感兴趣，对其宣传也不遗余力。他不仅为传播新文化新思想的进步刊物《新青年》撰稿，还订上好几份，分送给各班最优秀的学生。柳直荀也是《新青年》最热心的读者之一。近水楼台先得月。每当刊物送到杨昌济之处时，他总是抢先拿起一本，聚精会神地从头读到尾，他尤其喜欢阅读李大钊和鲁迅的文章。当读到李大钊《青春》中“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把一个行将死亡的中国改造成一个青春的新国家的呼吁时，柳直荀不禁击节叫好，内心产生了强烈共鸣。
“板仓杨”寓，成了毛泽东、蔡和森等一批好学深思、力求上进的学子聚会的大本营。他们常常在星期天和节假日来到这里，畅谈治学之道，纵论天下大事，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往往一谈就是一整天，有时还在这里蹭饭。
他们的聚会吸引着杨开慧，也吸引着柳直荀，他们开始只是悄悄地坐在旁边当“旁听生”，聚精会神地谛听“大学生”们高谈阔论。可时间一长，毛泽东等人的崇高品德、远大抱负和真知灼见，使柳直荀深受熏陶、启发和教育，他开始由敬佩和仰慕到逐步融入其中。他们在一起谈论时事，抨击时政，畅谈人生，交流心得体会，彼此结下了深厚友谊。
